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瞿秋白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1)——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五四至五卅中国革命思潮之趋势及分化

　　中国民众革命运动的开始，可以说是从五四时代起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资本主义进程中不可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英，如法，如德，如俄日等，内部生产力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剧烈，渐渐的动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制度。于是资产阶级便不得不力求扩大自己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就是掠夺殖民地，以维持自己阶级的统治地位。他们侵略弱小民族——资本主义文化还没有发展的国家，他们可以独占那地的市场，垄断那地的原料，因为这些地方自己既然没有工业，当然不能和帝国主义竞争。因此，他们可以得到超越的非常的利润——比本国市场内多至百倍的利润。可是，这种殖民地政策的施行：一、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的冲突；二、不能不使侵略的国家逐渐的资本化。这两种结果，原是帝国主义自己所造成的，便足以致帝国主义的死命。社会革命的爆发便在这帝国主义内部崩溃的过程里发现；帝国主义的欧战[1]是列强冲突的表现，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可是战争的延长和破坏，使全社会中大多数群众不能再忍受资本主义的统治，农民、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等都倾向于无产阶级而造成革命的形势。俄国的十月革命便是因此发动，又加以内部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类种种矛盾冲突的汇集而成功的。便是英、美、法、日各国在欧战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也都经过一个可怕的革命危机。至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致命伤，他们的种种殖民政策、经济政策，无一不是遏制弱小民族的工业发展；可是弱小民族内部假使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大多数人民安于农业的自足经济，那时，资本主义国家便无从畅销他们的商品，无从多量吸收原料；所以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便自然而然，至少在商业方面，逐渐的资本主义化，商业资本的积累（所谓“资本之最初积累”）必然发生工业资本，这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便和殖民地弱小民族间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了。何况，帝国主义列强为夺殖民地而互相战争时，正给殖民地以发展自己工业的机会，宗主国的生产完全集中于军事，殖民地的生产和原料，当然只能自己经营、自己应用；那商业里（买办、洋货商）积累的资本，久受宗主国资产阶级政策的束缚和遏抑，到此便不能不急速的投入工业生产。这便是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于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里国民革命开始的时代。帝国主义之前的一时代里，后进的资本国与先进的资本国相竞争（如俄国彼得大帝变法，日本维新）的过程，和现时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向帝国主义革命的过程是断不能相混的。即前一过程，即使有革命，也只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后一过程，便含着多量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内——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在于五四时代，这里原因看上述的经济分析便可以明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他在政治上的成绩，影响于多数民众最大的，只是“国货”两字，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可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宗法封建军阀的革命，内部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各国革命史都是实例，中国何尝又能除外？其中的理由非常明显。资本主义发展之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力固然集中而强大，无产阶级的增多与团结也必然相伴而行，天下那里有没有工人的工厂呢？况且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殖民地上，如中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2]等等的影响呢？那时的青年和学生，差不多个个人都注意报上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个个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是很笼统模糊的，然而就在这一源流里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新青年》[3]杂志的左倾与其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便是明证。当初五四运动时的新文化思想——反对孔孟、反对旧礼教、白话运动、妇女问题等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所需要的。同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劳动社会问题的研究热与上述各种运动混流并进。这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这种联合战线，第一、当然不是自觉的；第二、当然增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力军，以救辛亥革命后垂危的国民党。实际上这些思想上的新潮，只是资产阶级民族自觉的先驱和后盾，所以主要的政治力量，仅仅只产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可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种社会力的伸张，确是一大进步，可以使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等“俯就”新潮，甚至于俯就马克思主义——《建设杂志》[4]、《星期评论》[5]、《孙文学说》[6]等等，都是在这时候出世的。

　　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从北京、上海到广东，从北京大学教授、戴季陶[7]（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到所谓“中兴名将”的曾、左、李[8]国家主义派。这是甚么缘故？原来，中国社会在欧战之后，一方面资产阶级发展，别方面无产阶级发展；社会上新力量产生的初期，共同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军阀社会，涌起国民革命的巨潮；随后的发展，便是两阶级互争革命的指导权和国际上联盟军的争择之过程。这六、七年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进程，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进而至于明显的自觉的，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进而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从资产阶级联美制日的希望进而至于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到五卅运动而得了极高的发展。国际关系上，在这六、七年中，资产阶级所希望于巴黎和会[9]，华盛顿会议[10]的，着着落空；而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苏联，不但事实上废除领事裁判权[11]等，并且进而切切实实赞助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国内斗争里，在这六、七年中，中国无产阶级运动长足的进步：四、五年来的罢工运动已经使无产阶级的三分之一（至少数）组织在工会里，每次在民族斗争里，表现他的力量；国民党改组一年，在党内刷除买办官僚的分子，在广东给买办和土豪阶级（商团、民团）以极大的继续的打击；并且军阀之中亦起分化。无产阶级在这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得多份的优势，到五卅时候，广州国民政府[12]的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13]的领袖五卅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同时，帝国主义者尤其害怕这种运动的彻底发展，正在努力“工作”，做反对所谓赤化苏联的宣传，离间挑拨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发现自己的“阶级觉悟”而努力于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家主义的宣传，国民党右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这里阶级分化的现象是非常之明显的，半年来思想界里的反动潮流，从主义上、策略上、革命领袖问题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发生的争执，都是这一现象的表演。可是，同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使无产阶级政党和国民党的主张，如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的运动等，都因而渗入普遍的群众里去；中国社会一般的革命化的过程，当然影响到政党界与思想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最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14]、《莽原》杂志[15]，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16]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17]、朱季恂[18]、甘乃光[19]、陈公博[20]等居然形成左派，汪精卫[21]、蒋介石等之革命倾向更不用说。思想界与政党界左右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进展而日益激厉的，或者以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反动的表征。其实不然，这种反动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导权。

　　二、共产主义及无产阶级领袖革命之问题

　　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然而国民革命的进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来指导，对于帝国主义做局部的抵御，利用所谓列强之间的冲突而苟延残喘，想镇压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处处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而希望以反对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须的恩惠；一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帝国主义整个儿推翻，利用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冲突而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成分，集中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力，以求肃清国内一切买办、军阀、土豪等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动平民的压迫者。现时左右派斗争的具体问题是如此，并非如表面上看来是共产与反共产的争执。然而右派——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故意装着不知道自己造作一个“共产”做对象，其实是帝国主义的谣言，他们却偏偏当真的来攻击。

　　如果要反对共产主义，便应当明了共产主义的意义。如今思想界的右派却都是信口胡说。譬如邹鲁[22]、孙镜亚[23]等类的国民党员，曾琦[24]等类的国家主义派便都是如此。他们或者说广东政府立刻就在实行共产，或者说共产党是要中国社会回到原始共产制度（《醒狮》[25]第六十八期）。广东政府是否共产，现在不值一驳。中国共产党要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吗？这不过是曾琦等自暴其不学与荒谬，不值得去说他。至于比较有研究的戴季陶先生和《独立青年》[26]杂志的灵光[27]先生，也是同样的不了解共产主义四字是何所指。戴季陶说中国共产党的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灵光说中国共产党要抄俄国的老文章。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义究竟是甚么？我想，他们一定知道的，他们一定知道中国共产党并不会主张明日便使中国社会里实现共产制度；可是他们因为要反对中国共产党，故意一口咬定的这样说。这里我们可以找着丝毫的客观态度吗？当然不能够！

　　我们应当分清楚共产制度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共产制度是说全人类社会之中阶级已经消灭，一切生产分配由社会经营，个人只须依照社会的计划去参加工作，便能得到社会的一切供给——衣、食、住、娱乐、科学等等。共产主义是说从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列强，商业资本宗法社会[28]的弱小民族殖民地，以至于菲洲、西伯利亚等处的原人社会，怎样过渡到共产制度的种种式式政治、经济、教育等的方法：政党的策略，革命中的阶级关系，经济、文化等的政策，革命后的国家制度等等。他们右派说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即不能实现于现时的中国。如果是指共产制度而言，那么，不用说在中国，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国，将来革命后的美国，也不能立刻涌现。如果指的是共产主义，那么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都有相当适应于当地经济状况并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相联络的政策。他们应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政策加以详细的虚心的研究，才有开口批评的资格。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状况有周密的研究，以前《新青年》、《前锋》杂志[29]曾经登过不少这类的文章。因此中国共产党确定进行革命以达共产制度的第一步政策：（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适值世界帝国主义猖獗侵略中国的时代，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至于资产阶级，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双重的压迫之下，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二）这种国民革命的斗争里，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为目标；因为解放大多数中国民众才能算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制劳动民众的斗争自由，剥削劳动民众的利益之一切势力，都应当和他奋斗，都应当推翻，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压迫剥削民众，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免的；如果他们因为要压迫剥削民众而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妥协或联合，那么，劳动平民的阶级斗争不但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且就是拥护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这种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中国、印度、安南[30]、朝鲜、南美等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同时，英、日、美、法、意等国内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这种革命的胜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便当然根本推翻。（五）帝国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推翻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亦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执行有规划的发展经济实业计划，以渐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制度。这种政策，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用不着理论上来回答。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劳动运动之后，这四、五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革命运动的进行，直到五卅的大开展，全国工人、农民、小商人的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普及穷乡僻壤，便是切切实实的证据。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农工阶级因得着多量的自由而赞助革命政府，还在继续不断的和地主买办阶级奋斗，以巩固革命政府的基础。广东一般人民现在能免除苛税杂捐的重负和反动军阀的压迫，便是这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国民革命的结果。苏联、土耳其、蒙古、印度、埃及、叙利亚、英、法工人等革命势力对于广州政府的赞助和同情，便是革命政权确定而不受英国帝国主义摧残的保障之一。这种政策是否抄俄国的老文章，更不用详细的解释了。醒狮派和邹鲁派当然每况愈下，已经和买办阶级的冯自由[31]派不能互相区别，他们除反对苏联、反对赤化而外，本无别种任务，只是信口造谣，说广东是俄人统治，是实行共产，说共产党是否认国家等等。广州的事实，最近（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代表的第二次大会[32]，甚至于得到华侨及香港华商的赞助，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诚意的和国民党左派、革命派的孙中山主义合作。这第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当然和国民党的革命主义相符合。何以能说共产党否认国家！可见醒狮派的态度，还不仅是曾琦等无知荒谬不学的结果，并且是有意混朦事实，出于造谣中伤的用心。至于戴季陶、灵光等也是无的放矢，还有些人，或者接受共产党政策而故意反对共产党，适足以表现他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

　　三、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问题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所反对的既不是共产制度——共产主义的终极的目标，当然便是共产主义适用于中国情势的政策。这些政策之中第一个重要问题，便是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中国，自然而然工人阶级的运动也随着开始；尤其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资本家既在实行对于殖民地劳动者的奴隶制度，中国的资本家又因处于帝国主义强力的压迫与竞争之下，不必能如资本先进国的余裕可以及早让步赂买部分的劳工贵族，亦是拼命的向劳动者压榨，以求利润。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种双方两重的剥削，自然不能不开始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绝无改良主义的阶级妥协之可能。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斗争的期间，所争的不过是增加些工资，承认工会和罢工的自由——罢工期间的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实际上也还很少；开始斗争的方式何尝不是“和平”的谈判？然而资本家的政策，都是非常狡猾无信，残暴狠毒，次次必须以罢工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阶级斗争本来是资产阶级自身的行为。如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斗争，右派却叫无产阶级不准回斗，岂非纯粹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右派常说，要劝告资本家，诱发他们的仁爱性；仿佛共产党只是鼓动工人斗争，而又反对资本家仁爱。这种劝告，事实上是否收效？中国几千年的孔孟仁爱学说，是右派自诩为中国的国民性的，何以中国资本家都变成孔孟化外的人，而且变得如此之速呢？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事实俱在，现时工人阶级所处的实际地位俱在，何以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七八年前说中国没有大资本主义，或者可以说得过去，而五卅之后，上海、香港、汉口、河南、安源、天津等处，百万余工人的罢工事实还想否认吗？工人阶级默无声息的替资本家用汗血去赚钱，资产阶级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或者还可以装着不看见□信口乱说中国没有工人，没有工业资本；如今工人阶级已经有实际的行动，震动全世界的大罢工，资产阶级的学者等等还能装聋装瞎吗？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资本家仁爱，而且只有共产党能够使资本家仁爱，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使资本家仁爱。譬如去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工会方面前三天提出条件，要求答复；然而资本家不理，一定要等到宣布罢工，军警压迫开枪鞭打而工人不屈，而后资本家“仁爱”起来，假惺惺的哭起来，退职俸金等的条例答应了……这是一个证据。五卅以前，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都是反对阶级斗争，甚至于说农民协会、工会等的保护政策都是赤化（那时骂广东政府的口头禅，谢英伯、冯自由等反对广州中央的“证据”）；如今右派和国家主义派除反对阶级斗争之外，也赶紧谈起劳工立法，谈起劝资本家仁爱来了。假使不是工人阶级最近几年来的斗争，戴季陶先生的仁爱说，《商报》[33]陈畏垒君[34]的劝告说（一月二十四日），《独立青年》杂志的宣言，《醒狮》国家主义派的“解决国是办法”，处处不敢不提起劳工利益的口头禅，恐怕还未必见得实现罢？而现在谈得格外起劲，更是因为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之充分表显。这是第二个证据。再则，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的时候，罢工要求承认工会，以几十万人的斗争力量，逼使段政府[35]不得不拟议工会条例，上海总商会[36]也不得不代行电请。等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摧残了工人运动，工人的大规模的斗争被停止了，段政府和总商会便不肯“仁爱”，不肯提起工会条例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总说工人阶级的斗争足以把资产阶级吓得反动，分散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尤其是笑话。难道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忍受中国资本家的剥削，同时却又能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参加国民革命？中国资产阶级要利用工人的力量争民族的解放，便应当牺牲自己的目前利益：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当然也反抗中国资本家同样的压迫；中国资本家不能自动的减轻压迫，便只有受反抗。假使中国资本家因受反抗而竟反动，以至于勾结军阀、帝国主义，那就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尤其必要。总之，中国资本家、地主，只有两条路：一是对工人农民让步，不禁止阶级斗争，因而取得民族解放——关税自主权、国家的统一、军阀的肃清、苛税杂捐的免除；一是宁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军阀的虐使，而勾结他们来压迫工人，自己忍受军阀的扰乱市场，勒捐饷项，帝国主义者之扼制——如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37]，租界管理权等。前一条路是现在广东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所走的；后一条路是上海的资产阶级所走的：广东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工会的发达，资本家剥削的限制，工人罢工斗争的自由，农民协会的组织，农民自卫军的战斗）是革命政府的基础；而如今广东一般商人、资本家、地主，已经能免除苛税杂税，自己建筑黄埔商港。上海的资本家却宁可受帝国主义者的统治，电气业由他们垄断独占，五卅时租界当局停止供给华厂电气时，中国资本家赶紧出全力帮助帝国主义者用种种勒迫欺诈的手段摧残罢工，仅仅因为不肯牺牲停电期间的工资！

　　再则，如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革命导报》[38]宣言，如《商报》一月廿四日的社论，总是说：“中国工人只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战斗的目标也只外国资本家”；或是说：“以阶级斗争助成民族独立运动，吾人亦不能无异辞……民族独立要求，意义有在麦饼米饭以上者”。诚然不错！可是，阶级斗争的意义不但在“麦饼米饭”以上，并且还在民族解放以上；现时中国工人阶级的所以能懂得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正因为他们实行了阶级斗争，正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的阶级斗争之最低限度的目标，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范围内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国民党右派要反对国内的阶级斗争，要否认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有一方面的共同意义，并且要工人的战斗目标限于外国资本家，正足以见他们完全只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努力工作”，“站起来”和赤化及阶级斗争奋斗，反对中国共产党，用种种手段欺蒙无产阶级，说中国“任何阶级”（军阀、买办似乎也在内）都有共同利害，实际上这是叫工人去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压迫而不要反对中国资本家的剥削（去年上海、天津、郑州、安源等的华厂工潮，已是中国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明证——他们还要说没有！），正足以见得他们努力从事于“阶级斗争”，站在资产阶级地位来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他们自身的发现于中国，他们自身的政治态度和政策，正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和共产主义适合中国情势的最有力的例证。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呵，你们如果要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适于中国，要证明共产主义是不合事实的理论，那么，你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最有力的打击，便是停止你们自己的存在，消灭你们自己！

　　四、中国革命之国际性与民族问题

　　国民党右派的内部，正和中国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内部一样，是决不能一致的；虽说他们反对赤化，和帝国主义也可以结合联合战线，可是他们各派相互之间仍旧有许多不同的矛盾的观点和政策。去年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的西山会议，完全受邹鲁[39]、谢持[40]等买办阶级派之统治：他们勾结冯自由等之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41]，对于戴季陶等右派中较左的施行绑票，提到俱乐部中加以殴打恐吓，强迫签发宣言。所以继承西山会议的所谓上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邹鲁派的，而还不是戴季陶式的；戴季陶因此而宣言辞职。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见《民国日报》[42]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所谓“中央”的告国民书，公开的骂共产党是依赖苏俄，说苏俄是另一属性的帝国主义；对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作战，简直完全不提起，只说“必先取得中国在世界的平等地位，然后才配进行实际的援助弱小民族。”然而戴季陶先生最近的表示（致楚伧[43]的信）却明确的说：“现代之帝国主义成为一国际的组织，反帝国主义之工作非一民族之力所能成功，故……凡信仰先生（中山）之遗教遗嘱者，必须重视此点，对于先生与革命之苏俄友善，及与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与世界各国之革命的民众提携之旨，尤不可忘。至对于同在革命道途之友党……亦宜尊重同仇之德义，相见以诚，不为无益之猜忌，无理之攻击。”此中的分化，又更显然。嗣后，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革命导报》宣言还是说：“他们（左派）只是消极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一制度；国民党之反对帝国主义乃积极的扶植中国农、工、商、兵士各阶级之利益的发展，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各被压迫民族在同一战线上促进帝国主义之崩坏。”这可与戴季陶先生不同了：第一《革命导报》宣言中有许多“无理之攻击”；第二，戴先生认帝国主义为国际的组织，必须“与世界之革命势力切实合作之以图我民族独立之成功，而促世界革命之实现”（见他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电）。《革命导报》却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是消极的反对帝国主义，这竟是抹杀许多事实：抹杀共产党四、五年来的实际斗争，迹近造谣诬蔑。他们自己承受了“联合被压迫民族促帝国主义崩溃”之政策，却还反过来攻击最先提议这一政策的人，实在有点可笑。可是善变的周佛海[44]，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孙中山主义的修正派的周佛海，更退后了一步，竟说国民革命不是根本打倒帝国主义，而只是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见他《论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演讲和《革命导报》上的《释打倒帝国主义》）。这不但和戴季陶先生不同，并且与《革命导报》宣言自相矛盾。这种政见已经与《独立青年》和《醒狮》完全相同，不过肯用帝国主义四个字罢了。醒狮派国家主义者动辄高呼外抗强权，认打倒帝国主义为共产党一党的口号，“非国民革命之所宜采”（见曾琦《对于开除共产党后的国民党之三大忠告》——《醒狮》第六五期。）《独立青年》宣言也说：“我们要认清我国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不是国际的问题，是应由我们中国人自起而解决的问题，不是要联合全世界那一阶级来打倒他一阶级的问题，如共产党所主张的甚么打倒帝国主义的问题。”

　　邹鲁、周佛海派的上海右派国民党中央和《独立青年》、《醒狮》等派的国家主义，总是反对打倒帝国主义，而只说要抵抗外国的侵略。无产阶级当然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可是同时认清必须打倒国际的帝国主义，而后中国才能根本免除侵略；资产阶级却不愿打倒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这些右派的资产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中国民族如果真能排斥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他和土耳其的经济上的国际地位大不相同，必然与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各国无产阶级得此援助，必然群起革命，推翻世界的资本主义，那时帝国主义自然要根本打倒。周佛海等难道还赶去救护这一帝国主义吗？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互相联合起来，这是反乎所谓国家主义的，国家主义派势必努力反对的了。这结果，岂不是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是列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很恭顺可靠的保护人！

　　不但如此，中国民族同时要反抗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各国帝国主义如有巩固的国家主义足以蒙蔽国内的劳动平民，他们便有可靠的军队，教徒，军事上的技术能力，加上外交阴谋，资本势力，中国民族用甚么力量能抵抗这种侵略！国家主义派反对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孙文主义学会也是如此（《革命导报》宣言只说被压迫民族）。这种主张适足以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证实他们的“黄祸”谣言——法国总理白里昂[45]便以“防御”摩洛哥人屠杀白人的理由欺骗法国工人，使他们不反对出兵摩洛哥。中国国民革命必须联合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作战，才能有充分的革命力量；必须努力宣传世界的阶级斗争，使各国无产阶级自己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政府，同时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放。所以中国国民革命的进行中，反对各国国家主义，是联合世界一切革命势力所必须的工作。

　　至于联合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革命运动问题，邹鲁派的国民党“中央”既是包藏着攻击苏俄的用心，并说先求中国独立，然后再能援助弱小民族。邹鲁等也曾和醒狮派一样，说广州革命政府受俄人的统治，况且他们的“援助”弱小民族也和《醒狮》、《独立青年》等派一样，主张改蒙古、西藏为中国的行省，反对民族自决。先论联俄问题，这里有一个很可笑的现象：他们之中尤其是醒狮派，反对“帝国主义”的名词，可是却说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是否帝国主义，有事实可以证明：试看如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处的苏联领事早已没有领事裁判权，最近那右派的所谓中央却说苏联要以陆路通商条约为废除领事裁判权之交换条件，这岂不是造谣伎俩？他们攻击广州是俄人的统治，现在已经不成问题，香港的华商及一般人都已经看见事实的证明；俄国人在广东的唯一“罪状”，大概只是帮助国民政府练成强有力的革命军，弄得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无从侵略。他们最近宁可和张作霖[46]及日本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对于中东路风潮反对苏联，仿佛中兴名将于曾、左、李之外，又添了一位咱胡子也姓张的张作霖了！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即使站在民族的观点上，也应当和他联合，利用他和各国帝国主义的冲突。帝国主义者所最恐惧的，便是中国民族与苏联联合战线，而国家主义派所最反对的，也是这一联合战线；大家想想，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功绩多么大！对于与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问题，孙文主义学会[47]形式上是赞成了；邹鲁派的国民党“中央”却要先“独立”而后“援助”。真不错！日本现在先独立了，所以讲起大亚细亚主义，国家主义派亦很赞成，只是不要日本来行，而要中国来行（《醒狮》第六六期曾琦答孙文主义学会）。这种中国帝国主义的阴谋显然暴露。《独立青年》更反对蒙古、西藏的民族自决，因而反对联邦，要使他们变成中国的行省（《独立青年》创刊号《联邦与中国》）。蒙古自决问题呢，国民党右派——连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内，以及《醒狮》派，《独立青年》派，都因此问题而说中国共产党是“亲俄卖国”，要“求中国为俄国的第三国际的附属品，……促成俄国发展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显然违背孙中山主义——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宣言，明确的承认蒙古等民族的自决权，主张各民族自由结合的中华民国。其实，单由民族革命国民革命的观点上来论，就是《醒狮》和《独立青年》也不能不承认这种革命，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只有汉族采取绝对自由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才能解决；如果蒙、藏民族自己要坚持联邦制度，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都可以让步：只有这样，才能使弱小民族倾心于革命的中国。各种右派的民族问题政策，正足以恐吓蒙、藏，使他们和中国离贰，或者愈益倾向苏俄或者受帝国主义的利用；他们几百年来受中国大商阶级及满清贵族的侵略，自然有许多过分的怀疑和不信仰。列宁主义说：“民族自决直到分立国家”，这种原则，已经结合许多民族而成立伟大的苏联；孙中山主义说：“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只有这一原则才能结合巩固的“五族共和”。

　　五、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问题

　　国家主义派《醒狮》、《独立青年》等，往往说共产党的打倒帝国主义是社会革命的口号，“共产适足以召共管”。这一说法，刚巧和辛亥革命前保皇党的康梁派[48]之“革命适足以召瓜分”太相象了，这可不是偶然。所谓共产是甚么？难道是中国共产制度的实现？那么，中国这种落后国家里共产制度尚且实现了，帝国主义当然早已不存在，又何从来的共管呢？假使是说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各劳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国共产阶级与世界及苏联劳动平民的联合战线：在他们目光中，甚至于说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如辅助劳农，平民的组织，不禁止妨碍他们的阶级斗争，和苏联及各国革命平民相联络等，也认为共产主义。假使所谓共产是说的这些政策，是说的现时中国达到共产制度的革命途程（这里所谓共产主义并不名不副实——如灵光君在《独立青年》第一号所说的），那么事实上，已经证明“共产即召共管”的论调之荒谬。这些政策，不是广东国民政府所实行的吗？事实上，这些政策正是救广东出于共管现象的唯一道路；而上海、北京等处的五卅经验中，都证明不能实行这些政策，适足以成就帝国主义的共管事实：五卅案司法重查，关税自主经列强一致否认等等。至于理论上，他们以为中国只要利用列强的冲突，便可求得独立，常常举土耳其来做例子，用不着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这一理论的错误是很大的：第一、譬如土耳其，在欧战以前，同样有英、法、德、俄各帝国主义势力的冲突，何以不能独立解放？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决不能帮助自己所要侵略的国家解放。第二、因此土耳其革命的成功，显而易见是苏联革命胜利及第三国际成立之后，英、法共产党的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苏联政府的实力赞助之结果。第三、中国经济上的国际地位和土耳其完全不同，当然更比维新前的日本不同。维新前的日本是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时期，列强的“海外侵略”还有较阔大的战场，他们因互相冲突而放任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还有如中国等处的市场可以侵略。土耳其在经济上对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现在也不占举足重轻的地位，他的独立，不足以致整个儿帝国主义制度之死命。中国现时既处于帝国主义末期的时代，帝国主义的命根差不多全在中国，而且中国本身有最大的富源，最多量的廉价劳动，最优越的商品销场。因此，中国即使不行“共产主义”政策，仅仅民族革命，也足以促起列强的联合战线。共产主义的政策正足以破列强国内的民族的国家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各国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灭杀大部分的力量，不足以行共管。何况五卅运动的经验里（见《五卅运动与国民会议》），证明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只能到一定的限度，过此限度，便必然互相冲突；中国方面民族解放运动愈彻底，民族革命政策愈共产化，他们的联合战线愈软弱而至于破裂。

　　六、革命军队与国民革命独裁制的问题

　　国民党右派——邹鲁派国民党“中央”和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如今说共产党是勾结一派军阀以打倒别派军阀（见右派中央及《革命导报》宣言）。这在国家主义派口中，还仿佛是假清高的论调，在右派口中，真不知是何居心，有何颜面！邹鲁等勾结杨希闵、刘震寰[49]的事实谁都知道；当共产党反对这种右派政策，反对依赖军阀的时候，右派说共产党是离间国民党的“友军”（卢永祥[50]等）。前年双十节，黄仁[51]同志还因此而被“人”凶殴致死。共产派反对这种残杀行为时，叶楚伧等还要为“人”辩护，不肯开除。如今却说共产党勾结军阀！何等的……！国家主义派（《醒狮》）说共产党勾结军阀，竟指出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督促冯玉祥[52]为国民会议奋斗的电报做证据。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的政策是看清现在军阀的崩溃和分化，主张平民召集国民会议，将一切倾向民众或表面上赞助民众的军阀，放在平民的国民会议之统治之下，使他们无可遁形。帝国主义者反对冯玉祥、蒋介石等，说他们是赤化军阀，正是要恐吓他们，使他们离开民众。国家主义派也帮着谩骂冯、蒋联俄卖国。国民党右派最近已不敢反对国民军，对蒋介石更从来不敢“开罪”，然而还空口的说共产党勾结军阀。他们的这种行为，何等的“对内一致”——与帝国主义者一致呵！冯玉祥等的国民军，当然还包含着不少反动成分，其中有吴佩孚[53]的余党，有犹豫畏怯的冯玉祥式的政策。可是人民方面，只有督促着国民军往革命道路上走，才能肃清他内部的反动分子和反动政策；决不能将所有中国的武力一概视作军阀而反对之，都送给帝国主义者御用。人民与武力的结合，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这一策略的运用，一方面是造成国民革命军和武装工农平民，别方面是将现有的军队、兵士、下级士官以至于忠实于革命的“将军”置于人民的统治及指导之下。这种策略运用得不好，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如以前杨希闵等的所作所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以至一般人民都要反对，并且要力求肃清这些势力的。我们对于国民军，亦是这样主张。至于蒋介石等，现时的国民革命军，恐怕他们的唯一的“罪状”，便是遵照人民的意志，肃清了反动军阀，停止了拉夫，勒派饷项，擅收租税杂捐等的事罢了。国家主义派要反对这种军队，何不直说反对国民革命的成功呢？

　　奇巧不巧，《革命导报》居然也说：“他们（左派）之反对军阀，目的在利用少数军阀，以促成名义上的劳农专政，实际上的寡头政治。”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代并未主张无产阶级独裁制，这是谁都知道的；右派的这种攻击，和其他攻击一样是故意自制其“共产主义政策”来做对象，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理论上驳难共产主义政策的能力，所以只好以造谣的伎俩来中伤。共产党所主张的——国民党左派当然也可赞成——正是在国民革命时代必须革命的，各革命党联合的，对于保皇党、帝国主义党、军阀党、买办党、土豪党，对于一切反动势力的独裁制——国民革命的革命派独裁制。一切革命没有独裁制便完全是空想：难道革命胜利之后，还能容许反革命派的自由，以便他们推翻革命？至于《醒狮》、《独立青年》等，更宣言反对一党的专政；可是《独立青年》第一号《民众势力与军阀势力》一篇论文说：“由真诚了解民治主义者，抱我入地狱长期牺牲之决心，分途羼入各机关团体，加以切实之整顿，有力之指导，严固之组织。”这不是政党作用又是甚么？如果这些机关组织内，推而至于一国内，有买办、军阀等反革命分子，不服从所谓“有力之指导”，那时怎样呢？难道照德谟克拉西的原则，应当放任？推而至于国家的政治，应当由国内一切阶级，所谓全民：军阀、买办、土豪、人民等等的“联合政府”来治理？真正的民权主义，只有拥护保障真正平民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一阶级的独裁制，诚然不错，是共产主义；可是这一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事实上当然只在社会内其他阶级，如资产阶级，完全变成反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现时认为国民革命时代中应当实行对于军阀、买办等帝国主义的走狗之革命独裁制；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这种政策，已经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国民党所接受（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灵光君对于无产阶级独裁制怀疑，他以为：“无产者的志愿是在乘机得到一些财产……所谓成功，不是共产革命成功，而是他们个人的致富成功”（《独立青年》，灵光《质郭沫若……》）。又说，共产党有什么“不投降便打倒”的政策，这和误解劳农专政是寡头政治是一样的。灵光君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国现时——革命胜利后第八年，无产阶级是怎样“团体致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工人农民的俱乐部、协作社、公共寄宿舍等；他也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国现时的选举制度，各省、各县及中央的国家职员有多少农民、工人（这些都有统计和事实可以覆按的，最好要不以耳代目）。至于说中国工人幼稚，甚至于如《商报》上的姚公鹤说女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都是出钱买她们来的，这种对于劳农平民的诬蔑，实是智识阶级傲慢与无知的结果。俄国工人、农民当初也是很无智识很幼稚的，而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共产党的工作，使他们现在做了苏联的主人。就是中国的女工，受着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五卅斗争中的经验，也有一部分比以前的智识能力长进得多了。假使说这都要用钱去买，岂非大笑话！五卅时期上海大街小巷都贴着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大半都是一般普通人民所写的，难道都是钱买来的？这种意见，简直认农工民众中，永无增进智识的变化，显然是不切事实的。至于“不投降便打倒”和“寡头政治”的说法，尤其是“海外奇谈”！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和投降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也往往这样的骂俄国共产党，事实上俄国政治的实际状况和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行动，都可以证明这完全是谣言。共产党不但不抱着“不投降便打倒”的原则，而且处处都是引导革命派的统一联合：譬如广东政府里的汪精卫、蒋介石，现在更加上胡汉民[54]，甚至于伍朝枢[55]、孙科[56]，他们何尝投降了共产党而并没有被打倒；还有上海最近的国民会议促成会[57]（固然仅仅只有左派而无共产党，然而共产党是赞助他的），曾经极力与孙文主义学会去合作，却只见右派拒绝，而不见左派打倒他们。总之，社会革命时代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可能与必要，正和国民革命时代革命派的独裁制之可能与必要是一样的，现时都有具体的事实证明。

　　七、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的前途

　　中国最近几年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卅运动，已经有很广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谓“民族精神”或“国家主义”，也就因此而发现出来，国民革命运动里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已经确有明显的表示。固然，戴季陶先生、上海孙文主义学会、邹鲁、周佛海派的国民党“中央”、《独立青年》派、《醒狮》派等相互之间互相矛盾，尤其是对于帝国主义及联合世界革命势力的问题上：一、国民党右派里，a、季陶先生赞成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b、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只赞成和被压迫民族联合，可是还要促起帝国主义的崩溃；c、周佛海则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在国民党右派之中已经互相违背“党的纪律”。二、国家主义派呢，连帝国主义的名词也不肯用；可是他们内部也有冲突：a、孤军社[58]（《独立青年》）和b、醒狮社共同署名答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信，居然在《独立青年》杂志和《醒狮》周报上发表的互相不同，听说中间经过曾琦个人擅自的削改（这真是寡头政治）。然而这不过是聪明的和愚笨的，远见的和近视的，不愿受帝国主义利用的和宁愿受买办阶级指导的种种式式的资产阶级政见之冲突。他们比较有一共同的目标：消灭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以民族或国家的笼统名词欺蒙无产阶级，以口头上的保护劳动社会政策诱惑无产阶级，使为已用而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这种“指导”，像我们上面的分析，其势必定使国民革命失败或妥协：以反对阶级斗争而灭杀劳农平民参加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反对联合各国革命势力而巩固帝国主义的国家。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正因此而不得不加劲发展；否则，共产党的失败，不仅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失败，而且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失败。中国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和无产阶级携手共进，在无产阶级之政治领袖之下，结合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国现时正是格外需要共产主义之宣传，不但对于工人、农民，而且对于一般人民，甚至于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应当使他们知道人类历史的演进，其最终的目的地，必然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政策——从国民革命以至于社会革命的，不过是革命的，亦就是所谓“赤化”的政策罢了，并没有甚么洪水猛兽似的可怕。使他们知道：世界以及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必然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末日，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社会革命的胜利，不久便要临到；他们那些无谓的顽蛮的抵抗，只能帮助帝国主义压迫自己，没有别的好结果。共产主义的发展在中国今日决不太早，只嫌太迟而太缓，以至于增加资产阶级许多愚妄自欺野蛮残狠的枉然的顽抗和梦想。

　　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阶级分化虽然开始，然而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使资产阶级知道别无出路，不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使小资产阶级知道自己的犹豫畏怯只是造成帝国主义巩固其统治之机会与可能。这种分化的结果，只能使大多数革命青年和劳农阶级在经验上更加确定自己的革命意志，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指导，使小资产阶级等逐步觉悟，因而逐次巩固一般平民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只有极少数的反动“领袖”将来完全倒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土豪的怀里去变成明显的反革命党。

　　原载1926年3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3号

　　署名：屈维它

　　注释

　　[1]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2]此处指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的德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等国发生的工人大罢工，当时劳动问题成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问题。

　　[3]《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创办于上海，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迁北京出版，1920年迁回上海。早期由陈独秀主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自1920年第8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党中央理论刊物。1922年7月休刊，次年6月改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至1924年12月出4期后休刊。1925年4月起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

　　[4]《建设》，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1918年8月在上海创刊。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等为主要撰稿人。

　　[5]《星期评论》，1919年6月在上海创刊。戴季陶、沈玄庐主编。

　　[6]《孙文学说》，见本卷第92页注③。

　　[7]戴季陶，见本卷第340页注③。

　　[8]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勾结洋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被称为清王朝的“中兴名将”。此处指曾琦、左舜生、李璜，均为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是力图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国家主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9]巴黎和会，见本卷第159页注②。

　　[10]华盛顿会议，见本卷第210页注①。

　　[11]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46页注⑧。

　　[12]广州国民政府，见本卷第394页注①。

　　[13]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2页注①。

　　[14]《猛进》杂志，政论性周刊。1925年3月在北京创刊。

　　[15]《莽原》杂志，鲁迅编辑的文艺性刊物。1925年4月在北京创刊。

　　[16]《洪水》杂志，创造社主办的刊物之一。1924年8月在上海创刊。

　　[17]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号安如，改名亚庐、亚子、弃疾。江苏吴江人。清末秀才。早年加入同盟会。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8]朱季洵，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甘乃光（1897—1956），广西岑溪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青年部长。

　　[20]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退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28年与顾孟余等组织国民党改组派，拥汪精卫为领袖，反对蒋介石。1931年蒋汪合流，参加南京政府。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代主席。1945年被处决。

　　[21]汪精卫，见本卷第396页注27。

　　[22]邹鲁，见本卷第396页注26。

　　[23]孙镜亚（1887—1954），江西永丰人。国民党右派。

　　[24]曾琦，见本卷第403页注23。

　　[25]《醒狮》，见本卷第446页注92。

　　[26]《独立青年》杂志，1926年1月创刊，配合《醒狮》周刊，鼓吹国家主义。

　　[27]灵光，国家主义分子。曾发表《评共产主义者的谬误并论中国的经济政策》等反共文章。

　　[28]宗法社会，见本卷第15页注②。

　　[29]《前锋》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1923年7月1日在广州创刊，由瞿秋白任主编。

　　[30]安南，今称越南。

　　[31]冯自由，见本卷第446页注93。

　　[32]国民党代表的第二次大会，指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33]《商报》，见本卷第21页注⑥。

　　[34]陈畏垒，即陈布雷（1890—1948），浙江慈溪人。当时为《商报》主笔。后长期任蒋介石幕僚。

　　[35]段政府，即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

　　[36]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37]关税协定权，参见本卷第159页注⑤。

　　[38]《革命导报》，上海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主办的刊物，1925年11月创刊。

　　[39]邹鲁，见本卷第396页注26。

　　[40]谢持，见本卷第443页注42。

　　[41]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即辛亥同志俱乐部。参见本卷第21页注10。

　　[42]《民国日报》，原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机关报，当时已为西山会议派所控制。

　　[43]楚伧，即叶楚伧，见本卷第445页注85。

　　[44]周佛海，见本卷第413页注⑦。

　　[45]白里昂，今译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1926年曾获诺贝尔和平奖。1928年参加缔结《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非战公约》。1930年公开宣传建立欧洲联邦。1932年1月竞选总统失败后退休，不久去世。

　　[46]张作霖，见本卷第140页注⑦。

　　[47]孙文主义学会，见本卷第403页注22。

　　[48]康梁派，见本卷第92页注⑤。

　　[49]杨希闵、刘震寰，见本卷第300、321页注③。

　　[50]卢永祥，见本卷第140页注⑤。

　　[51]黄仁，四川人。当时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1924年10月10日参加在上海天后宫召开的群众大会，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流氓打手殴伤致死。

　　[52]冯玉祥，见本卷第168页注⑥。

　　[53]吴佩孚，见本卷第6页注④。

　　[54]胡汉民，见本卷第342页注24。

　　[55]伍朝枢（1886—1934），字梯云。广东新会人。当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司法委员会主席兼广州市政委员长。

　　[56]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孙中山之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广东省长，交通部长等职。

　　[57]国民会议促成会，见本卷第7页注17。

　　[58]孤军社，以陶希圣、萨孟武等人为主要核心的小团体，以创办《孤军》杂志而得名，鼓吹国家主义，与《醒狮》杂志相呼应。

　　(1)本文在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各节都加了小标题，有的提法作了修正，并作了文字校订。《瞿秋白选集》选录了其中第一、二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