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瞿秋白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一九二五年八月）

　　一

　　最近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1]，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之宣传。这种运动开始于五月间广州所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上，戴季陶[3]竭力要定所谓国民党之“最高原则”（通过《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继之以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时，戴、沈[4]等竭力攻击所谓左倾的错误，终之通过所谓《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的态度》；最后戴季陶出版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他们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二

　　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5]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用不着什么哲学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这是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现在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6]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知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三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这明明是愚弄民众，其终结的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戴季陶对于帝国主义的解释说：共产主义者以为帝国主义的原因只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帝国主义者以为一国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张领土和对外的权力，也有几分理由，所以“民族竞争的基本”是人口问题。中国现时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一种民族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在于使“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中国民族的‘血流’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这就算“拿三民主义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什么？其实“因为人口增多而不得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的论调，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自己辩护的谬论，绝对不是事实。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如法，如美，如日，人口并不嫌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印度、中国，人口才算是多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本来是很少的，他们的往外发展，纯粹是因为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膨胀，实行的是经济侵略而不是“人口侵略”。资本主义如果推翻，各民族的人口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很容易解决，那时全世界富源的分配及生产力的增高，不难得着各民族之间合理的合作的方法。所以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有两方面的极谬误的结论：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推翻之后），民族竞争还应当继续，世界和平还不应当实现，换句话说，便是帝国主义还继续存在，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别一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国民族的血流在这混合之中，应当得着“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便是想使普天下都成中国种——大概是因为只有中国民族的“血流”、“种性”里含着和平的特质，所以只有普天下都成了中国种之后，天下才会太平！

　　四

　　戴季陶不但反对阶级斗争，而要拿三民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且要拿来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这个神妙不可思议的万能的民生主义是什么呢？便是：“大工业和交通机关国有，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同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农有，以至于土地国有”，使中国人民“食、衣、住、行、育、乐六种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满足”。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农民工人自己现在虽然要团结组织，可是不准实行阶级斗争，不准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现时反正不能和上等阶级均等的满足自己衣、食、住等需要，就连部分的改善也不准要求！），且组织起来帮着国民党攫取政权，建设起“三民主义的民国”再说；等到政治权力握在所谓三民主义青年（知识阶级）手里之后，自然会实现民生主义，工人农民的生活到那时自然会改良了！其实，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亲身受到中国资本家地主的压迫，假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没有阶级觉悟和斗争，他们的团结如何可能？退一步说，他们即使能团结，即使能帮助三民主义国家的成立，如何能保证那时的资本家地主便有“仁爱的性能”？如何能保证民生主义的实现？保证他们的需要能和资本家、地主有“均等的满足”？这都是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工人农民有阶级觉悟之后，有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后，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戴季陶说俄国革命是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实现。他没有看见俄国革命和民生主义之间的“小小区别”：俄国现时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后能实现的；而他所谓民生主义那种经济政策，是想以诱发资本家地主仁爱的性能之方法而实现的。所谓“大工业国有，小工业由私人发展……”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最初一步，尚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方才使小工业的“自由”发展，能有帮助一般生产力的增高以进于社会主义的效用。若是这种政策在资本家地主保有政权的时候实行，那种小工业的“自由”一定变成私人的大资本主义，即使有三民主义的国家，也要被这种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所推翻；不然，便是他们强迫所谓三民主义的国家，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时只有资本节制国家，国家决不能节制资本，甚么仁爱的性能也诱发不出来！戴季陶曾经婆心苦口的诱发穆藕初[7]等的仁爱性能（他在《商报》[8]上经过李征五[9]的口发表了好些劝告穆藕初的谈话和主张），可是结果呢？穆藕初不只是摧残剥削纱厂工人，在郑州更雇用流氓工贼打杀工人，这便是一个实例。至于戴季陶说现在青年鼓吹社会革命，说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所以不去致力，这完全是诳话。其实民权运动是现时中国农工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方面。现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实力来力争民权，要求普遍的国民会议，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政治自由。而资产阶级，如各地商会，尤其是上海总商会[10]，却反对承认工会，反对工会参加国民会议——反对民权。最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这种民权运动的事实，尤其是五卅运动里，都是彰明较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怕民权主义观念普及起来，妨害社会革命”，却只怕工人自己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实行民权运动，其结果空空洞洞讲抽象的天赋人权，真会被自称辛亥革命的社会革命派（戴季陶等）所卖。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的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地主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如果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民权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11]的欺人政策，民生主义至多亦不过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罢了。

　　五

　　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争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更具体的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苛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这些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是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能集合中国各阶级而成国民革命的政纲。然而这些要求的本性，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工人阶级本来是因为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也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的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如关税等）而参加国民革命，真实些说，是利用所谓民众的爱国运动达自己的目的；可是民众的团结和运动扩大起来，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时候，本国资本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起见，又要压迫农工民众了。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对内部的阶级斗争。（譬如，假使中国工人根本上绝对满意自己的经济地位，绝对不要反抗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中国资本家不反对，何必一定要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者呢？）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五卅运动便是眼前的铁证）。所以中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如今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这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六

　　戴季陶根据这种“宗旨”而得的组织上的结论，便是：国民党中现在思想不统一，要拿他这种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辖治党内的阶级斗争者——C．P．。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论是不相容的；国民党的政策，在阶级斗争中，不应当帮助工人反抗资本家，却只应当“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以消弭阶级斗争。于是他看见的国民党的两大病：左倾与右倾。唯一的救济法，便是一方面劝右派赶紧做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的工作，以保护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他不至于为工人阶级所推翻；别方面不准左派到民众中去指导阶级斗争（因为“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同时却要让“单纯的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做“诱发工人仁爱的性能”的工作（如广州的马超俊[12]，北京的杨德甫[13]，上海的王光辉[14]等类工贼）！这种所谓中心思想，势必至于国民党完全失掉工人农民的群众，不然呢，便是使国民革命因戴季陶式的国民党之努力而中途夭折。其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在这种地方，国民党中思想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自然竭力的反对农工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既然必定有内部的阶级斗争，国民党内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然也不能避免。绝对的思想统一，绝对的消灭这种斗争，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只看国民党中的各种阶级思想，那一种战胜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利。这是说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合作，在形式上是同在一党之内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C．P．所以加入国民党，便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两年的时期，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去进行。C．P．在国民党内的责任，在最早加入的时候便在自己机关报上说得明明白白：是要在国民党内增加工农阶级的成分，即此使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国国民革命能尽量的发展，使国民革命真成为为大多数国民——农工的利益的革命。C．P．的所以能加入，亦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所提出的民族的总要求里，还能容纳农工阶级的要求。如今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的意思正是这样：他要排斥C．P．，他要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即所谓单纯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因为他要防止阶级斗争，把农民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根本动机铲除了，实际上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

　　七

　　戴季陶在组织问题上的结论，以为国民党中不应当有“共信不立”的现象，以为团体是有“排拒性”的，所以主张C．P．退出。试问这是什么排拒性呢？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所以戴季陶要主张“中心思想”。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实际上不能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以抵御“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所以戴季陶还主张C．P．公开出来与国民党共同组织联立的中央委员会。然而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实际上资产阶级总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想统辖无产阶级，所以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他说C．P．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会打破国民革命。事实上从一九二一年海员罢工[15]、二七屠杀[16]、广州的农民运动……一直到最近的五卅运动，工农的阶级斗争的力量愈增高，国民革命运动也愈扩大。国民革命中有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工农阶级的斗争足以发展国民革命也是事实。戴季陶说：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实则自己民族要能存在及发展，还当从民族中大多数之工农群众的实际利益上奋斗，而不是保留什么古文化。

　　第二，他说C．P．自己的主义不能实现，不适宜于中国，也只是参加国民革命，那么C．P．用不着存在。其实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的成份，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无地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独立的政党。C．P．的主义是世界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实现共产制度的社会，都有适于现实社会情势的步骤，在中国实行国民革命，便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争中国的民族解放，便是削弱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农工大多数民众的民权和“民生”，便是这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这种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义及政策，没有丝毫是空想的。戴季陶要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救国的党，可是他又反对农工阶级的阶级斗争。试问农工阶级连自己切身的利益尚且不能力争，所谓“民族文化”、“孔孙道统”能使他们起来力争吗？农工阶级不来积极参加，而想国民革命成功，这才是空想呢！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

　　第三，他说C．P．自己不能公开，“心里想着共产革命，口里说的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国民革命”，不把C．P．的名义拿出来。这更错误。C．P．组织上的不公开，不过是因为军阀政府之压迫，以前在清朝之下的革命同盟会，此时在反动军阀势力之下的国民党，又何尝公开呢？至于政治上，三四年来，C．P．的政策、主义——主张中国国民革命中农工阶级以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去努力参加，以此解放中国，同时亦就是进行世界的社会革命，以进于所谓“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这都是彰明较著以C．P．的名义发表宣言政策的。就是C．P．加入国民党也是如此，完全是心口如一堂堂正正的。至于说不用唯物史观，不用进C．P．也可以为工农而奋斗，那么，不用说右派工贼的成绩已经斐然可观，便是戴季陶自己的仁慈主义，也就够受的了。

　　第四，他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条件和文化条件具备，有实现他们C．P．计划的可能性，我们……也会自己主张起来。”共产主义的步骤及中国C．P．现时的主张“计划”既如上述，那么，中国C．P．并不主张立刻实行共产制度，已很明显；戴季陶现时所不肯苟同的，当然不是这一点，而始终是“于国民革命中行阶级斗争，国民革命即阶级斗争”的一点。试问：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现在的生活状况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条件之下，难道实行阶级斗争的条件还没有具备？可见戴季陶所以不肯苟同的缘故，并不在于条件具备与否，却在于他自己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不然，怎会把C．P．“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政府，以阶级斗争争工农生活改善”的主张，认为揠苗助长的拙策？

　　八

　　以上四点都是关于理论上及政策上的问题。至于国民党组织上的问题：第一，他以为“大团体内包含小团体，C．P．只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本身组织”。这句话是很错误的。事实上C．P．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自己的“躯壳”，何必借国民党的？两年来的事实，只是C．P．同志在国民党中工作，努力替国民党增加了不少真实党员，其中有许多是并没有进C．P．的。至于说C．P．及C．Y．不应吸收国民党的党员，那更是奇怪。国民党党员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人，他自然要进C．P．和C．Y．；没有阶级觉悟的人，C．P．及C．Y．永世不要拉他，就是拉他，也不会进来。戴季陶既不要阶级斗争，又何必舍不得这些有阶级觉悟的分子都进C．P．？

　　第二，他说C．P．在国民党中主张上选举上都用“手段”。其实这所谓手段，不过是行动比较一致些。一则思想相同，一致是当然的事；二则C．P．既要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主张上选举上当然以此为目标。戴季陶自己亦骂右派糊涂，主张要肃清他们；譬如现在这种分子还未肃清之前要有选举，戴季陶要使这些反革命的糊涂分子不能握住党里的事权，他一定不选他们，并且一定要教别人也不选他们。这算什么手段？戴季陶在解释民主集权制的时候，说党员应走的道路是在党内“争决议”。这是很对。为什么一个人争决议便可以的，几个人一致争决议或选举便不可以？

　　第三，他说C．P．对于国民党有二心，不忠实，因为另外有团体；又说同盟会时代也有“各种主义者”，可是因为没有团体，所以始终对党忠实。其实戴季陶自己说的，同盟会时代，有种族革命派，有民主立宪派（政治革命派），后来这些分子都不革命了，都叛党了，……“只有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能始终维持革命精神”。可见，对党及革命忠实与否，并不在于有无另外团体，却在于主张合于革命的过程与否。

　　第四，他说，C．P．利用国民党的政治保护力和经济维持力。这更是笑话。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本他自己的主义，当然对于工农民众的组织，工会、农会及工人的政党，应当保障他们的政治自由权。难道国民党主张民权，等到平民有了“权”，又可惜起来了吗？至于说经济维持力，更不知何所指。C．P．的组织，决不能用国民党的钱。这简直是造谣。总之，戴季陶这些理论和组织问题上的攻击，其目的只在于打倒C．P．，最后竟不惜用造谣的手段。戴季陶说，C．P．当国民党是自己将来的敌人。其实戴季陶已经当C．P．是自己现在的敌人了，所以不惜用这种手段。

　　九

　　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请看：一、他说，至少最近的五十年内，国民革命成功后，政权总还握在“三民主义的青年”手里。这就是说：“纯正的三民主义青年”，是能握到政权的，不纯正的当然不准。这是一种权力的诱惑。其实，五十年内要想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能实现，完全是梦想；单只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对于陈炯明[17]、杨希闵[18]的胜利，没有农工的赞助，没有C．P．的出力，决办不到。何况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以甘受刑戮而抗压迫阶级的精神勉励党员，却以政权在握去诱惑，这真不知是何等的“团体道德”，革命道德！二、他说：“第三国际[19]往往恨……土耳其国民党[20]的反共产政策太过辣手（枪毙、监禁），而不晓得反乎民族……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可能。”这更是高压政策的威胁，政权还未到手前之预言的威胁！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本来不甚好，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工作太弱，使土耳其国民党能于利用农民工人的赞助而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反过来压迫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所谓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也许“恢复了，光大了”，可是土耳其人依旧受压迫。这种国民革命，便是戴季陶所要实行于中国的！三、他说，某某同志因是C．P．而使国民党同志不信任他；某某同志因是C．P．所以虽有大才亦不能开展。又说那都是“纵横家的中国列宁”一个人的主张，害了C．P．的青年。这岂不是纯粹的挑拨离间手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本来不是利诱便是威迫，不是威迫便是离间。他们造谣离间之目的，是要使无产阶级的民众怀疑他们的指导者。戴季陶简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战术都应有尽有了！

　　（附注：戴季陶挑拨离间C．P．与国民党的感情还有几件事实问题：

　　一、谭平山[21]的文章。平山那篇论文，即如戴季陶所举说“国民党政策中有反革命的”，也不为过。国民党及广州政府是否确有许多受右派的官僚军人所支配的反动政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平山的论文指出来，正可以使群众的党员起而注意纠正，挽回民间的信用。戴季陶却一笔抹杀，只说平山“说国民党的坏话”。

　　二、所谓某区党部的一封信。事实上是广州有几处发生所谓“中山主义研究会”，实则是右派的结合日以讨论反对C．P．为事，并非什么研究主义的团体。先有C．P．同志几人与廖仲恺[22]谈及，廖遂禁止他们，究竟有无此信，虽不可知，然决不会象戴季陶所引之荒唐。他引的是：“本处分子复杂，无容讳言，驯至时有反共产言论发生……近来公然有人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若再放任，后患何堪设想。”据戴季陶说，此信已被毁掉，我们推想，那信至多只会说：“有人假借中山主义研究会名义，实则专事捣乱反对共产派……”，或者信上措辞不好，然决不至如戴季陶所引的那样。其实我们决不反对理论上的讨论或对于共产主义之批评，可是在国民党党部中一味反对C．P．的人，做反动的右派宣传，我们当然要抵抗的。而戴季陶便借此故甚其辞以挑动感情，明说左右派都不好，暗则完全帮右派。

　　三、《向导》[23]上批评胡汉民[24]等。这些都完全是事实；我们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分析是应当根据事实说的。我们的论述正是希望国民党诸首领抛弃错误政策，一致团结。戴季陶却以挑拨的罪名归之于《向导》，这一则是只知护短而不求解决，二则是故意违反事实归罪C．P．。）

　　十

　　总之，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张，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尽力要把各阶级的革命分子吸收去，使他们都变成戴季陶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大部分有力量的现在还只是买办阶级，他们真有反动的实力，所以纯粹右派倒是有社会基础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只能和无产阶级携手，方能进行革命运动。如今戴季陶却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纯粹站在所谓“爱国的资产阶级”上面。这一阶级在中国还很幼稚，而且一部分还没脱离他们的买办出身，所以还说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还没有变成独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势力之可能。戴季陶这种主义至少现在还不能有社会的基础，所以他想不偏右也不偏左，纯粹站在“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上面，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开始攻击左派，右派的买办阶级立刻便利用他行反革命之实。现在在上海已经见了几件事。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

　　原载《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报社1925年9月出版

　　注释

　　[1]C．P．，英文The Communist Party的缩写。当时常用作为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员的代称。C．P．的跨党，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参与国民党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

　　[2]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戴季陶在会上鼓吹“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提议确立孙中山“遗教”为国民党之“最高原则”，任何人“不得有所独创”，企图以此限制和排斥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

　　[3]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当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

　　[4]戴、沈，即戴季陶、沈定一。沈定一（1892—1928），号玄庐。浙江肖山人。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脱党，成为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要负责人。

　　[5]尧、舜是传说中远古部落的首领；禹即夏禹，夏朝的建立者；汤即商汤，商朝的建立者；周指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成王时摄政；孔即孔子。

　　[6]1925年5月以后，戴季陶写了《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阉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把孙中山学说的基础归结为民生哲学，认为孙中山学说渊源于从尧、舜、禹直至孔子的道统，而其中心则是所谓仁爱。

　　[7]穆藕初，见本卷第199页注⑧。

　　[8]《商报》，见本卷第21页注⑥。

　　[9]李征五，浙江镇海人。上海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上海光复活动。当时任奉系军阀张宗昌的高等顾问。

　　[10]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11]德谟克拉西，英文Democracy的音译，意为民主。

　　[12]马超俊（1886—1977），广东台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广东兵工厂厂长，曾在广州组织机器工会。

　　[13]杨德甫（1880—？），湖北宜昌人。原为翻砂工人。1922年2月起，任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主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主席、京汉铁路总工会主席等职。后参与组织黄色工会。

　　[14]王光辉（1895—1974），湖南湘潭人。1920年曾参与发起湖南劳工会。1923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参加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参与组织黄色工会，任上海工团联合会筹备主任。

　　[15]1921年海员罢工，指1922年香港海员工人罢工。这次罢工起因于1921年9、10月间工会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遭到拒绝，于次年1月爆发罢工。参见本卷第5页注①。

　　[16]二七屠杀，见本卷第6页注⑦。

　　[17]陈炯明，见本卷第6页注⑨。

　　[18]杨希闵，见本卷第300页注③。

　　[19]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见本卷第151页注⑥。

　　[20]土耳其国民党，指1923年基马尔建立的土耳其人民共和党，曾领导建立土耳其共和国。该党执政后，禁止工农组织存在，反对土地革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21]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今高鹤）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0年参与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并任中共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同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

　　[22]廖仲恺，见本卷第329页注11。

　　[23]《向导》周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24]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东都督。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后曾代大元帅职权。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1925年国民党右派戴季陶连续发表文章，反对孙中山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瞿秋白撰写本文对戴季陶的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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