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瞿秋白

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

　　九七纪念[1]，亡国的辛丑条约签字的纪念，使全中国的平民不能不想庚子义和团之役[2]与八国联军[3]侵略我们中国的痛史。同时，我们现在正在五卅以后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里，更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为什么会发生五卅屠杀[4]，怎样方能推翻辛丑条约以及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何以五卅运动比二十六年前的义和团运动对于民众解放的斗争有更大的希望和更远的前途。

　　普通谈起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往往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拳匪”，这是野蛮的排外主义；假使这班匪徒不这样胡闹，八国联军也不会来，辛丑条约也不会订了。这种人固然反对辛丑条约，反对庚子赔款[5]，可是他们的论点是：义和团是少数无知愚民做的事，外国人不应当将这种责任和罪名归到全国人身上，使全国人负担这样巨大的赔款。

　　这种意见完全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一般士大夫阶级的谬论。诚然不错，义和团讲拳术讲符咒，都是一种迷信；这种拳术和符咒无论如何也不能抵抗枪炮。诚然不错，义和团联络满清的反动贵族，打着“扶清灭洋”的尊皇口号，完全是一种帝制主义的反动思想。然而何以会有这种义和团运动呢？难道不是各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么？帝国主义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使中国旧时的经济逐渐破坏，手工业及农民经济破产，其结果游民一天一天的多起来，这些破产的农民，迫于经济上的困苦，本能的发生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思想。实际上不但是庚子之役，就是那一时期种种平英团[6]（广东）等类的组织，历次的所谓教案[7]，无不是这种反抗运动的表现。客观上这是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失业的劳动民众，反抗外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时，当然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况且，他们的反抗又是帝国主义者高压的侵略政策所必然要逼迫出来的。帝国主义者自己逼迫出这种反抗运动之后，再来“惩罚”中国，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即使真要讲什么“公理”，外国帝国主义者以前杀中国人、夺中国地方种种罪恶，决非义和团那些小小的“排外”行动所抵得过的。列强那时的侵略中国，完全因为他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国内资产阶级的野心，不得不然；即使没有义和团，他们也会想出种种别的方式来进攻，来取得他们在辛丑条约上所得的特权。

　　可是，义和团的反抗精神和民族解放运动，何以带着那种极迷信极反动的思想呢？义和团运动的缺点是很多的。他们拒绝一切“洋货”，拒绝并且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他们主张“国粹”，相信五行符咒等的“国民文化”（戴季陶[8]先生所说国民文化大概和这个不同罢）；他们的组织是一种宗教式的团体；他们盲目的“共信”他们的“排外主义”；他们盲目的服从他们的“中心思想”，有极巩固的“互信”，不许有一个怀疑中国符咒的无用和外国科学的有用，不然便算做“二毛子”，立刻驱逐出团体，甚至于处以死刑；他们都盲目的服从所谓“大师父”、“二师父”，只有大师父、二师父能独创，绝对不许普通的徒弟独创的。然而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缺点。最主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里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有力量的阶级做主干。义和团的运动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而且是失业群众的暴动。这种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自己手上所做的是阶级斗争，可是心上所想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他们这种运动，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亦没有真正团结的实行力量。这种斗争，一方面是对外的阶级斗争，别方面便应当同时是对内的阶级斗争——反抗满清贵族的平民阶级的斗争。可是，因为义和团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思想所蒙蔽，他们竟为贵族阶级所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反对一切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他们只知道一切中国人都要团结来反对一切外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外国的侵略便可以防止，中国的国家和文化便可以保存，他们的权利便可以有保证，生活便可以安定。殊不知道，当时的一切平民应当同时反抗满清，自己握得政权，才能抵御帝国主义者的进攻。于是他们真以为“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竟认满清贵族是这所谓“国家”、“民族”的代表；这种运动即便胜利了，也不过为治者阶级巩固地位，更加要压迫平民。他们一切迷信反动的思想和策略，完全根据于这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文化主义而发生的。他们事实上争自己经济地位的改善，可是不能明白提出自己阶级的经济要求。他们知道反对所谓“二毛子”，他们却不知道国内真正反对他们的人，是代表大部分地主商人的利益的地方政府（如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9]，江南总督刘坤一[10]等）。他们当然更不知道，应当以利于其他阶级的国际的经济要求，去联合一般的商人和比较进步的反抗侵略的份子。可见他们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不能以自己的阶级斗争引导一般的普通农民的群众，更不能以这种阶级斗争来领导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他们于“扶清灭洋”的狭隘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外，什么“阶级的要求”都没有，他们自身虽是农民，却甘心做反动贵族（所谓“国家”或“民族”）的工具。这或者可以得着“纯正的三民主义者”的赏识，果真是“利他的”、“为国牺牲的”勇士罢！

　　这也无怪其然的呵！那时的中国，可以说简直没有无产阶级——先进的、善于组织的、有政治的觉悟和阶级的意识的阶级。那时能有反抗精神的，还只有这种游民的或纯粹小农的落后阶级。这种阶级要他站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地位，当然是不能胜任；于是这壮烈的反抗侵略的运动，便以迷信的拼命的无希望的原始暴动结局了！

　　当时帝国主义的列强，便能用很简单的方法，一举而扑灭这种运动。那时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远东的侵略，还没有到相互之间剧烈冲突的时候，他们还要合力的先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征服中国。义和团的对外要求是很单独的排外，亦没有关涉到各国利益不同的条件。所以列强竟能一致的向中国进攻。于是八国联军对华的“惩罚战争”，敢于施行极无人道的残杀，占领中国的都城，强迫签订辛丑条约。北方的国防，如大沽炮台等完全撤废；京城附近，自北京至天津，沿路长扎帝国主义的驻防军；北京使馆界变了外国领土，东交民巷变成中国太上政府的堡垒；规定极大的赔款，以关税、盐税作抵，从此连常关也归外国人主持的税务司[11]管辖，中国的财政几乎完全受外国监督。……这样一来，中国便实际上等于完完全全亡国，成了列强的共同殖民地。

　　可是，帝国主义的胜利，还不止此。庚子、辛丑之后，帝国主义者丝毫不用费力，便在思想上征服了中国。一般“士大夫”和“文明人”从此绝口的断定“拳匪”是野蛮的暴徒；帝国主义者教训中国人应当怎样服从外国人，怎样遵守所谓“国际公法”，怎样尊重外人的生命财产……，中国人都伏伏贴贴的遵从。从此以后，稍有反抗侵略思想，便是“排外”、“拳匪”、“下流社会的无知愚民”；政治上、舆论上、社会上，无不以外人的一言为重；直到辛亥革命，各派政党都争以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为荣，未求民众的赞助之前，先求外人承认他是“适当的”、“驯服的”代理外人管理中国的统治者。这种心理和“舆论”，便做了好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从此，反帝国主义运动便消沉了不少。

　　义和团的反抗精神的完全恢复，而打破这种媚外的、鄙视“下等社会无知愚民”反对压迫的心理，一直经过五四运动到五卅的屠杀之后方才实现。这亦不是偶然的。

　　中国在这二十六年中，经济上因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些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一部分已经吸收进了工厂及种种资本主义的新式企业，出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本主义，尤其在欧战之后，得到了一种相当的发展，从前的买办阶级渐渐的脱胎而变成了工业的资产阶级。中国国内日趋于死灭的封建军阀，也已经比满清贵族更加丧失了好几倍的独立性；他们的存在和统治，已经不能不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完全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于是，国内民族解放的要求一天一天的迫切起来，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自然一天一天的普遍起来。可是这种运动中最重要的原动力，现在却是无产阶级。从五四运动以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差不多完全跟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发展。最早，从一九二一年起，京汉罢工[12]、唐山罢工[13]、安源、水口山矿工罢工[14]、海员罢工[15]、上海浦东烟厂罢工[16]之后，国内国民革命的运动便有长足的进步。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成立，最早的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各地有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出现；一九二三年更提出具体的国民革命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再进而主张具体的集中革命力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改组和发展。此后，上海丝厂及南洋烟厂罢工[17]（一九二四年），南方农民运动的开始，……一般的劳动民众觉悟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实行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使他们一天一天多量的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反抗直系军阀；北京政变[18]之后，更努力的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19]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之中，各地的工人团体无不是最积极的站在民族斗争的地位。一般民众之间，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因此而格外普遍的传播起来；而国民党也因此而渐渐深入民众，得着民众的赞助。一九二五年，上海的工人阶级继续这种斗争，于是而有日本纱厂的罢工。帝国主义知道这种新势力和义和团不同，确是非常可怕的，赶紧想以高压的屠杀政策扑灭他。可是纱厂工人顾正红[20]的被杀死，已经激起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愤怒；而五卅的南京路屠杀，遂使逐渐积聚着的革命力量，大大的爆发，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普遍全国各地，并且深入穷乡僻壤。

　　五卅运动，实在说起来，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不过五卅运动的方法、组织、策略，完全与义和团不同了。第一、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有极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的观念，绝不是盲目的排外。他们的要求是很具体的：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屠杀和租界制度、领事裁判权[21]、驻防中国的外国海陆军，要求中国一般民众的政治自由权、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却不是反对一切“西洋文化”，保存中国的所谓国民文化（仁义道德、五行符咒等）。第二、工人阶级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反对中国军阀的压迫和卖国，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软化。他们绝不敢“心目中只有‘国家’、‘民族’的利益”，冒充什么利他的义举；他们绝不肯为保存利于帝国主义者的“内部一致”，而完全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跟着他们妥协。只看上海罢工工人反对总商会的妥协条件，宣言要求中外资本家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便可以知道：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必然要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做指导；工人阶级切身的经验知道，不能靠“诱发资本家仁爱性能”的“戴季陶主义”和“劝告日本人回东方来”的“戴季陶策略”，来得到自己的权利和日本的让步，而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他们知道所谓民族解放运动是要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权利；这样的运动方针，方能使胜利之后确有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如果抛弃他们自己，抛弃中国大多数劳动民众切身利益，还有什么“民族”利益或需要！第三、中国工人阶级知道自己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责任，所以他们提出极具体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政治经济要求。他们的一般口号：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海陆军以及最近关税自主的要求，能够结合一般被压迫的革命的各阶级，督促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能够建立起来，持续下去。他们竭力的拥护这种利于中国民族的一般被压迫阶级之间的一致，他们不要求勉强的“中心思想”，而只是建立真正的中心思想于各阶级对内对外的共同利益上。第四、中国工人阶级明白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意义。这种国民革命运动是对于世界帝国主义的有力的打击，列强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的民族，必至真诚的同情于中国的运动，而且能予以有力的援助。所以他们决不盲目的反对一切外国人，而只反对帝国主义者，努力的做国际宣传，联络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中国无产阶级深切的明了：帝国主义的推翻和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必须世界的社会革命胜利，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才能成功。第五、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有很严密的组织，极伟大的团体，绝不是宗教式的结合。

　　五卅运动和义和团的区别，正在于五卅运动有无产阶级做指导者，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做骨干，能督促资产阶级前进，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具体的政治经济要求，足以团结全国被压迫阶级，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国际的联络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而义和团没有。

　　二十六年后的中国民族力量和二十六年前的民族力量大不相同了。帝国主义者相互之间，现时在远东的利益，已经冲突得非常厉害。列强虽然利用辛丑条约和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驻华海陆军、租界巡捕权、不受中国限制的外国工厂，能对于中国施行屠杀和剥削。然而中国民族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起来反抗，一开始便给他们一个总打击，提出种种具体的要求。列强之间享受这些特权——关税管理、租界制度等等，并不是相同的；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货物的销场、投资的多寡，也不是相同的；所以中国民族反帝国主义既然剧烈，他们中间特权享得少的（如美、法等）便想取巧，声言应当对华让步。于是列强一致进攻的形势绝不可能。再则，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因有无产阶级的指导与各国无产阶级相联合；同时，俄国革命后，世界的社会革命已经开始，列强自己国内无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也比二十六年前大得百倍。他们更不能轻易以兵力征服中国，因为他们国内的革命可以因此而爆发的。况且五卅运动之中，无产阶级团结的阶级组织——工会等的力量，也非义和团可比。义和团的暴动的农民绝无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策略，完全是孤立的；五卅运动中则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差不多团结工、商、学以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所以假使义和团暴动的结果，帝国主义者得以武力进攻而攫取在华的特权，置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那么，五卅运动的结果，至少使帝国主义的列强要表面上表示让步，要提起早已忘了的华盛顿会议的决议[22]，要召集所谓关税会议[23]，甚至于说可以讨论关税自主的问题。

　　不但如此，义和团时候，一般的“士大夫”、“文明人”都帮着帝国主义骂“拳匪”，灭杀民众的反抗精神，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他们能得到所谓维新派的尊称。五卅运动之后，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和一般的反抗精神在民众之间极普遍的发展。现时利用帝国主义者的谣言骂五卅运动是“赤化”是“暴徒”的破坏压迫工人、学生团体的所谓“中国人”，亦已经为社会所公认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五卅运动之中，所可怕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复辟。所谓“国家超于一切”、“工人不准行阶级斗争”一类的论调，我们现在可以常常在资产阶级报纸上看见，甚至于国民党领袖中也有这种倾向；这是一种新义和团的危险，危险在于他们要使劳工群众跟着资产阶级妥协，丧失自己的阶级觉悟，抛弃自己的阶级斗争，因而始终破坏了此种解放运动。这种妥协派的力量，始终要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来压迫工人阶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这种国家主义的影响实际上是帮助一般帝国主义走狗——军阀工贼的。

　　这些走狗，大之如奉系军阀，小之如工贼及暗杀的凶徒，他们的实力还是非常之大。张作霖[24]派的军阀，在奉天、天津、青岛、上海，帮着帝国主义者残杀压迫工人、学生及商人；上海一股工贼打毁总工会，伤害工会职员；河南资本家穆藕初[25]雇用流氓打手捣毁工会；南京的买办和军阀屠杀工人；广州反革命派暗杀廖仲恺[26]先生。五卅运动之所以不能再往前有很大的发展，工人所以只能得到日本厂主方面极少极小的让步，规模这样伟大的五卅运动所以只能争到帝国主义者答应开所谓关税会议，完全因为国内种种国贼、军阀、工贼的势力帮着帝国主义者来压迫民众；完全因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妥协派、狭隘的民族主义派，帮着军阀、工贼遏抑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因为中国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没有统一的真正拥护人民权利的军队。因此，要五卅运动能够再往前发展，必须继续扩大民众的力量。固然，五卅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他是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比起义和团来，始终已经有些效果：日本单独来要求解决，至少也不能不承认所谓中国政府的工会条例，承认处理屠杀顾正红等的凶手，至少口头允许加工资……。美国亟于赞成关税会议。英国的强硬也不过以为延宕沪、汉等案[27]手段，不敢猛然反攻。然而照现在这样，便能使帝国主义者实行让步，使中国得着完全的解放吗？那还差得远哩！中国既然因有几十万无产阶级的团结奋斗而能暂时制止帝国主义之直接进攻，那么，要使这解放运动完全胜利，便应当更加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发展一般的民众力量，排除一切反动的帝国主义走狗的力量，那时才能废除辛丑条约，才能打破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一切锁链。所以五卅运动的前途和发展，必须根据下列的方针去进行：

　　一、力争工会组织的自由，一般民众应赞助工人的组织和斗争；

　　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工贼，平民应有武装自卫之权；

　　三、民众起来要求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

　　四、建立统一的真正平民共和国，组织统一的国民革命军；

　　五、要求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只有这样，五卅运动才能继续发展，实行推翻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

　　原载1925年9月7日《向导》第128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美、法、俄、日、德、意、奥、西、荷、比等11个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人即以“九七”为国耻纪念日。

　　[2]义和团之役，190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运动。活动范围遍及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广大地区，京、津一带声势尤为浩大。后在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3]八国联军，见本卷第252页注18。

　　[4]五卅屠杀，见本卷第181页注①。

　　[5]庚子赔款，指《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共计银4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合利息共98,200余万两。

　　[6]平英团，见本卷第131页注①。

　　[7]教案，指清末各地发生的反对外国传教士兴建教堂、强占民地、鱼肉人民的事件。

　　[8]戴季陶，见本卷第340页注③。

　　[9]袁世凯，见本卷第93页注14。

　　[10]刘坤一（1830—1902），湖南新宁人。湘军主要将领之一。义和团运动时，任两江总督，曾发起“东南互保”，使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义和团运动。

　　[11]税务司，旧中国各口岸主管海关税务行政的官员。此职长期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把持，操纵了中国海关管理权。

　　[12]京汉罢工，指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

　　[13]唐山罢工，指1922年唐山开滦煤矿大罢工。见本卷第5页注②。

　　[14]安源罢工，指1923年发生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李立三、刘少奇等共产党人领导下，罢工工人迫使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以及增加工资的要求，取得了胜利。水口山矿工罢工，见本卷第6页注10。

　　[15]海员罢工，见本卷第5页注①。

　　[16]1922年12月，上海浦东烟厂9千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启封工会而罢工，遭到反动军警镇压。

　　[17]1924年6月，上海各丝厂资本家以丝价跌落，原料不足为借口，共同决定降低工人工资，取消全部赏工。在共产党人邓中夏、向警予等领导下，云成、裕经、统益等14家丝厂1万5千余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迫使资本家做了某些让步。同年9月，南洋烟厂工人又举行罢工，提出开除工贼，恢复被开除工人工作，取消工厂新订一切苛章等八项要求。资本家一面勾结租界巡捕房实行暴力镇压，一面指使工贼破坏工会组织，雇用流氓打手强拉工人进厂。罢工未取得胜利。

　　[18]北京政变，见本卷第7页注16。

　　[19]国民会议促成会，见本卷第7页注17。

　　[20]顾正红，见本卷第179页注⑨。

　　[21]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46页注⑧。

　　[22]华盛顿会议的决议，见本卷第294页注②。

　　[23]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60页注10。

　　[24]张作霖，见本卷第140页注⑦。

　　[25]穆藕初，见本卷第198页注⑧。

　　[26]廖仲恺，见本卷第322页注11。

　　[27]沪、汉等案，指上海五卅惨案、汉口惨案等。见本卷第182页注①、第228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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