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瞿秋白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1)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1)（一九二八年二月五——十一日）

　　（一）中国豪绅的民族及其主义

　　孙中山是中国的革命者，反对外国压迫的革命者——民族主义者，他真心真意的要富国强兵，从他上书李鸿章建议采取西洋物质文明起，一直到他遗嘱取消不平等条约止，自始至终他的确是要为中国的解放而奋斗。他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中国的“爱国者”多得很呢，尤其是现在，——蒋总司令“代表全中国”三番四次的说：“必须与列国一致反对第三国际”。这个所谓“全中国”是谁的中国？——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中国。中国大多数工农贫民不准阶级斗争，不准争自由和平等以及民众自己的政权，却应当为“国家尽义务”，应当“牺牲自由”，当苦力，来争“国家之自由与平等”。如此的民族主义，老实说起来，李鸿章、张之洞[1]、康有为等等都非常之赞成的！如此的民族主义实行之后，所谓中国的民族地位恢复之后，中国国富而兵强之后，才能进而实行孙中山想象之中的世界主义，——那就是或者用“霸道”去并吞世界各国，或者是用“王道”去平天下。这样的世界主义，老实说起来，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等等，也可以举起两只手来投票赞成的。

　　可惜，中国现在还是“次殖民地”，事实上办不到如此这般的世界主义。因此，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还很客气说“我们不要学列强的帝国主义”。不但如此，他当时很实际的见到世界无产阶级可以帮助中国的民族的运动。孙中山为要得着这种帮助起见，不得不说：

　　“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于是世界各国又来怕俄国……因为现在各国表面上的政权，虽由政府作主，但是实在由资本家从中把持，俄国的新政策要打破这种把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同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白种人主张公理的，黄种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种人主张强权的，和黄种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

　　孙中山这——关于阶级战争的预言，已经开始实现了。“大战”虽还没有爆发，“小战”却是早已开始：黄种的强暴者蒋介石等中国豪绅资本家、日本帝国主义和白种的强暴者英、美、法、意等等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极残暴的向黄种的中国工农贫民和白种的苏联无产阶级国家及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作战，——对俄绝交，与列国一致反对第三国际，屠杀中国各地的工农贫民以千万计以及杀戮苏联驻华的领事外交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此的“忠实”啊！

　　这些忠实信徒如果是忠实的，那么，他们的总理就太不忠实了。国民党的不忠实的总理何以这样勇敢的忽然敢说“阶级战争”呢？不是的。他并没有主张阶级战争。他是将这种“赤化”（现在的时髦名词是“恶化”）——他是将这种“恶化”的言词恐吓帝国主义罢了。因为他见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太厉害，他那时是想用联俄政策吓吓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让些步。他亦许真心愿意帝国主义列强国内的阶级战争，能够帮助中国的解放。——他虽然根本上是反对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但是他深深感觉到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所以他一方面要求中国工农不准斗争，别方面又仿佛要联合世界的工农，来实行阶级战争。他的地位，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生来是自相矛盾的。他就连在民族主义上这一点革命的倾向，也是不能彻底。

　　他在民族主义演讲之中，历历叙述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外国压迫中国是比压迫纯粹殖民地还要厉害。他称中国为“次殖民地”。他说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有三种力量：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和人口的力量。他说中国人口增加太少了，快要灭种。其实，帝国主义要中国的工农当牛马，未必见得要消灭中国人，他们正需要廉价劳动的牛马，中国工农亦许求死不得呢。他说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洋货的输入（关税入超），外国银行的纸币，国内外商银行的汇兑，外国银行里的中国存款，外国轮船上的货物运费，租借地租界上的地租地税，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产业，外商的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这几种“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此每年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至于亡国灭种而后已。”他说“我们”损失每年十二万万元。谁是“我们”呢？他没有指出。中国几万万工农的血汗，被中国豪绅资本家剥削去的，还不知道几百倍几千倍于十二万万元，——这是他没有见到的。而帝国主义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方面每年夺去了十二万万元，他却是知道了。他仿佛代表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说：“我们”赚来的钱每年要进贡帝国主义十二万万元，这太可惜了；如果“我们”剥削中国工农贫民而得来的钱之中，再多十二万万元，那多么好呢。如此的民族主义，简直明显的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与国际帝国主义互争剥削中国工农之权的民族主义。

　　但是，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这个力量去争，中国还是在列强压迫侵略之下。孙中山的办法是怎样呢？——他是去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力争民族的解放，就是去推翻这些豪绅地主以至资本家，建立真正代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国家吗？不是的。他不看见中国的所以受压迫受剥削，是由于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根本上是卖国的，他们宁可投降帝国主义，请帝国主义帮助他们来多剥削些中国的工农。孙中山和这些豪绅地主的区别，只在于教训他们说：中国的贫弱，是因为失掉了一件宝贝，就是民族主义。他只看见中国人失掉了民族主义。他的意思是只要把这民族主义恢复了，中国就可以富强，——这就是说：豪绅资产阶级呵，你们赶快拿出民族主义来，工农贫民被民族主义的大帽子压住了，便可以剥夺他们的自由平等权利，使他们为“国家”而尽义务，多做些工提倡本国工业，多耕些田提倡本国农业，如此，你们可以多赚钱了，此其一；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因为“为民族起见”工农贫民等“无智识的人（四万万个阿斗）”，应当把“全权交给圣贤才智”的豪绅（诸葛亮），才能“争得国家之自由与平等”，如此，你们赚钱的压榨方法更可巧妙了，此其二；再则“为民族起见”，你们可以驱使驯服的工农贫民，替你们摇旗呐喊的恐吓帝国主义，至少可以在十二万万元之中争回这么二万万元的收入，或者，也争得到豪绅的“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此其三。你们看看这民族主义是多么好的宝贝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得着许多苦的经验。他去请豪绅士大夫拿出民族主义来反对满清。但是结果呢？他知道了：“中国的民族思想完全没有了……革命思想发生之后，还有许多自命为中国学士文人的，天天来替满洲说话。”他知道民族主义不能靠文人（土豪绅士）去维持；他知道“那些有智识的阶级的靠不住”，所以民族主义要“在下流社会中藏起来，便去结合那些会党，在会党里头……保存民族主义。”既然如此，他是不是明白了只有“下流社会”劳动人民的工农是真正能力争民族的解放呢，他是不是明白了豪绅阶级是没有民族主义呢？不是的。他说民族主义要保存在“下流社会”之中，“好比在太平时候，富人的宝贝自然要藏在很贵重的铁箱里头，到了遇着强盗入室的时候……主人要把宝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极危急的时候，或者要投入极污秽之中，也未可知。”所以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人，并非“下流社会”的劳动人民，而是富人。如果民族主义向来只在“下流社会”之中，照他的意思，这也不过是豪绅阶级暂时借个极污秽的地方，放一放他们的民族主义罢了。“下流社会”是极污秽的地方。“下流社会的智识太幼稚，不知道自己来利用这种主义，反为人所利用。”诚然不错，他们是会被人利用，现在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也正在想利用。但是，孙中山是不是主张唤起“下流社会”的阶级自觉，使他们不为人所利用，而自己起来斗争呢？当然不是的。他的结论是：上等人失掉了民族主义，下等人虽然有民族主义但是“智识太幼稚”、“极污秽”；所以要中国能解放，唯一的方法就是恢复上等人的民族主义。

　　他要恢复民族主义，他便以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不共戴天的。他于是竭力的反对世界主义。他所反对的世界主义是什么呢？他说：“我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诚然不错，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之后，青年之中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思潮便高涨起来。孙中山如果是反对这种世界主义，他就应当公开的说：我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反对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我赞成各国劳动人民受各国资本家的蒙蔽，为各国资本家保护“祖国”，而“自相残杀”。但是孙中山没有如此的勇气。他胡缠一顿的说：“康熙[2]是讲世界主义的人，他说东西夷狄都可以来中国做皇帝。”孙中山又说帝国主义者“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因此便做一个结论说：世界主义我是反对的，因为现在中国是弱国，要到“公理打破强权”之后，才可讲世界主义。如此说来，仿佛当时的新青年，曾经主张中山自己想象之中的平天下的世界主义，而要他来反对。这岂不是笑话？孙中山虽然是中华民国的开国伟人，但是阶级性的作用，竟使伟人变成无赖：他心上（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要反对劳动者的世界联合，但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于是诬赖当时的新青年主张“变相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而来反对他。孙中山还举了一个著名的譬喻：“从前有一个苦力，天天在轮船码头拿一枝竹杠和两条绳子，去替旅客挑东西，每日挑东西，就是那个苦力谋生之法，后来他积存了十多块银钱……买了一张吕宋[3]彩票……就把所买彩票收藏在竹杠之内。到了开彩那一日，他一见号单知道自己中了头彩，可以发十万元的财，几乎要发狂起来，以为从此便可不用竹杠和绳子去做苦力了……便把手中的竹杠和绳子一齐投入海中。用这个比喻说，吕宋彩票是世界主义，是可以发财的，竹杠好比民族主义，是一个谋生的工具。”照他的意思，丢了民族主义是不好的。但是，这个苦力将竹杠连同彩票都丢了固然是太蠢，可是他是不是应当取出那张彩票来去领头彩呢？孙中山没有说下去。中国的劳动民众决不丢掉竹杠，他们是真正在争民族的解放，亦可以说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必定将彩票从竹杠里拿出来去领头彩，他们必定在力争民族解放的时候，要去联合国际无产阶级。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却愿意中国劳动民众只去帮着他们摇旗呐喊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可以使他们多赚些钱，他们决不愿意劳动民众联合国际无产阶级而根本摇动资本主义的统治；因此，照他们的意思，最好是那个苦力永久抱着自己的竹杠替他们挑行李，而忘记掉自己中了头彩。孙中山的反对世界主义，其真相是如此。

　　孙中山以为救国的唯一方法，便是一方面恢复民族主义——豪绅阶级的民族主义，别方面消灭世界主义——劳动民众的世界主义。

　　他用什么方法来恢复民族主义呢？他的民族主义第五讲整整的讲了一天。照他的意思：中国原是一盘散沙，没有民族的结合，然而中国人注重家族，可以“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结实的。”他是要如此来恢复民族主义的精神。这显然是封建宗法社会反动思想的幻想。一则，中国经济日益资本主义化，事实上是宗族崩溃而成较小的家族，家族崩溃而成小家庭甚至于无产阶级以及失业贫民，都剩得个人的“光棍”。孙中山的希望完全是复古的，是事实上决不可能的。他说“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更令各姓的团体，都知道大祸临头死期将至，都结合起来，便可成为一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读者想想，这是不是空前绝后的大乌托邦呢？二则，中国阶级分化日益急遽，阶级斗争日益剧烈，譬如江苏南通姓张的大豪绅资本家（张謇的财产继承者），他们能够和许多姓张的佃农、雇农、贫农，姓张的木匠、裁缝、工人等结合巩固团体么？他们只能利用这种家族团体压迫工农，蒙蔽工农的阶级意识。不错，姓张的劳动者都知“大祸临头死期将至”（而且已经被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会同帝国主义者杀了不少）；但是张孝若[4]等等大资本家正在大大剥削工人，赚钱享福；他们不但不觉得“大祸临头死期将至”，而且一定要劳动人民天天“大祸临头死期将至”，然后他们才有钱可赚。孙中山的这种民族主义，显然是反动的豪绅阶级的思想。或者孙中山更聪明些，他向豪绅说，你们不但可以借宗族关系蒙蔽工农，而且可以由宗族扩大而成民族去蒙蔽他们，这是老的方法新的运用，再巧妙也没有了。

　　孙中山如此这般的民族主义精神恢复之后，要做什么？——他的目的是：“可以代各宗族之争，而为对外族之争。”于是他讲到做成国族团体之外，如何恢复民族的地位了。

　　他说：第一要恢复固有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第二是要恢复固有的智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三是要发展固有的能力——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等的能力。第四还是要学一学外国的新发明。如此这般，便可以恢复中国民族的地位，而且可以“平天下，去统一世界。”

　　孙中山说中国人革命之后便不要忠是很不好，应当忠于国。中国的工农自从辛亥革命之后，他们是多觉悟了些，他们不愿忠于豪绅阶级的国，是当然的；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国，才能忠呵。孙中山要资本家、地主讲仁爱，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是屠杀工农。孙中山要中国人讲信义，但是中国资本家却在到处取消一切与工会所订的条件。中国这些宗法社会的道德，已经不能存在。中国工农劳动民众正在创造自己的新道德，勇敢忠实坚决团结的道德，在他们自己的斗争与组织之中创造出来。他们知道只有自己斗争才能争得解放，不能希望资本家、地主的仁爱和信义。孙中山希望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能够恢复那些旧道德，便可以救国，可以增高中国的民族地位，不但是妄想，而且是反动的思想。

　　最有趣的，是孙中山很骄傲叙述他和英国领事的谈话，他对英国领事说：“我们因为已经进步了二千多年，脱离了讲打的野蛮习气，到了现在，才是真和平。”他大概认中国的和平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可以拿来“统一世界，用王道平天下。”但是他说到建立国族，须从宗族扩大的时候，又说“闽、粤向多各姓械斗的事……求为姓中吐气，事虽野蛮义至可取”，这是可以“放大眼光，合各宗族之力来成一个国族，以抵抗各国。”如此说来，中国的和平道德也未必见得有多大高明，不但械斗，军阀的混战和屠杀，早已是中国的家常便饭；就是孙中山自己，也还主张以宗族械斗的精神，从事于民族战争，就是有可能时，不妨用些霸道来平天下。

　　豪绅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必然产物，他们想以“民族”来蒙蔽工农，同时，也没有不想用民族主义去侵略其他民族，而变成帝国主义的倾向的。何况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讲的通篇意思，虽然包含着些“赤化恶化”的话头，如称赞苏联等等，可是一贯的意思，是要模仿日本。他一则曰：“日本强盛之后，不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头等民族的尊荣，就是其他亚洲人，也可抬高国际地位。从前以为欧洲能做的，我们不能做。现在日本能够学欧洲，便知我们能够学日本，我们可以学到像日本，也可知将来可以学像欧洲。”再则曰：“从前日本用藩阀诸侯的关系，联络成了大和民族。当时日本要用藩阀诸侯那些关系的原因，和我主张联成中国民族，要用宗族的关系是一样。”

　　总起来说，孙中山要中国模仿日本是什么意义呢？就是用宗法封建的方法，结合成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族，以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及固有的宗法道德为名，禁止工农的阶级斗争，禁止工农与国际劳动民众联合，以图创立中国豪绅的民族及其主义。如此的“民族主义”，现在国民党的忠实信徒正在实行；其结果只是军阀混战屠杀破坏中国经济，受帝国主义的操纵支配，以反对苏联及国际无产阶级，对外是和平友好妥协的政策，博得帝国主义的夸奖，实际是卖国，是帮助帝国主义维持其对华统治。

　　因此，我来替孙中山说情罢：孙中山虽然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说了些恶化的话，其不忠实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他的根本精神还是忠实于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呵，你们饶饶孙中山罢，不要开除他了，不要通缉他了，省得他也和汪精卫一样，受了通共嫌疑，要亡命到外国去。

　　再则，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之中，还有一个精义，就是将蒙、满、回、藏四民族，同化于汉族，以造成中华民国的国族。这一精义，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之中“忘记”讲了，——也许是逼于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命令，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写上了“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纲，因此不敢说了。现在既然分共，国民党忠实同志应当将孙中山从玻璃棺材里拉出来，叫他补讲一讲清楚：这种同化异族的民族主义，实在是民族主义的很呵！

　　（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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