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际的报告|瞿秋白

给国际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

　　一、中国的军阀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统治

　　广州暴动之后，国民党的崩溃更加急遽。汪精卫派自从武汉政变之后，一步一步的反动，从“分共倒蒋”（宁汉政府合并的时候），进到“汪蒋合作”；从“分共以后，要做纯粹三民主义的工农运动”以及“二五减租”等等，进到封闭省港罢工委员会，进到提议“停止民众运动和对俄绝交”。这一派在广州暴动之后，可以说已完全消灭而归并到蒋派；军事上张发奎的势力几乎已被黄绍竑、李济深所消灭，他们除依附蒋派外别无出路，政治上汪精卫被逐，而何香凝等归降到蒋派。于是开始蒋派与广西派的斗争。现在广西派占有两广，并且已从湖北攻入湖南。蒋派占着浙江、福建、江苏，以及江西。同时江苏的上海仍旧在广西派之手，广东派的买办资产阶级与广西派以相当的赞助，他们又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老走狗如傅筱庵[1]等已倒台了）。湖南之内有唐生智的残余军队，还有程潜等的湘系军队，广东之内有钱大钧、陈铭枢等蒋派军队。蒋与广西派的争斗，便是争广东，争两湖，争上海的斗争；广东的蒋系军队要想夺取政权，是在他暗中联络张发奎、黄琪翔于十一月十七日打倒黄绍竑时，就可以看出的，现在陈铭枢、钱大钧军队（还有范石生、方鼎英的杂色军队）与李济深黄绍竑之间酝酿着斗争。不过最近李济深让陈铭枢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似乎这是他们对蒋的一种策略，他们要腾出时间来准备，扩充自己的实力。两湖之内，程潜、陈嘉佑等军阀（还有方振武、邓宝珊[2]等军队在豫鄂之间）是与桂系军阀相仇视的，他们之间不可免的斗争，当然蒋介石要利用。现在桂系要教陈嘉佑做湖南省政府主席，也带着缓和斗争使不立时爆发，以腾出时间来准备的策略。上海呢，从蒋介石要重新登台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蒋派与桂系一直是暗斗的，蒋派在上海资产阶级之中，也有一些勾结，这就是浙江商人虞和德[3]等比较工业些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是有亲日倾向的，他们在上海现在是失势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暗中是赞助桂系一派的新买办资产阶级，同时也就反对蒋介石的攫取上海，这是最近《字林西报》公开的警告蒋介石的。蒋派与桂系争上海的争斗，迟早是要爆发的。

　　此外，蒋介石现在把持了南京中央政府。南京政府和最近所开的国民党中央会议，差不多完全是蒋介石派清一色的。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与中央政府，还部分的依赖冯玉祥、阎锡山的拥戴。他不得不高唱北伐——帮助冯玉祥。但是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是有冲突。北伐实际上是停止了。阎锡山是打败了。蒋介石是要巩固他在南部的势力，不愿立刻往北打。只有冯玉祥是不能不打，河南的情形是非常之坏。而且他的背后又有于右任部下的邓宝珊，以及方振武等。他独力不能战胜张作霖。北伐大致是停顿的。

　　南北各省的军阀，分裂混战，这一般的情形。

　　帝国主义要在这些混战的军阀之上，做支配者。最近，帝国主义者提议督促南北合作起见，开关税会议。北京政府[4]并且提出实行关税自主，提议实行——二五的关税“国定”税率。

　　各省军阀的统治是异常的动摇不稳定，内部之冲突是非常之厉害。

　　各省军阀统治之下，财政的恐慌达到极点，纸币价格低落不堪，两湖，广东，河南，直隶，山东，东三省，无往不是如此，他们还要滥发无限的不兑换券（只有浙江一隅比较好些）。

　　各省的经济恐慌也是显而易见的，城市中失业的众多为从所未见，乡村中农民的生活更是困苦不堪。各省军阀的军队日就崩溃，兵士索饷的哗变，或者简单的掠夺已经常常听到。

　　国民党军阀与国民党军阀的统治，一般都是动摇的。

　　二、豪绅资产阶级的进攻与工农革命潮流

　　广州暴动之后，豪绅资产阶级的进攻，便乘胜的急遽起来：

　　（一）广州的工会全封闭，屠杀工人到五六千；最近还有许多机关被破获，拘捕四五十人。

　　（二）武汉已经公布命令，取消一切“共产时代”工会所订的条件。最近一月以来被捕被杀的工农及共产党员，在全省算来，总在一百二三十人以上。

　　（三）上海的阴历新年，也是有极大的资本家进攻，要取消工会的一切条件，要自由的雇用与解雇权，现在已经大批的开除工人、店员。单是新年被开除的，总数在二千以上。

　　（四）湖南在战争的时候，长沙的共产党机关破获很多处，被捕的据说有一百人以上，被杀的已有十几人。

　　（五）其他江西、安徽，差不多没有一省没有极严厉的白色恐怖。

　　（六）对于农民，则江浙屡次严令禁止抗租，两湖则已明令“照旧交租”，说是依佃业双方自由意志的协定，就是抛弃政府规定减租额的政策。

　　国民党便是这种豪绅资产阶级进攻的政权。

　　国民党最近中央会议，更明显的要抛弃一切“共产党式”的组织和方法，正式取消工人部、农民部，正式“暂停”民众运动，取消各地一切党部，要由蒋介石的新中央，另派人去办理，总之，凡是有一丝一毫“非军阀式”的组织和方式，虽然是极表面的民众运动，也要取消。

　　这种反动之中，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呢？

　　自发农民暴动正在蔓延发展。

　　山东的饥民骚动，河南、直隶的红枪会、大刀会等的骚动。奉天通化的大刀会已经占领三四县。这些运动表现北方军阀统治的崩溃，一般民众的反对军阀战争。

　　国民党治下，尤其是广东，在广州失败之后，各地的农民仍是奋勇的起来：海陆丰的苏维埃政府还存在着，他的周围潮梅，惠来，五华，紫金等处的农民暴动正在发展。北江的乐昌、仁化一带有农民暴动；南路海康（Xauxah）等处也有农民暴动；西江广宁等处有农民的斗争。可以说，广东各县农民都在与豪绅民团等搏战之中。

　　广东还有琼崖岛上极大的农民暴动，农民的苏维埃政府已经在几县之中成立起来。

　　现在可以说：广东有两个区域，农民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一是海丰，一是琼崖。

　　湖南的南部宜章等处有叶贺的残部，已经和当地农民联合起来实行暴动。湖南和江西交界的地方（茶县到万安、遂川一带）也有以前湖南的农军及安源的武装工人，和农民联合暴动，万安及遂川的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湖北的东、南、中各区都有农民的武装斗争。

　　江苏、浙江有些县份之中有爆发这种斗争。

　　就是职工运动虽然处于城市中极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仍旧有不断的经济斗争。

　　广州失败之后，不过一礼拜，而工人的经济斗争又有开始。武汉有些纱厂罢工。上海的罢工及“劳资纠纷”，差不多每天都有。

　　革命的潮流显然不是低落的。豪绅资产阶级因为内部的继续不断纠纷斗争，以至于混战，因为一般的全国的经济危机没有出路，他绝不能在屡次残暴的压迫工农革命运动之后，找着丝毫“改良主义”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一般工农群众的生活恶化，一般的小资产阶级都在苛捐杂税之下。广州暴动开始了苏维埃暴动，开始了工农兵三大力量联合革命的序幕。一般民众的出路，是只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在农民的自发斗争——甚至不自觉的攫取地方政权——之中，是很明显的，阶级斗争已经到最剧烈最残酷的形式。

　　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是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农民的自发斗争，已经很多处进于群众的剧激进攻，杀收租人收税人，杀债主，杀豪绅，进而至于游击战争，甚至有好几个地方，进于割据的局面，而建立苏维埃。这些地方之中，只有广东有广州市的工人，能够起来做他们的领导者，工人群众已经是感觉到力争政权的决心。其他地方，武汉，上海，甚至长沙，却都还没有进到这种程度。

　　第二，是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广东、两湖，在军阀崩溃上，在农民斗争的程度上，在一般群众的情绪上，是很有开始暴动夺取一省政权的可能，而在江浙情形便不同。中国条件之下，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生活是许多半独立性的区域，各区的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统治，是受工农革命潮流的强弱，而异其动摇的程度——开始于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是可能的，但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自然必须有比较全国范围的发展，尤其必须有上海——无产阶级的中心区域。如今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形势自然使我们不能不想着如何联络呼应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切实深入上海无产阶级群众的问题。

　　四、工人运动中的问题

　　因此，工人运动现在对于我们党是很严重的问题。

　　（一）如何取得群众、深入群众。赤色工会一律遭着极严重的禁闭，残杀，凡是非国民党旗帜的工会及一切种种工人团体，都遭着禁止。现在在上海的“工人总会”——蒋介石派工会，开始以小惠引诱工人。国民党工会的办法是如此的！凡是非国民党的工人的一切斗争，都称之为共匪，资本家因此将这些工人整批的开除，如果是经过国民党的工会，那么同样的斗争，他们可以给工人一些欺骗的应允，或者还有一些小惠，例如被捕的人可以由他们保释，开除的工人可以得些偿金等等。在这种白色恐怖和强迫的诱骗之下，工人群众逐渐的畏惧斗争，更想在赤色工会之外，另找一种比较不危险的组织形式。最近上海工人之中，甚至工人同志之中，有一种兄弟团，姊妹团的组织。他们找一定人数，大致都是很小的团体（三五十人），他们相约互相帮助，其中一人吃亏，则群起拥护，这一团体以外，他们不管；他们讨厌共产党召集他们去开会，讨厌罢工，这些同志有时竟说：“现在不能暴动，你们（党）什么时候暴动我们是来的；你们要我们来开会、罢工、发传单，我们是不来的——这要砍脑壳的”。

　　湖北则失业工人已达十六七万，这个数目已经有不少时候了。那地方也有与上海前一时期相像的现象。大致工人之中有两种情绪：少数急进的分子是要实行恐怖主义，甚至一切斗争，小小的经济斗争，都要求党另外派人去暗杀某某工贼“然后再有办法”；多数群众是畏惧与共产党相接触。

　　广州工人的情绪在暴动之后，却还是好的，与上海不同。

　　我们在职工运动之中必须在斗争的道程里，1．创造群众的赤色工会——秘密工会，同时，这就是说必须在斗争中引进更多更广大的党外群众，利用种种可能的公开形式，去领导工人斗争；2．必须不断经常宣传我党的政纲，从劳动问题上的政纲，一直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必须很有耐心的与群众解释。这两种任务是非常主要的。

　　五、农民问题

　　我党土地问题的党纲，固然已经很明显——一般的我们是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土地。但是关于自耕农的问题，还有许多复杂的情形：一方面如江苏等处，贫农（小自耕农）是很多，最小的自耕农有只有三四亩的，甚至一二亩的；这些贫农以失地农民，雇农等等，听见“租田当自有”的口号觉得不够，因为这个口号只有利于佃农；而这些地方的佃农又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完全解成租田当自有，所以这些地方的贫农是要求公分。别方面山东、河南等省的有几个区域私有田地较多的自耕农多，其中有许多表示反对分配土地。

　　至于海陆丰的经验，则自耕农表示不愿意铲去田茔，表示不愿意焚去地契。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存在已过三月。最初农民起来是杀豪绅地主，焚地契铲除田茔。东江几县苏维埃大会决定将土地收归公有，由苏维埃分配土地，发给土地使用证。令一般农民都焚去田契。但是后来执行这种议决的热心，比较的低落下来，海陆丰区域内实行分配土地的并不多。一般雇农的情形如何，还没有详细报告。

　　如果完完全全的分配土地不能立刻执行，那么，同时就发生雇农的问题。这就是说，在海陆丰等处，一面要更坚决的执行部分的分配土地，一面要组织雇农工会，颁布保护雇农的条例。其他各地农民暴动尚未胜利的地方，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依照当地情形！有必要时，必须领导雇农的斗争。

　　这种情形，使我们要极注意的来审查这一问题：是否须要对完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土地不但禁止买卖，并禁止雇佣），拿这一口号做中心党纲，而对于情形不同的农民斗争发展程度较差的区域提出过渡的口号以发动自耕农，同时在这种斗争过程中组织贫农，——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北方农民斗争（河南、山东、直隶、东三省），大半还是原始的宗教的大刀会、红枪会等。他们的发动是反政府、反军阀战争、反捐反税。这运动之中，还有豪绅分子的领导。我们在他们之中的影响虽然已经有些，但是还很弱（河南红枪会在农民暴动时——大致是十二月——已经表示中立，但是亦有许多受豪绅指导而反对的）。这里，虽是没有找着相当的方式，——虽然原则上我们是主张征取他们的群众。

　　六、兵士运动问题

　　军阀军队的崩溃，已经是开始了。我们的兵士工作可惜也只是刚刚开始。除广东以外，可以说还没有工作。

　　这一问题是非常严重。没有兵士的参加，工农暴动的胜利是很难能的。

　　现在的情形是：（一）财政经济的总危机，兵士欠饷的日多，所以自发的简单的兵变，没有政治意义自然还居多数；（二）因为半年来白色恐怖，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执委等有许多被驱流落而去当兵。客观上兵士工作的可能是很多的。党的工作已经开始。对于兵士的口号也已经有决议（在广州暴动大纲上）。只是这一工作组织上还太弱，再则这一工作尤其必须有相当的经费。

　　但是，兵士问题之中始终有很大的困难。

　　大多数的军队，除掉湖南唐系军队之外，始终是大多数非阶级化的群众，而且他们的驻在地点，都是外省。这些分子——多少是与生产脱离的。他们是所谓普通的穷人。简单的“土地分配给兵士”的口号不能够十分吸引他们。因为当地农民暴动，不能分土地给他们，他们也无从立刻取得资本和农具，他们自己不愿做什么工作，他们的“解放”是拼命的方法居多——掠夺爱成土匪；再则地方观念使他们与当地农民相隔离（海陆丰的经验是如此）。

　　如果我们的政策是完全和一般贫民多少非阶级化的贫民（连兵士在内）联合，那就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必须有更进一步的决定。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斗争方法，也有极剧烈的爆发，要号召一般贫民群众去摧毁一切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征发有产阶级财产，救济贫民。同时，要求主、客上组织力量的异常强大，一等到比较大的中心区域，所谓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建立时候，恐怕非部分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不可。

　　这一问题我们还没有确定的见解。

　　而且暴动胜利之后，我们自己军队的组织也成问题——恐怕初期仍旧不免带雇佣军队的性质。

　　七、党内问题

　　客观上说须阶级的不稳定与农民自发暴动的发展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党的力量实在有很大的弱点。虽然，我们在八七会议之后，竭力求改良党的情形，但是至今没有多大的成绩，尤其是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我们最好的党部受着很大的摧残。

　　现在：（1）白色恐怖到处摧毁我们的干部。江苏已经很弱，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简直丧失极大部分的干部，书记被杀，北方顺直也是如此；（2）城市中组织有削弱的趋势，有流动“过门”的现象，尤其是上海；（3）乡村中没有支部组织，只有个人领袖；（4）群众，尤其是上海，觉得党是他们之外的组织，希望党完全解决失业问题，救济问题。这些现象自然各是不好的现象。

　　必须努力使党能发展而深入工农群众，提拔新的工农分子到干部中来，实现必须的民主主义化（在可能的条件之下）。

　　这种党主观力量的生长，能不能赶得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是一切很严重的问题。

　　再则党内还有许多问题：

　　（1）马哈衣主义[5]。便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例如广东省委李(1)[6]将广州失败原因，完全归到知识分子的成分上，主张改组党部为第一任务。其他事实不多举了。

　　（2）原始的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化是很重要的任务。但是有一种特殊的倾向，就是反对集权，主张“下级群众”不满意的政策便要改，下级不满的人，上级要立刻撤换。主张机关要对群众公开说以前的党是知识分子的，现在工人群众应当夺回来（北方）。

　　（3）先锋主义。C．Y．[7]的先锋主义仍旧存在，中央虽然尚好，但各地C．Y．反党的空气，还是存在着。

　　（4）盲动主义。最早上海有以暴动影响无锡的倾向，而方法便是以硬打手段逼迫工厂罢工。后来湖北C．Y．又主张在唐倒时立即暴动。湖南十二月十日暴动又是只有军事准备——军事阴谋。其他各省，往往C．Y．地方报告已决定暴动（江西，河南等）——然而C．Y．地方来信并没有提及。这种不要群众的以暴动为目的的倾向，至今还没有完全去尽。

　　（5）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同时有些同志怀疑革命之高涨，重新从造党再说。或者主张简直要提出革命低落时代的口号——就是把现在的口号降低。

　　（6）革命性质问题的疑问。有许多同志以为现在既然提出苏维埃革命，那当然是社会主义，不会是民权主义独裁制而是无产独裁。

　　（7）因此关于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也有许多意见。一种是说当初不应该加入国民政府。一种是说一切错误来源都是由于些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虽然还没有讲到不应加入国民党）。一种是早就应当实行苏维埃革命（有人公开说反对派是胜利了）。一种是说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根本是反革命的，他的主义也是反革命的。一种是说国际也有许多错误，因为他尽许多力去帮助国民党。一种是说八七会议，不举起苏维埃旗及没有一切他的口号是“机会主义”。

　　这些问题于过去的问题，因为秘密状态及工作的忙碌还没有讨论终结。（同时党中借口于各个同志过去参加总的机会主义错误，时时有互相的攻击。）

　　按中央档案原稿刊印

　　注释

　　[1]傅筱庵，浙江镇海（今属宁波）人。1916年与严子均、虞洽卿、朱葆三等集资创办祥源五金号，任总经理。后又先后充当美商美兴洋行和英商长利洋行买办、内河招商轮船局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行长、汉冶萍公司股东联合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等。1926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因其曾投靠军阀孙传芳而受到通缉，逃往大连。

　　[2]邓宝珊，甘肃天水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后在冯玉祥部历任军职。1926年9月任冯玉祥国民军援陕副总指挥。1927年1月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后任第十七路军总司令。1928年2月，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3]虞和德，即虞洽卿。见本卷《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注20。

　　[4]北京政府，即北洋军阀政府，这里指段祺瑞的执政府，曾与列强使节召开所谓关税会议、法权会议。

　　[5]马哈衣主义，又译马海斯基主义。马海斯基（Machajski，1866—1926），俄籍波兰社会理论家和革命者。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1903年逃往西欧），制定了一套独特的工人运动理论，称为“马海斯基主义”。其主要倾向是排斥革命理论，排斥知识分子。

　　[6]李，即李立三，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7]C．Y．，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关于李的问题因时期太促，不多说，材料已另送上并见毛姊函，中央已三函去纠正，并已令李来此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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