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2)|瞿秋白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2)

　　（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民族解放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最初不过是反对满清而已。当时的维新派（康梁）、光复会（章太炎等）以及同盟会（孙中山等），不但不反对列强，并且都一致的对列强表示友谊，要求列强与之合作，以推翻满清。当时他们都尽力痛骂满清的野蛮排外，说新派人物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是欧美文明的热心家。固然，他们都想要富国强兵自强独立，都是妄自尊大的尊王攘夷的思想家（他们之间不过程度不同罢了），都是东方文化的夸大狂，都是骨子里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都是以为欧美只有物质文明，中国的精神文明仁义道德是超乎万国的；但是，他们为“策略起见”，没有一个不极力献媚于列强，表明自己的和平友让，表明自己比满清政府好，请列强承认他。辛亥革命便是在“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旗帜之下进行的。孙中山的几次南方政府，都是采取请求列强否认北京政府承认他的政府为唯一政策的。

　　孙中山的国民党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呢？

　　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从五四运动之后，从孙中山受着了赤化影响之后，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

　　为什么？因为中国从兴中会的革命运动及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以来，就客观上有资产阶级形成民族的倾向。一般的民族独立运动，在世界史上法国大革命前后，都是总的民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意大利的独立，德意志的统一，少年土耳其运动等，都表现当时的经济发展，已经从封建式的宗法社会式的半自然经济，进到资本主义的时期。商业的发展和工业的兴起，要求全国统一的市场，要求撤废国内的关卡。这些经济生活里的变更，引起政治上形成民族的要求。孙中山想象中的民族，应当由家族、宗族扩大而成，亦就是反映这种变更的过程。他只看见工商业的发展，要有国家民族的招牌来保护，同时，中国的旧思想里却只有家族观念，而没有民族观念国家观念。他所以着了急，其实这种着急，我们便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5]上，也早已拜读了。他们——康梁和孙文，都很着急的去唤醒中国豪绅地主的民族观念，他们只想象着：如果中国人有了民族观念，能够驱使中国工农“为国家尽义务”，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头等国（像日本一样），那就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了。对于列强的侵略，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是不能反抗，不应当反抗的；他们不知民众的认识反帝国主义是伟大的力量。这种抛弃民众的民族主义几十年来是处处证明绝无用处的。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后，感觉到了世界社会革命的开始，他们觉到中国民众已经正在起来，可以利用这两种力量略略表示反抗列强的侵略了，他们只有在这种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略略的进于革命的民族主义。当辛亥革命之前，康梁派说“革命可以召瓜分”，孙文派便说“如果革命能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那不至于召瓜分。”现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右派（冯自由等）说：“反帝国主义是共产党挑拨列强对我（国民党）之恶感，而削弱我大元帅（孙文）反对北京政府之外援”；国民党的左派却已经敢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与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这是孙中山的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始终不彻底的。

　　不过这些变更的经过，更明显的证明：“世界社会革命开始之后，一般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当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确实执行联合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政策的时候，他的成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联盟，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这种民族主义才有了革命的意义。

　　等到这些资产阶级以及豪绅，要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帽子，来压迫工农反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那就这种民族主义不过是豪绅反动的工具；这所谓民族主义，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而是反对工农的国际联合的。例如孙中山的反对世界主义，便是明证。最近国民党中央第四次会议的宣言，便更无耻的称国际共产主义是被压迫民族运动的大敌，而请求列国与“握有中国实际政权之国民党合作。”

　　总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一般民族解放运动都是总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的一部分。当这种时代，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国际主义的。因为只有彻底的国际主义，才能赞助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赞助民族自决，一直到民族分立。而殖民地及一般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也是唯一能彻底反帝国主义，彻底争到民族解放的阶级。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件东西的两方面：他们之间是绝不会有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至于这些弱小民族中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只有很有限的革命意义。当他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去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这种资产阶级还相当的参加革命，因为他的民族主义还有些实际意义，客观上还在世界无产阶级攻击世界资本主义的总战线之中；但是，那时他已经是时时刻刻倾向到民族改良主义方面去，随着真正革命力量的发展，而变成革命的障碍。等到这些革命势力——无产阶级及农民的革命潮流高涨，真正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亦就要侵犯到“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权利，等到这种时候，资产阶级便反动了，便背叛革命以至“背叛”自己的民族主义，完全投降帝国主义了。所以现在——世界社会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表面上是最彻底的，他不但“反对”白色帝国主义，而且还反对“赤色帝国主义”，实际上却正是反民族主义的。这是因为现在世界之中只有两个营垒：一是社会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一是帝国主义的世界资产阶级，在这世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之中，是不容许东方资产阶级徘徊犹豫于两者之间的。他如果是开始反对无产阶级，他便必然帮助帝国主义——也就必然成为反对本国民族解放的力量。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狭隘的成见，是由于他的阶级性；他的始终要实际上反对民族解放，“卖国求荣”，也是由于他的阶级性。

　　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中，“民族主义”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死原则，同样，国际主义的反对战争主义，也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死原则。最主要的是：世界无产阶级应当如何领导各国的一般劳动民众——非无产阶级的群众，农民等等，起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

　　列宁说：

　　民族自决问题中主要的有三种方式的国家。

　　第一，西欧与美国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里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早已终了。每一个“大”民族都已经进而压迫着国内的以及殖民地上的别种民族。这些统治民族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正和十九世纪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的任务一样。

　　第二，东欧各国：奥国，巴尔干，尤其是俄国。这里正从二十世纪特别发展了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民族运动，而有了剧烈的民族斗争。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的一切任务，在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改革事业上，在帮助别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上，都必须坚决的主张一切民族的自决权，方才能够执行。这里最困难亦就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结合压迫别人的民族中之工人的阶级斗争和被人压迫的民族中之工人的阶级斗争。

　　第三，半殖民地如中国、波斯、土耳其及一切殖民地，总共总有几十万万人民。这里资产阶级民权主义运动一部分刚刚开始，一部分是离终了时期还远得很。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的无赔偿的立刻的解放殖民地——这种要求的政治上的表现，亦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社会党人还要最坚决的赞助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之最革命的分子，而帮助他们的革命，如果他们能从事于革命战争。——则帮助他们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国家。（列宁一九一六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

　　总之，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夸大的欺骗他们民众的，说什么“德意志超越一切”，“英吉利国旗插遍全球”，“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等等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无产阶级是绝对反对的，所以也就反对这些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对于俄国、奥国等国内的弱小民族（对于英美等国的殖民地），便绝对主张民族自决。对于中国等半殖民地及殖民地，则赞成民族解放运动以至于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同时，对于一切真正解放的民族——工农民众完全执政的民族，更主张建立工农的国家，主张各民族完全自由联合而组织联邦国。

　　这是列宁在欧战时候说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俄国旧时的被压迫民族，如波兰，芬兰，立陶宛等都分立而成独立国家。而工农革命胜利的民族，便组成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随后，更联合乌克兰、白俄、高加索诸国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列宁的民族问题上的主张，已经完完全全在事实上实现了。这一主张，便是工农劳动民众革命胜利，自己建立劳动者的真正民族，也就是各民族的劳动民众，自由联合起来，从劳动者的联邦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联邦国家，进于无国界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彻底的国际主义，也就是能够真正解放弱小民族的主义。

　　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怎样呢？他在未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之前，只是很妥协的很可怜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只是努力表明自己能够“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民族主义”。他在压迫工农、与共产党分裂，实行背叛革命、屠杀民众之后，更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仍旧回到“生聚教训、独立自强”的梦想，而实际上完全做帝国主义的走狗。

　　一九一六年到现在，世界历史和中国革命之中，经过多大的变更——阶级关系的变更！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已经从“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分子，变成了反对这一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党，——变成实际上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党。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只是像戴季陶的主张，要使“中国人的血流普被世界”，至少也是想同化蒙古、回族等的帝国主义——治国平天下的帝国主义梦想。但是，这不过是梦想而已。实际上，他必然做英、日、美国财政资本剥削中国、反对苏联、反对世界无产阶级、反对第三国际的一种工具。

　　我们必须知道：殖民地弱小民族的问题，也就是农民问题，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最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农民。帝国主义的列强资产阶级或者直接压迫他们，或者会同殖民地反动的上等阶级，大地主买办阶级，以及现时中国的豪绅阶级，去压迫剥削他们。中国豪绅资产阶级，既然因为革命达到彻底改革封建式的土地关系的时期，而背叛国民革命，屠杀工农，以维持这些剥削制度——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工人的剥削制度，那么他便不能不反对中国的民族解放。所以，现在不但中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革命，并且也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一般劳动民众，几万万的中国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革命，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而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完成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民族真正得到解放，而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所以中国要实行民族解放的革命，也就不能不反对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一日）

　　原载《布尔塞维克》1928年2月13日第17期、2月20日第18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张之洞，直隶（今河北）南皮人。清朝进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2]康熙，即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清代皇帝，1661—1722年在位，年号康熙。

　　[3]吕宋，古国名，即今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

　　[4]张孝若，江苏南通人。张謇之子。曾留学美国。张謇逝世后，继承父业，任南通学院院长、大生纱厂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经理、淮南各盐垦公司常务董事长、大陆报馆董事等。1926年曾一度任北京政府农商部次长。

　　[5]《新民丛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1902年2月创办于日本横滨，1907年冬停刊。梁启超主编。该刊着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学说，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各派的思潮，主张维新变法，激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同时也反对反清革命。

　　(1)本文分两节，曾发表于《布尔塞维克》。1928年3月中山书局出版的单行本《三民主义》中，本文为第4章。现据《布尔塞维克》文编入本卷，并对照《三民主义》一书手稿作了校正。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