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瞿秋白

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

　　国民党中央最近开会[1]，虽然会议之中显然有许多派别的互斗，各派都提出自己的决议和主张，但是对于工农民众最明显的是：国民党反革命“事业”完成之后，各派一致的要想在政纲上公开的做一结论出来。不论是汪精卫，是蒋介石，是李宗仁，是程潜，他们的提案政策之中，都有共同的反革命政纲。这反革命政纲是什么呢？

　　（一）将国民党以前的工农政策明白宣布取消，——许多党国要人的提议，都是要明定法律“保护”工农利益，不要什么工农运动，“不准罢工”；对于农民，则连减租也不提起了。国民党现在主要的目的，是怎样使豪绅资产阶级安心；各派的竞争，完全是为着各派都想取得豪绅资本家的信用，而后可以握住政权。他们口头上说什么“保护”，而实际上完全是压迫。说得最公开的，要算最近李宗仁的提案，他说：“本党领导全民革命，原为各阶级民众谋利益，何以专主张彻底农工运动，彻底是何解释，有何限度！”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了，他是说国民党应当彻底反农工运动。

　　（二）将反帝国主义的政策，亦“彻底的”改为亲帝国主义政策。汪精卫等的提案里，说到外交政策一项，据上海各报载的是“外交关系秘密，暂不宣布”。吴稚晖的大文章里，却替他漏泄了一些秘密，说“汪精卫先生也主张驱逐苏联使领”。最近李宗仁的提案，更把这一秘密完全公开了。他说“本党当宣言与第三国际[2]主盟之苏俄绝交，并遣其领事出境”，而且说“外交方针从何着手，高唱打倒赤白帝国主义，漫无区别，吾国能否单独自谋生存？”——所以“帝国主义之列强，如表示不暗助军阀，承认修改不平等条约，自当与之提携存好，共同防御共产主义之宣传”。李宗仁在这提案中，并且说“本党之唯一敌人为共产党”。这再明白也没有的了，——国民党的敌人，只有共产党，其余帝国主义、军阀等等，都可以“提携友好”。国民党反革命之后，他要与苏联决裂，以取媚于帝国主义，要勾结帝国主义，以避免“单独自谋生存”之危险，本是必然的事。

　　国民党这次所谓中央会议预备会之中，虽然各派的纷争非常剧烈，但是他们对于工农民众和帝国主义的政纲，却是非常之明显而一致的。工农民众应当知道：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起来取得政权，彻底肃清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的一切权力，那么，无论国民党的那一派掌握，都是压迫我们的，都是维持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的。

　　国民党的反动，并且不只是普通的剥削工农而已，他的反动统治内部各派互相斗争混战，战争的蔓延，尤其增加工农的痛苦。就在他们这次会议之中，也就明显的表演着分赃互斗的局面。这次会议之中，我们至少可以看见很显然的三派争持着：一是蒋介石派，二是西山派或广西派，三是汪精卫派（或广东的张发奎派，在湖北的程潜派）。西山派是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中心，他们只是依附着广西派而生存，——他们恰好在这个时候演出南京的屠杀案。汪精卫派亦在这个时候将李济深驱出广东，而实行广州的政变。独有蒋介石派居中取巧，利用汪派和广西派的斗争，而自己想出来夺取政权。中央预备会开会的第一天，蒋派和汪派联合着做一件“大事”：将居正[3]、谢持、覃振[4]、邹鲁等西山派十人停职，——说他们是南京屠杀案的罪魁。会议的第三天，形势便变换了：何应钦（蒋派）和李济深等十委员主张停会，“研究”广东政变问题，同时，十委员开小组会议，监察委员提议审查汪、顾等的罪状，李济深已经宣布新提案：认何香凝[5]、王法勤[6]、陈树人[7]、顾孟馀、甘乃光[8]是广东“叛变”的嫌疑犯，要求令他们退出议席。这次会议的破裂是极可能的事。广西派同意于牺牲一部分西山派，如谢持等，然而要求惩办汪精卫部下的顾孟馀等，要求夺回广东地盘，他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要钱大钧等合作去打广州的张发奎、黄琪翔，——南京政府也已经明令讨伐。然而汪精卫派的党国要人却也正在反对。现在的局面已经转到“蒋派利用广西派来攻汪派了”。这种形势之下，还隐藏着蒋派和广西派互争上海以至江苏的问题；上海市长张定璠[9]（广西派白崇禧的走狗）辞职，上海卫戍司令白崇禧也有取消卫戍司令一职的意思，这些虽然证明广西派有与蒋介石派妥协的倾向，但是也是证明他们两派的斗争正在酝酿着。湖北方面中央特委派去的整理党务委员会和当地的省市党部改组委员会争风，最近程潜、陈嘉祐[10]已经召集所谓汉口市国民党代表大会，另组党部，而卫戍司令胡宗铎（广西派）却在发命令禁止党部、民众一切集会，宣布戒严。总之，国民党的内争是在发展酝酿，有些地方，如广东，已经变成公开的战争。

　　这些国民党会议的分赃性质，已经再明显也没有的了；会议之中大家都说什么训政时期已到，说什么分治合作，说什么党权高于军权；这些口头禅，不但不能隐蔽这次会议酝酿混战的性质，而且更加证明许多小军阀势均力敌或者要想保持地盘的时候，必然是发生类似联省自治[11]的主张，——他们想巩固自己剥削工农的政权，所以要说“怕战争”、“要训政”、“要党权”等等。

　　总之，国民党这次会议之中，充分的表现着混战割据的局面。什么力量能够推翻这种局面呢？什么力量能够解放工农民众于混战割据的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呢？只有工农群众自己的奋斗：上海的工人罢工潮已经逐渐起来，工人群众反对白崇禧的工统会，反对蒋介石的“上海工人总会”[12]之斗争已经开始；湖北纱厂工人已经有一万多人罢工，群众愤激的打杀国民党的改组工会委员；广州的工人已有伟大的示威反对张发奎、李济深，海陆丰的农民更是已经推翻豪绅的政权，组织自己的工农革命军，成立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正在发展反对陈济棠、钱大钧、黄琪翔等的战争。只有这种力量——工农群众自己的勇猛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可以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推翻一切派别的国民党，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走狗，推翻一切属性的军阀！

　　原载1927年12月12日《布尔塞维克》第8期

　　未署名

　　注释

　　[1]指国民党各方于1927年12月3日至11日在上海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主要是为取消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和成立统一的国民党中央作准备。会议决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2]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3月正式成立，“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共产国际存在期间，先后举行过七次代表大会，有65个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成为它的支部。同时，它还组织领导赤色工会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农民国际等国际群众组织。1943年6月，共产国际自动宣布解散。

　　[3]居正，湖北广济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1922年5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内务部总长。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1925年11月参加西山会议，为中央执行委员；4月在上海组成西山会议派中央党部，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27年9月，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12月被迫辞职。

　　[4]覃振，湖南桃源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冬被孙中山指派负责国民党湖南省党务。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11月参加西山会议派，1927年9月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宣传部部长，年底去职。

　　[5]何香凝（1879—1972），原名谏，又名瑞谏，原籍广东南海，生于香港。1897年10月与廖仲恺结婚。1905年7月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随廖仲恺回广州，二次革命后再去日本。国民党改组后，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与国民党决裂。

　　[6]王法勤，河北高阳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京津同盟会纠察部部长兼天津共和团团长。1924年1月，任国民党一大党务审查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兼北京执行部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任国民党中央商民部部长，兼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

　　[7]陈树人，广东番禺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3年任国民党党务部部长。1925年9月任国民政府秘书长。1926年11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27年辞职。

　　[8]甘乃光，广西岑溪人。曾任黄埔军校英文秘书兼政治教官，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青年部部长，后又任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9月，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年底代理广州市市政委员长。

　　[9]张定璠，江西南昌人。曾任黄埔军校办公厅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后任淞沪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第十三军军长，9月兼任上海市市长。

　　[10]陈嘉祐，湖南湘阴人。1923年11月，任湘军第六军军长。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奉命留守广东。1927年5月，任国民党广东政治分会委员；9月，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被广东北路总指挥钱大钧驱逐，退入湖南。

　　[11]联省自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些地方军阀和政客为保持地方割据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其目的是保持自己的地盘，对抗控制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

　　[12]“上海工人总会”，全称为上海市工人总会，是国民党为控制和破坏上海工人运动而建立的。1927年11月成立。它以改良主义欺骗工人，企图控制工人运动。后随着其反动面目的暴露，遭到工人群众的唾弃，被迫于1928年5月1日发表《结束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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