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暴动的问题|瞿秋白

武装暴动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一）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所以暴动的策略与一般斗争的方式，成了最紧迫严重的问题。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有极可注意的特点。中国的统治政权，现在已经由旧军阀买办阶级手中，大部分移转到新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豪绅资产阶级在各地都经过国民党而取得政权，力求巩固其统治及其剥削制度，引起工农不断的反抗。但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儿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所以客观上革命斗争的形势，也就形成各省农民此起彼落，比较散乱而不相呼应的暴动。最近半年以来，广东农民从四月就有武装暴动，直到贺叶入粤；湖南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政变[1]之后，就有长沙扑城的暴动[2]，武汉反动之后有鄂南、鄂西的暴动[3]，有醴陵、平江的暴动[4]；最近江苏宜、锡、江阴、海门等处也有农民暴动[5]；直隶京东各县以及山东范县、阳谷，都有如此的暴动；此外，便是豫鲁各省红枪会、天门会[6]的武装斗争，也带着有农民暴动的性质，虽然他们的领导权往往落于豪绅小地主的手里。这种情形，很显然的表明中国农民普遍的武装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实际生活之中，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这种战争是客观形势中必然发生的初期暴动的现象。湖北、湖南、广东的许多次经验之中，很明显的证明：一、如果武装斗争并非发自群众，而仅仅某一武装队（正式军队也好，土匪也好，甚至于工军农军也好）的游击战争，与群众脱离的武装队的游击，那么，这种斗争始终是要失败；二、如果游击战争是群众的，但是，不能从游击战争进于更高形式的斗争——政治的斗争与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因此，对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应当有明确的认识：

　　第一，什么是游击战争呢？列宁说：“现在的军事技术，不是十九世纪中期时候的军事技术了。用一大群人去抵抗炮队用几支手枪去守巷战时的屏障，自然是蠢事。……莫斯科暴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提出了‘新的巷战策略’，这就是游击战争的策略，实行这种策略的组织，便是便于移动的很小的小队伍：十人队，三人队，甚至二人队。”列宁这里所说的游击战争，是指城市中的巷战而言。然而游击战争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了：当暴动初起，革命方面的武力还很少的时候，对于军事技术精良的敌人——反革命的大队人马，不用显然力不相敌的武装很不完备的甚至于徒手的群众大队，去硬冲硬打；而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的去袭击，——这就是游击战争，而非正式战争。现在中国农村中的暴动，客观上正是形成这一种策略。农民暴动初起的时候，往往事实上只有小队伍袭击敌人军队（团防、民团等）；他们对于没有武装的豪绅地主以及武装并不很大的敌人，固然仍旧是广大群众的斗争行动，可是，一般而论，农民暴动在未能形成较大的工农革命军以前，在未能采取与反革命军队作正式战争的策略以前，他还是在游击战争的阶段之中。

　　第二，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斗争发动出来的。游击战争只是暴动的初期现象，而且只是暴动中武装斗争方面的策略。并非农民暴动就等于游击战争；也并非暴动之中除游击战争以外，完全没有其他方式的斗争。恰好相反。农民暴动的主要方式是群众的斗争，而游击战争不过是这个总暴动中袭击敌人的武装斗争之一方面。整个农民暴动应当包括什么？暴动不是几个武装队袭击敌人便算的；暴动不是群众之外，另外有什么第三者的武力来解放群众的。现在中国各地农村中，所以发生如此之多的暴动，正是因为地主豪绅国民党的压迫和剥削，使农民不能忍受，而群起反抗，正是因为各县各乡地主豪绅的地方政权，受革命潮流的冲刷而动摇崩溃。因此中国农民群众起来暴动，起来斗争。斗争的方式，开始可以是很平常的：农民不肯交租或交税、交捐，不肯还债，尤其是乡中苦力贫民穷困到极点而起来反抗，群众的革命情绪普遍的高涨，他们拒绝收租收税的豪绅走狗，他们杀戮这些豪绅走狗，他们群起围攻地主，吃大户，吃排家饭，他们焚毁债券田契要求土地以至分配土地，他们进而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富豪的财产。这些种种方式的革命斗争的爆发，甚至于有时客观上以改良主义运动为导火线；例如要求减租不遂，要求减免钱粮不成，因而进一步的趋于暴动。——因为国民党统治之下，政府和所谓党部，往往想用这种改良政策来欺骗农民，但是事实上豪绅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做这些让步，而且这些政策决不满足农民的要求，国民党及新旧军阀，始终实际上是用强暴手段压榨。总之，农民运动的这些斗争方式，是暴动发动群众后必然的现象，有些斗争方式并且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的经验，如吃大户，哄堂等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引导农民进一步的做有组织的自觉的暴动：从吃大户，抗租，抗税等的群众斗争进展起来，群众感觉武装斗争的必要，自然游击战争便要同时发生，自然群众之中要求有游击战争的组织——有集中指挥的武装队之成立。游击战争只有在这种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之中，才能成为有力的武装行动；农村中的游击战争是不能和农民群众斗争的发动相离的。农村中群众斗争的发动，同时也不能转入武装斗争而不从事于游击战争。

　　第三，游击战争至少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的。反动派如吴稚晖等，往往说共产党的革命方法是杀人放火。是的，农民暴动之中是有许多杀人放火的事：被压迫的反抗屠杀、反抗豪绅地主国民党政府官吏，不能不是“杀杀人者的政策”；共产党对于农民的杀戮豪绅地主的运动，是努力赞助而领导的。但是，工农的武装暴动并不单是“杀人放火”；工农武装暴动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是要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之斗争。所以，即使某地暴动的开始，并非群众的直接斗争，而是少数的武装革命党人或农民先动手杀戮豪绅、袭击敌人武装；那么，这样开始的斗争也应当立刻引起极大的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单纯的武装队的游击与群众斗争不相混一的斗争，必然是军事投机主义。所以即使客观上有万不得已而从武装队的游击开始暴动的事实，这种暴动也必须立刻发动群众起来！

　　因为农民暴动的意义，是要用群众之中生长出来的武力，推翻治者阶级，而使群众自己取得政权、取得土地，达到自己的要求。杀戮豪绅只是斗争的开始，只是肃清敌人势力的一步；要树立革命的群众的势力，便必须发动群众自觉的斗争，使他们得到政权和土地。

　　第四，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农民群众斗争发动而开始游击战争之后，革命势力必须要继续的进取而又进取，决不能保守的，所以决不能停滞在游击战争的一阶段上的。湖南、湖北、江苏各省以前的农民暴动，正因为不能从游击战争更进一步，而未得着胜利。最近（十一月初）广东海陆丰的农民暴动，便从游击战争，进一步而创立革命的地域。海陆丰的农民，在叶贺入粤以前便暴动起来，随后叶贺虽然失败，但是农民暴动却从军事行动（游击战争）进而至于群众的斗争（尤其是海丰），由群众的斗争而创造更大的武力，并且有叶挺残部改编加入农军，增多武装的力量；于是他们努力发动陆丰、碣石、紫金等许多县农民的斗争；而且他们的作战，已经不须采取纯粹游击式的策略。海陆丰农民暴动的发展，便是超过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之范围，而进于建立革命地域的实例。

　　现在各地的农民暴动的斗争方式，必须确切的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明显的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各省各区的农民暴动，将要运用这种斗争经验之中锻炼出来的策略，使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更加动摇削弱以至于各自推翻当地的反动政权；而使革命势力汇合起来，创造尽可能的大范围内工农政权胜利的局面。

　　（二）城市工人暴动的问题

　　农村中四处蜂起暴动的环境之中，城市工人暴动便成了革命胜利的关键。革命势力的发展，到了有几县，半省，甚至一、二省内工农暴动胜利前途的时候，城市自然要成为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

　　现在客观的形势，虽然各大城市，如上海、汉口、天津等处，还没有工人暴动的事实；然而一般的政治、经济条件，正在准备着这种暴动的爆发。如今大城市之中，如上海、汉口，尤其是广州，工人的斗争剧烈起来，——广州当然不是特殊的状况，因为广东农民暴动的发展，与工人本身斗争的剧烈，已经直接提出广州暴动的问题。就是上海及其附近各县手工工人的经济斗争，也是日益增多。豪绅资产阶级没有方法解决这些斗争，客观的经济状况，使他们只有更加残酷的压迫工人店员。主要的，只是工人阶级的群众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在日常经济斗争之中团结起来，引导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意识。尤其可以注意的，是城市暴动的严重意义，是在于城市中的暴动，必要使革命潮流，从自发的散乱的农村暴动，更进一步而搏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中心，使革命更进一步的到建立起来有组织的中心势力。

　　列宁对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准备暴动的指示说：“暴动要能够胜利，必需不依据于军事投机，并不只依据于党，而要依据于先进的阶级。此其一。暴动要依据于民众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动要依据于日益生长的革命达到历史上的转变关头，就是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而且薄弱的骑墙的不坚决的革命友军也一天天的更加动摇。此其三。解决暴动问题的这三个条件，便是马克斯主义与白朗吉主义[7]不同的地方。”列宁这几句，是革命发展到决定胜负的斗争时期，所应当特别注意的。

　　现在每一区域之中，农民暴动的发展与城市暴动之关系，都有从发动斗争进于决定胜负的斗争之形势。现在中国城市之中，客观的条件多多少少都是足以造成群众的革命的高潮的，尤其是在农村暴动不断的爆发之环境中。城市工人以及各县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应当尽量的发动；从客观上潜伏着的一切斗争问题，去发动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尽量的揭发国民党的欺骗政策。只有如此坚决发动群众的斗争，才能引导起更多更广大的群众，使他们深切的感觉到暴动与夺取政权的必要，决然进于武装的斗争——群众的武装斗争。如今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已经激起而武装袭击工贼；但是这还不够，必须一切革命的工人更勇猛的领导起广大群众的斗争，就是因此而要执行很琐屑繁难的日常经济斗争也是非常之必要的。城市的暴动，将要在这种革命高潮的普及于广大群众的过程之中，生长出来，而成为工农暴动在大范围内胜利的中心和指导者。

　　原载1927年12月26日《布尔塞维克》第10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指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晚，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在长沙发动叛乱，封闭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一切革命团体，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全部解除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工农革命群众一百多人，使长沙陷入白色恐怖。因电报用韵目“马”字代表21日，故称马日事变。

　　[2]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员郭亮、柳直荀等曾动员长沙、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等十多县的农民，会同安源工人武装，准备围攻长沙，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却下令“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政府解决”，撤回向长沙进军的各县农军。

　　[3]指1927年9月中旬邓赤中、萧人鹄、曹壮父等共产党员领导的洪湖地区农民起义。

　　[4]指1927年9月毛泽东所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

　　[5]指1927年11月初江苏宜兴、无锡、江阴、海门等处相继爆发的农民起义。

　　[6]红枪会、天门会，是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民间结社，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其活动和斗争均带有封建迷信色彩。

　　[7]白朗吉主义，今译“布朗基主义”，是十九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潮，因其代表人物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而得名。布朗基主义者认为通过少数革命家的起义和专政，即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发动过多次秘密起义，都由于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布朗基主义者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了他们不依靠广大群众的宗派主义立场和不顾客观条件的冒险主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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