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会议运动与联合战线|瞿秋白

国民会议运动与联合战线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现时的政局，已经显然是奉直军阀的联合，以镇压国民的解放运动，摧抑国民军[1]及国民政府[2]的势力。反奉战争初起的时候，孙传芳[3]也是“吊民伐罪”，通电斥奉军强迫上海工人复工（去年十月十一日），吴佩孚[4]也算反对关税会议[5]和金佛郎案[6]等。军阀政治势力的崩败，已经显露到极点，他们为自己的权利禄位而战，却不得不假托于民众的口号。如今，孙传芳得了徐州，吴佩孚立足于汉口，他们觉着自己的地位，多少已有几分巩固了。张作霖[7]的奉系军阀里，内部有郭松龄[8]、魏益三[9]等的倒戈，最近山东的方振武[10]也宣言归入国民军；郭松龄虽然败亡，天津却到了国民军手里。何况，反奉战争里，民众方面“变军阀间的战争为人民反军阀的战争”这种宣传和运动，北京市民去年十一月间的大示威，以及随后各地的反对日本出兵中国的运动，无一不表示人民方面有积极的推翻军阀政府的要求，甚至于有武装的直接的行动，要来立刻组织中央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政府和召集国民会议。国民军在这种运动里虽然没有正式的明确的表示，然而在奉张和直系眼光看来，他们却是与民众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反奉战争发展的最终形势，如果是国民军全胜，民众革命的实力必定陡然大涨，而中央政权简直会落到革命民众的手里——人民的国民会议果真实现，并有拥护革命政府的军力——那时，军阀统治，帝国主义的代理总督之政权，一切所谓法统护宪等类把戏，完全要被推倒。这对于帝国主义者是何等的危险呵！于是他们便急急派遣研究系的蒋百里[11]等奔走于奉张、直吴之间，赶紧促进他们的暂时结合，以谋打倒国民军。冯玉祥[12]在这种逼胁恐吓之下宣告下野了；吴佩孚时时刻刻准备袭击河南；靳云鹗[13]在山东战线上与李景林[14]、张宗昌[15]妥协而谋消灭李纪才[16]等国民军的势力了。

　　北京的所谓中央政府，在这种环境之下：段祺瑞[17]的靠山张作霖既然塌台，国民军的首领又非常怯弱退让，当然便形成无政府的状态。

　　现时的许阁[18]不过是极暂时的过渡机关。问题的解决，只在于今后的局势是民众的革命势力胜利，还是奉直联合的反动势力胜利？是人民能以广州国民政府及国民军的力量相结合而肃清全国反动军阀（和广东省内的现象一样），还是帝国主义能以互相交战的直系与奉系军阀的力量相结合而镇压全国的革命运动？许阁将过渡于谁的问题，完全看国内这两种势力的消长而定。

　　帝国主义和军阀方面，现在已经努力的各方面进行新的反动结合，军事上奉直妥协，而在山海关、山东、河南、陕西合力的进攻国民军，政治上他们驱使贿选议员、无聊政客章太炎[19]等等出来鼓吹护宪法统，想拥出黎元洪[20]来当“菩萨”，而吴佩孚做事实上的皇帝。这种局势假使发生于五卅以前，于广州国民政府未巩固以前，那么，或许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可以很快的实现；可是现在却不同了。

　　五卅运动在直接的一方面，司法重查和外交交涉固然是失败了；然而在间接的一方面，民众革命运动的继续，要求关税自主[21]，反对法权会议[22]，以至于各地民众对于一切政治问题的积极主张，足以证明反奉战争的过程中五卅运动实际上继续着发展。五卅运动在上海、汉口等处固然是中断了，可是在广东方面还是坚持着，而且广东的商人、工人、农民的革命力量，不但赞助国民政府，并且以实力巩固自己的革命政权，扫除了杨希闵、刘震寰[23]、莫雄、郑润琦[24]、陈炯明、邓本殷[25]、熊克武[26]等反动军阀，有革命的平民的武装势力，苛捐杂税、烟、赌、拉夫等的恶现象完全消灭；对外的交涉已经能使英国俯首求和，日、美渐受范围。中国的解放，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关税的自主，法权的收回，五卅的雪耻……只有在全国建立这样的国民政府之后，才有可能。而建立中国全国的国民政府，在现今这种局势之下，不但是必要，并且是极端可能的了。应当由各地人民团体和国民政府国民军共同合作，立刻在北京组织临时政治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天便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凡是站在革命民众方面的武力都应当集中于临时委员政府之下，拥护国民会议而讨伐压迫民众、破坏国民会议的军阀。国民会议预备会召集成功，国民会议制度的真正的平民共和国才有建立成功的一天！

　　孙中山先生前年北上时所提出的国民会议，早已受全国民众的拥护，如今已经从一种政治理想和口号变成实际的政治行动的方针。正因为去年一年的国民会议促成运动，五卅之中的市民学生工人运动，使中国人民得着不少切身的经验，组织团结训练的机会，到如今，各地民众团体的实力，已经确乎有实行“国民会议革命”的可能。

　　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的时候，各方面的妥协卖国，原想是达到自己的些须利益。如今怎样呢？上海工部局[27]的华董位置得到没有，会审公廨[28]收回没有，领事裁判权废除没有，这都是十一国上海侨民商会在劝你们帮助封闭总工会[29]、克扣罢工维持费时所答应你们的？总工会是封了，工人是受压迫了，五卅案是重查了，你们这些“权利”得到没有呢？你们以为对外这样“和平有礼”，帮着镇压“赤化”的工人，外国人便喜欢你们，便有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希望，现在你们的希望都落空了！上海总商会[30]的这种种行动，不管他还在表面上要求关税自主，要求中国的银行收管关款，反对五卅重查，可是实际上处处是帮助军阀和帝国主义压迫民众，其结果他们所空口叫唤的口号一无用处。各地的人民，小商人，在五卅时候，都信任上海总商会是体面的法团，辛辛苦苦的捐款，交给他“包办”援助罢工，知道上海罢工工人是中国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力量，可是上海总商会利用这种信任和地位，干了不少卖国勾当。他勾结军阀，压迫工人，他的保卫团在直系到上海之后居然公开的通缉学生会首领，禁止工人集会，他想以此献媚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偷着些地方上的政权。各地的小商人，想必看见江政卿做了警察厅长，还羡慕上海商人有体面，居然当政。可是，工会是受压迫了，刘华是被杀了，五卅运动因此而大大失败了，上海一般商人却仍旧受军阀的辖治，负担着种种苛捐杂税，还要不断的受勒迫，垫出军警的军饷（最近上海肉业又垫饷三百万），于商人何尝又有丝毫利益呢？各地的小商人在自己地方看看，岂不是处处都有虞洽卿[31]、江政卿一类的少数商阀，霸占着商会机关，作威作福，卖国卖民呢？全国的小商人都因受军阀的压迫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转辗困苦，求死不得。你们的出路，决不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勾结，压迫工人、农民，以“反对赤化”的功绩，去邀外国人的宠幸，便能得到关税自主，便能过问政治，保障自己的利益；你们的出路，只有和劳动平民携手，加入国民会议的运动，站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战线上来。

　　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不但笼统的说来，自然要赞助国民会议的运动，并且五卅之后，他们早已组织集中了自己的力量。工人阶级直接的在五卅运动里受了极大的牺牲，经过艰苦的斗争，力争自己阶级的权利——极普通的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增加几分钱几角钱一天的工资，为中国民族力争彻底的解放，废除不平等条约……可是受着奉直军阀的摧残，商阀、工贼的毒计，始终不能得到丝毫的胜利，自然非完全推翻军阀政府不可，非打倒一般商阀不可。凡是比较自由的地方，如现时的郑州、北京、天津，更不用说广州、汕头，都已组织成总工会；就是压迫的地方，如上海、汉口等处，总工会和各种工会也能一天一天的巩固起来。他们的赞助反奉战争，参加一切运动，次次都站在革命先锋的地位，他们当然以全力来力争国民会议的实现。就是向来不积极的农民，看着广州农民协会运动的胜利，国民政府的保障农民斗争的自由，同时受着五卅运动间接的冲动，亦已经到处奋起，如河南、直隶、安徽、江西、湖北，尤其是湖南，无不有农民协会运动或抗租抗税的运动，甚至于四川、陕西、山西等处；就是江苏的江阴、苏州、甪直等小地方也有这种运动。他们现时的运动或许还只限于地方的经济的性质，可是如果国民会议运动能够结合并发展这一伟大的力量，他们的革命势力，必定可以成为推翻军阀统治的革命里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

　　中国的学生运动向来总是革命潮流里的“鲜花”。中国革命的学生，对于国民会议运动是当然能够努力的。

　　便是现时人人痛恨的丘八、土匪，他们何尝不是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一年来的五卅运动和历来的国民革命运动，何尝没有丝毫影响于他们？五卅时候驻在上海浦东的奉军，几乎有一团人暴变，因为奉系军阀告诉他们是来上海打外国人的，结果却叫他们打工人，便是一个证据。何况郭松龄、魏益三、方振武等何以敢于反戈，甘心受日本军队的袭击而死亡，岂不是兵士之中笼统模糊的爱国观念和革命反抗的情绪，逼迫他们的长官至此的。国民会议运动里应当努力引进他们的参加。

　　军阀、帝国主义的反动结合还没有巩固，至少也还不能立刻攫取中央政权，完全恢复他们的统治。革命势力方面，却有国民政府，国民军的武力，可以受民众的督促而前进，小商人、农民、学生、兵士等一般群众之中，都有革命的基础，尤其是工人阶级。各种民众的大联合战线，既有必要，亦有可能，如果再有确定明确的革命政纲和革命武装，国民会议的革命，彻底推翻军阀统治的革命，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是万分的可能的！

　　只恐怕！只恐怕在这大联合战线里面，资产阶级故意怠工破坏。国内许多政党和政派——如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32]，国家主义联合会，国家主义的《醒狮》[33]周报，如今表面上也赞成国民会议。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发起另组国民会议促成会；《醒狮》周报也主张召集总商会、总工会等的国民代表大会于上海。这等现象尤其足以证明一般革命群众（学生等）非常之坚决的要求国民会议，使向来专以反共产为职志的右派及“醒狮”等领袖，不能不暂时在那种职志之外，也来谈谈国民会议，以求保留自己的“信用”，自己的领袖地位。我们很庆贺这种“觉悟”！孙文主义学会和醒狮派诸君，你们既然有这种“觉悟”，你们便应当看清现在的革命形势和民众利益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团结自己的力量，建立极广泛的联合战线，组织自己的武力，并且引导督促较革命的、较开明的国民军站在民众的一方面，听民众的指挥，这样而达到召集国民会议的目的——中国的工人、农民以至于小商人，尤其要求已经以事实证明自己能代表一般平民利益的广州国民政府，来积极参加国民会议的促成运动。你们如果固执自己的“党见”，反对国民军，反对国民政府，说几句假清高的“内不妥协，外不亲善”或“不应联一军阀倒一军阀”的空话，而破坏这一联合战线，那么，适足以暴露你们实际是和帝国主义直奉军阀相联合，而打击国民军及国民政府，你们的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势必完全变成空想。你们的怠工和破坏，势必蹈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覆辙，不论你们居心怎样“清高”，事实上是要受中国革命的审判的！

　　上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已经在组织之中，各地也应同样联合工、商、学、兵、农等各界，赶紧组织起来，应当真正代表当地的民众，不能容许买办阶级把持，应当引进大多数劳动的“下层的”民众直接参加，应当当时便实行自己的民权，努力与各地军阀政权奋斗；应当由民众组织自己的武装势力。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应当发展并巩固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团体等等，而且要调查已有的团体；应当努力组织当地平民群众的武力，以防御军阀、走狗、工贼等之袭击和破坏；应当努力于更广泛的民众中宣传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应当直接反抗军阀的压迫屠杀、苛捐杂税、克扣军饷、反抗军阀土豪的霸占公务，重利盘剥、苛收田租等……这种工作是非常艰巨的，然而却是实行国民会议的必要工作，只有这种各地的组织民众工作，能够造成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之组织上、实力上、政治上的基础，亦只有这种工作能确立国民革命的大联合战线而保证他的胜利。

　　原载1926年2月3日《向导》第144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国民军，见本卷第125页注⑨。

　　[2]国民政府，见本卷第396页注①。

　　[3]孙传芳，见本卷第140页注⑦。

　　[4]吴佩孚，见本卷第6页注④。

　　[5]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60页注10。

　　[6]金法郎案，见本卷第159页注⑨。

　　[7]张作霖，见本卷第140页注⑦。

　　[8]郭松龄，见本卷第413页注①。

　　[9]魏益三，见本卷第446页注88。

　　[10]方振武，见本卷第446页注89。

　　[11]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别号澹宁。浙江海宁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曾参加护国战争，任两广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四川省督署总参议。1918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成为研究系重要骨干。1925年10月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参谋长，不久与直系军阀脱离关系。

　　[12]冯玉祥，见本卷第168页注⑥。

　　[13]靳云鹗，山东济宁人。皖系军阀将领。1920年转投直系军阀。1925年冬到汉口拥吴佩孚组成十四省联军，任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春在山东接收直系旧部三个师，并进兵开封，打败国民二军，接任河南省长。

　　[14]李景林，见本卷第309页注⑧。

　　[15]张宗昌，见本卷第251页注③。

　　[16]李纪才，国民二军将领。当时任山东查办使。

　　[17]段祺瑞，见本卷第124页注③。

　　[18]许阁，指1925年12月由许世英任内阁总理的北京政府。许世英（1872—1964），字俊人。安徽贵池人。

　　[19]章太炎，见本卷第446页注90。

　　[20]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清末将领。辛亥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副总统。袁世凯死后任大总统，后被张勋驱逐，1922年复任。1923年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当时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表声明，主张“拥黎出山，以正法统”。

　　[21]要求关税自主，参见本卷第160页注10。

　　[22]法权会议，见本卷第413页注⑤。

　　[23]杨希闵、刘震寰，见本卷第300页注③、第321页注③。

　　[24]莫雄、郑润琦，见本卷第445页注73。

　　[25]陈炯明、邓本殷，见本卷第6页注⑨、第384页注16。

　　[26]熊克武，见本卷第445页注74。

　　[27]上海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28]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29]总工会，指上海总工会。

　　[30]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31]虞洽卿，见本卷第140页注④。

　　[32]孙文主义学会，见本卷第403页注22。

　　[33]《醒狮》周报，见本卷第446页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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