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与广州国民政府|瞿秋白

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与广州国民政府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于肃清杨希闵[1]等反革命派之后。本来趁着孙中山先生逝世，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早就开始扑灭国民革命根据地之南方政府的计划。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他们占有香港，控制中国南部的商业，实行经济的侵略和剥削，已经几十年；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对于他们的侵略是极大的障碍，他们利用陈炯明扰乱广东已经好几年。然而他们的计划始终不能实现，陈炯明[2]的势力始终被革命政府所肃清。广州政府，自从改组后的国民党努力进行农工群众及军队中的革命工作以后，不到一年便渐渐的巩固起来，渐渐的与民众接近起来，于是向来认为难解决的东江陈炯明的势力，竟能在一两个月内完全扫清。这是英帝国主义者计划失败的第一次。利用陈炯明的计划既然失败，他们便另外想出利用杨希闵、刘震寰[3]的计划。杨刘等反革命运动中，有许多反革命的买办，甚至于国民党自己的党员，如马素[4]等，做“卖国的掮客”，替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与杨刘等做牵线，私运英国军械给他们。这些事实，到杨刘失败之后，都已经完全证明。五卅事件[5]刚发生之后，杨刘等在广州城内严厉的压迫一切反帝国主义运动，尤其是他们做英国走狗的铁证。可是广州的革命政府，在肃清东江之后，农工民众间对于他的信仰和赞助更加增加，他始终能在一礼拜内用革命的军力和民众的力量，扑灭这些反革命的卖国军阀。尤其是广东的工人阶级，如广九、广三等铁路工人的罢工，对于此次克服反革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于是英帝国主义者利用杨刘等的计划，又遭了第二次的失败。广州的革命政府反而因此得以肃清内部大部分的反动势力，而更加巩固起来，得以组成现在的国民政府。

　　五卅以后，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勃兴起来，广州的国民政府当然是这全国运动中最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上海二十余万的无产阶级罢工之后，香港的中国海员及工人，广州沙面的工人最先加入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总罢工。假使汉口、天津等口岸，帝国主义者因有卖国的直奉军阀[6]做走狗，而很容易遏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及一般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那么，在广州方面，因为政权握在革命的国民政府手里，他们虽在沙基演出全国最大的屠杀，却总不能一时镇压那最革命的广东农工民众的运动。所以五卅以来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里，除上海以外，广州方面的运动的确是最持久、最伟大的运动；而广州的国民政府不但以实力赞助粤、港的民众运动，而且在政治上领导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他发出正式的宣言，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主张南北政府一致的对外政策。五卅之后，广州国民政府的赞助反帝国主义运动，当然决不是广州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全国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最大的一个势力。何况国民政府自身克服杨刘之后，比较的有整顿内政、统一财政的可能，他实力上的巩固和政治上的接近民众，都比以前更加容易进步了些？因此，英国帝国主义者最近对于他的进攻，更加不是限于广州一方面的事，而事实上就是对于五卅以来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打击。

　　五卅以来，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继续到现在已经三个月。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北部及中部，虽然有奉系军阀做走狗——在奉天绝对禁止运动；在天津、青岛帮他们直接的屠杀逮捕工人及学生，摧残一切稍稍开始发展的民众斗争；在南京帮他们反悔已经签订的条件，摧残工人及民众的组织（和记工人事件[7]）；在上海则宣布戒严，封禁工商学联合会，用种种方法遏抑摧残民众运动——得以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充分的发展。然而这三个月来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始终使投机的北京段政府不能不貌为赞助民众的要求，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始终使帝国主义者的列强之间互相冲突：美国赞成召集关税会议，要实行所谓华府会议的议决[8]；日本也先自单独解决纱厂问题，更逼着要解决上海会审公堂[9]及工部局[10]的问题。这种情形之下，英国帝国主义者渐渐陷于孤立的地位。何况在南方广州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帝国主义者既没有力量，又比较的有根底，英国帝国主义者很恐怕因此不得不对中国大大的让步。对于英国，一切关税、工部局、会审公堂等问题，都是最切身享受的特权，他不愿意有丝毫让步，所以英国帝国主义者趁着现时北方的民众已经渐渐被奉系军阀的压迫而不能发展的时候，想找着一个方法向中国反攻过来，以扑灭全国的运动而恢复那利于英国的列强一致对华的高压政策。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就是广州的国民政府。于是英国帝国主义颠覆广州政府的第三次阴谋，便开始了。

　　英国帝国主义者开始便说广州政府“以命令”禁止英、日船入口是违反条约；继之便仍旧勾结广州内部的反革命余孽暗杀廖仲恺[11]先生；再进而香港的英国资本家公然主张对广州下哀的美敦书。八月廿五日的路透电说：

　　香港电：“此间今日开公民大会，通过决议案：拟电致英首相要求英政府以哀的美敦书致广州当道，令彼等（一）开广州为通商口岸，完全依照条约规定，许各订约国经营商业；（二）驱逐广州及广东之布尔希维克党；（三）解除黄埔军官学校学生之武装而遣散之，彼等实为布尔希维克党训练之军队，非粤籍者资送回里；（四）停止抵制英货；（五）停止排英宣传。如不照允，则英海军当完全封锁广州及附近海面，并施行英政府所视为必要之其他行动。哀的美敦书中应声明广州必须施行中国行政制度，并完全遵守中国与外国所订之各条约。与会者一致意见，以为今唯英政府干涉，始能恢复香港、广州与华南间之交通商业，并免香港与华南英人利益受经济之摧毁。该会散会时，众皆高唱国歌，麦克哥文代表汕头英商会，华尔夫代表沙面英商会向会众演说，赞助此决议案，并宣读汕头来电，愿附名于决议案。”

　　这种主张，简直以武力干涉广州的内政，要解散革命的军队，强迫执行所谓条约义务，以兵力强迫华人购买英货并干涉华人的言论自由。他们的意见，是说广州政府违背南京条约[12]。不用说我们现在正要求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即使让一步说，根据南京及天津条约[13]，他们也只能在广州及汕头通商，何尝有以兵力强迫华人做工和买英国货的权利！据上海《泰晤士报》[14]，香港英人致首相的电里，老老实实的说：因为海员罢工的缘故，粤港停开的船只，共有七十三艘，其中四十五艘为英船；英国疋头之输入广州及内地者完全停止；其结果使英国许多厂家将因此停闭……。这是中国工人罢工及民众排货的影响，英国资本家已经切身感受到了。他们说，二十五年来英侨在香港保护英国国旗之不可侵犯的权利外，尚有四千九百万元之巨大供献，这是他们要求英政府保护他们享受“条约上所得权利”的“保险基金”。这四千九百万元点点滴滴都是中国人的汗血，都是英国人侵略广东及中国南部所得的。如今他们竟以此为“保险基金”，要求对广东“取断然之行动”。这种断然行动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说：“以本港海陆军之力，不难使亲善之中国当局，代执广州政权。”换句话说，便是前此两次利用军阀的计划都归失败，如今决定要用自己的兵力直接侵犯广州，扶出一派卖国军阀，对英“亲善”的中国当局来统治广州。如此，他们在南方才能象在北部、中部一样，有得力的走狗可用，可以镇压民众的解放运动，继续他们的经济侵略，再多多积聚他们的“保险基金”。

　　当然，他们现在还得说：“此非对中国之宣战问题，乃驱逐新近攫得广州政权而猛烈排英之过激派而已。”还得说：“因广州并不承认且反抗北京中央政府，故在北京所开的关税会议或领事裁判权等会议，于本港今日极严重紧急之需要，绝不能有丝毫补助。”仿佛他们只主张打广州的“过激派”，并不要和中国宣战；仿佛他们仍旧愿意开关税会议……对中国让步。可是，我们设想，如果英帝国主义者在暗杀廖仲恺先生之后，竟能直接以兵力占领广州，镇压南方的民众运动，那时是甚么情形？香港、沙面的罢工固然要被摧残，南方的一切革命势力都要受极大的损失，发生极大的反动。那时全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受着南北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的压迫，自然要大大的低落下去。甚么关税会议，甚么领事裁判权会议，都用不着了。现在他们对于北京政府答应实行华会决议，这一点“让步”可以使北京政府满意而缓和；然而广州政府和民众是不能满意的；到了那时，就连这点的让步也不必有，因为到处都有“亲善之华人政府”，一切排货罢工运动都可以镇压住了！

　　所以全国的民众应当一致的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应当知道英帝国主义者现在对于广州的进攻就是对于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进攻。尤其是南部广州等处的农工群众，应当积极的起来反抗英帝国主义，肃清内部的卖国的反革命派，巩固国民政府。

　　原载1925年8月31日《向导》第127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杨希闵，见本卷第306页注③。

　　[2]陈炯明，见本卷第6页注⑨。

　　[3]刘震寰，当时任驻粤桂军总司令兼广西省长。1925年5月，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策动下，在广州发动军事叛乱，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被迅速平定。

　　[4]马素，国民党右派分子，与冯自由等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

　　[5]五卅事件，见本卷第182页注①。

　　[6]直奉军阀，指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

　　[7]1925年8月，南京和记公司工人因英人违约拒付罢工期内积欠的工钱，与英人发生争执。该公司英人一面向工人开枪射击，一面招集英水兵上陆协同压迫，工人惨死者4人，重伤者十余人，酿成重大惨案。

　　[8]华府会议所谓关税会议的议决，见本卷第163页注10。

　　[9]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10]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11]廖仲恺（1877—1925），广东惠阳人。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广东省长、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8月在广州遭国民党右派暗杀。

　　[12]南京条约，指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署的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是：中国赔款银2,100万两；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等。

　　[13]天津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国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是：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十处通商口岸；赔款；外国人可以往内地游历和自由传教等。

　　[14]上海《泰晤士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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