国民党大出棺材|瞿秋白

国民党大出棺材

　　（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

　　最近国民党的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开完了。这次会议是在“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同心协力铲除共产党的理论”的旗帜之下开的。其实国民党的反共，差不多已经有一年，即使不开这会，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也早已认清了“国民党与北方政府已能一致反赤”，而且字林西报[1]更是称赞国民党和蒋介石比张作霖和帝国主义者自己，还要“反共得力”。我们早已说过：“能一致的早已一致了，不能一致的始终是不能一致，所以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开成与否，完全是一样”。屠杀民众压迫工农，这是国民党各派都是一致的，从蒋介石到阎锡山，从邹鲁到汪精卫，都是先后一致；争权夺利互抢地盘，这是国民党各派始终不能一致的，不但广西派和蒋派、冯派等不能一致，而且各派之内也是隐蔽着互相争夺的战机。国民党从去年三月到现在，已经杀了十万以上的工农，数十万的兵士，他早就死了，早就腐烂得臭了，最近的中央会议不过是更公开的综合一切反动政策，背叛革命、混战殃民、出卖中国的行动，而建立一个纯纯粹粹的反革命的国民党的理论、组织和政制。国民党的尸身烂得发臭，烂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副骷髅，如今开此次会议，便是替国民党大出棺材，将这副死尸再大大的装扎起来，在民众面前陈列一下罢了。

　　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冲突与混战仍旧存在着。他的中央会议开成了，是否便真正能讲什么党权和统一呢？决不能的。不但不能，这次会议的决议，更明显的规定了新军阀的封建制，或者也可以称为国民党的封建制。这次会议在政制上的决定是：（一）选举了一个国民政府委员会，这一政府委员会的名单之内，包含了国民党的一切军阀政客巨头，仿佛是各派各军的联立政府。他的常务委员会以谭延闿为主席。但是政府委员会之外，还有一个军事委员会，其中也包含着各派各系的军阀首领，常务委员会以总司令蒋介石为主席。实际上，这一南京政府的实权是属于蒋介石，他的权力不过限于浙、闽等省。封建诸侯之上的天子，本来只有这样的景象。（二）因此，这次会议又决定正式设立四个政治委员会分会：一、广州的政治分会管广东、广西；二、武汉的管湖北、湖南；三、开封的管河南、陕西、甘肃；四、太原的管山西、绥远、察哈尔。这是承认李济深，程潜，冯玉祥，阎锡山的割据权。这些新军阀巨头，就是吴佩孚、张作霖之下以前所有的巡阅使，所谓国民革命军的军长，就是以前的督军。中国式的军阀封建制，这次得以孙中山的国民党印玺与以正式的分封，实在不胜荣幸之至了。

　　国民党屠杀工农，替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出力，已经是很久了。这次会议，更要公开的很坚决很“不妥协”的将一切阶级斗争的或有阶级斗争嫌疑的组织方法及宣传口号，完全取消。这次国民党的宣言上，连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词句，都没有了。打倒土豪劣绅、地主、贪官污吏的口号，自然更是共产嫌疑的口号，一概取消了。他们的组织，更是取消一切工、农、商、青年、妇女各部，只留组织和宣传两部，添了一个训练部。不但如此，原提案的民众运动委员会，也改了民众训练委员会。这是因为照国民党说来，只有军阀、党阀可以活动（如杀人、抽捐、争地盘等等的活动），至于一般民众是不准活动的，所以运动两字和民众两字联在一起，就也有共产嫌疑了。民众是不配运动的，只配国民党训练鞭策的。工人、农民部之存在，既然认为足以挑拨阶级斗争，工会、农民协会的存在，自然更应当取消，所以会中也有人提议了。——欺骗工农的假工会、假农民协会也想取消了！

　　谢谢你国民党，从此以后工农民众对于你的本相看得更清楚而明显了。帝国主义和豪绅资产阶级也必定会更加信任你了。

　　国民党为要更加坚定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信念起见，所以叫反共有功最早的戴季陶起草宣言。这宣言之中开宗明义的一句，便是：“前后三年之间，吾党同志或以思想或以行动而与共产党斗争者，不知凡几，虽已经无数之困苦与艰辛，分崩离析，而其结果则复归于共同。”这是国民党各派冯自由[2]，戴季陶，蒋介石……唐生智，汪精卫等的纪功碑。国民党是要用这种纪功碑去向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等讨赏的。所以他郑重的说明：欧洲大战之后，“最悲惨之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遂发生……于是百年来受压迫于帝国主义之亚洲民族间，亦受此强暴的赤色恐怖影响，各民族之崇高而伟大之革命的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民生发展之运动，在一时期中一部分之经过，往往失其正确健全之进展，而变为革命的发狂。”孙中山联俄、联共，接受共产党所指示之组织方法及政纲口号等而改组国民党，便是受赤化的影响，便是这种“发狂”、“不正确”、“不健全”；五卅前后的一切革命运动自然更是“革命的发狂”。如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宣言，对此不得不如此痛哭流涕的向帝国主义忏悔。他接着说：“第三国际所统治之共产主义的运动，在世界，尤其在东方被压迫民族间，实为民族独立运动之大敌，而不容须臾缓其惩创者也。”说句直截痛快的话，便是蒋介石的“与列强一致反对第三国际”。中国的大敌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不但如此，世界列国（帝国主义与东方民族）的唯一大敌都是共产党。这个总意思是说：总是俄国革命不好，俄国革命影响了中国民众，甚至于国民党也一时糊涂，大发其革命的狂，该死该死，从此之后我们国民党再不革命了，我们悔悟了，请帝国主义等恕罪。国民党宣言的总意是如此；他是：

　　（一）对封建军阀说：我们国民党并不主张平民应当取得政权，我们总理是“置重于政权与治权之分别，而最要的目的，在于建设有能力之政府。”国民党的政权是指人民可以选举等等而说，治权是说政府可以执行考试、监察、立法、行政、司法而说。人民是无智识的，是四万万阿斗似的昏蛋，治权一定完全要交给你们军阀的，所以我们国民党答应人民的民权主义是说说玩的，反正要有军政、训政等名目，可以学宣统皇帝[3]，推延九年、九十年再立宪。你们军阀是有治权的，只有你们能建立有能力的政府。你们放心罢，国民党决不主张平民起来真正执政的（内政建设是如此）。

　　（二）对宗法社会说：我们国民党现在主张一切妇女、青年、学生不准“参加政治斗争、社会斗争”，我们是主张青年学生要关起门来读圣贤之书，主张妇女只准做“博大慈祥之健全的女性”。一切守旧、反动豪绅腐朽的人，你们放心罢，我们国民党是注重压制妇女、青年的一切社会政治斗争的（教育建设是如此）。

　　（三）对豪绅资产阶级说：中国经济的破产恐慌及不能发展，并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不好，并不是军阀混战不好，并不是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不好，而是“共产党徒利用人民生活困苦，专以煽动国民间的经济的阶级斗争……于是最幼稚之新兴工业的生命，及最贫弱之农业生产的基础，益陷于倾覆破产。”我们国民党将要如何如何再行大大屠杀和压榨，禁绝农工的阶级斗争，以保护工、商、农业，从事经济建设。你们可以完全相信国民党了：你们要赚钱，国民党替你们镇压工农、共产党是可以的，多杀几万几千人，经济自然会发达了，工农会驯服的受剥削了，关税自主、废除苛税等等也就不怎么重要了（经济建设是如此）。

　　（四）对帝国主义说：我们国民党虽说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我们是准备先行“生聚教训”，然后“独立自强”，“欲人以平等待我，亦无此不劳而获之易事”。因此，我们决不学共产党的手段，例如夺回汉口租界等等，你们放心罢。“生聚教训、独立自强”，这都是三四十年前康有为、梁启超[4]公车上书[5]，以及敝党总理孙中山绝未赤化时上书李鸿章[6]的老话。这些老先生，如康、梁等，是你们帝国主义老爷们所深知；不用共产党的方法手段而用这些老辈先生的方法手段，则决不会十分侵犯你们，决不会立刻侵犯你们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三四十年，你们帝国主义不是至今还毫无损害么？这便是证据。——西洋文明的帝国主义是爱科学的证据的，实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国民党发咒不采共产党手段了，饶了我们以前发狂的罪，相信我们罢，来和我们“信奉三民主义……且握有中国实际政权之中国国民党合作”，那就天下太平了！

　　国民党的中央会议的“伟大精神”便完全表现于此了。拿着这种招牌，要去“完成北代”，北方工农是多谢多谢了。这种招牌，还说“绝非一部分的阶级利益”，还想“全党同志根本觉悟、大同团结”，——其实国民党赤裸裸的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阶级（新军阀）之中便包含着一切种种冲突！军阀的混战，在这会议后的公开割据局面之下，已经种着更深更复杂的祸根。而国民党宣言说：“今日之痛苦牺牲，即他日之庄严灿烂”，——还是要工农民众忍受“痛苦牺牲”而妄想豪绅资产阶级建设什么“庄严灿烂”呵！

　　国民党会议的大出棺材是完了，会议宣言的头衔牌，也曾经公开写着要工农民众的痛苦牺牲，而保障军阀封建宗法社会、豪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庄严灿烂。好罢，咱们看着，你们能不能保障罢！

　　原载1928年2月13日《布尔塞维克》第17期

　　未署名

　　注释

　　[1]《字林西报》，英商字林洋行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该报得到英国官方资助，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其前身是1850年8月3日创刊的《北华捷报》周刊，1964年7月改称此名，成为日报。《字林西报》出版后，《北华捷报》即改为其附刊。该报在中国共出版101年，于1951年3月31日被迫停刊。

　　[2]冯自由，原籍广东南海，生于日本。1896年加入兴中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任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1912年1月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1914年到美国负责中华革命党在美的组织。1923年在广州任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一大，反对国共合作。1925年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是其重要成员。

　　[3]宣统皇帝，即爱新觉罗·溥仪。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于1912 年2月12日被迫逊位。1917年7月1日，被张勋拥戴复辟；7月12日复辟失败。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派兵逐出故宫。

　　[4]梁启超，广东新会人。1895年5月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1913年初自海外归国后，曾担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1916年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又组织研究系，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晚年在清华讲学。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

　　[5]公车上书，1895年4月，清政府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派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上书光绪帝请求拒和，提出“鼓气”、“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还提出“富国”、“养民”、“教民”三项变法建议。因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进京，后以“公车”为进京应试者之代称，故这次上书被称为“公车上书”。

　　[6]李鸿章，安徽合肥人。1847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853年回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继而为曾国藩幕僚。1861年编练淮军，与太平军激战，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次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镇压捻军。1867年授湖广总督。1870年又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为洋务派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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