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4)|瞿秋白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4)

　　（四）辛亥的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革命的胜利

　　可是所谓平民，也还包含了利益相反的种种阶级，在革命前分化还没有明显，而且共同的仇敌未去，所以内部的斗争没有表现出来。同盟会中可以兼收并蓄的包容种种不同的成分，也就因此。当时中国的社会组织，因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日多，于是游民的无产阶级数量日增，这是大多数当时的平民——小资产阶级中最流动革命的一部分，实是革命运动的中枢，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虽然在革命组织里，形式上不能做原动力，诚如中山先生所言（《孙文学说》），然而这不过是形式上的事，以社会阶级关系的观点来看，这部分平民确是革命中的发难者。其次，便是半欧化的知识阶级及军官——这部分人，因为满清旧社会的崩溃，已经客观上没有插足士绅阶级的可能，而且受着新式的教育，应当能代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之意识，所以也是革命中的重要部分。可是知识阶级本身绝不会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其中的分子可以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平民而加入革命，也可以代表大商阶级，更可以混入军阀阶级——绝非靠得住的革命力量。再其次，便是大商阶级，在前清末年，这种大商阶级（或所谓工商界）有两个来源：一、是士绅式的资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初期“贵族的资产阶级化”中必然发现的现象，他们“代表”着人民争立宪，其实是清廷路矿、邮电的新政中，这些“洋务官僚”，靠着官署积累资本，到此已自有阶级利益，只想借立宪运动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实行“提倡实业”等的“爱国”目的；二、侨商及买办阶级，这部分是因为与帝国主义接触，而来做外国资本与中国原料、或外国货物与中国市场间的中间人，因而积累资本，渐渐有独立投资于工业的倾向，所以比较的赞助革命——因为清廷的压迫及外国的侵略，无处不阻碍这种工业发展。士绅式的官僚式的资产阶级与侨商的买办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微有不同，然而他们对于“维新”或“革命”的希望，根本与小资产阶级不同，尤其与游民的无产阶级，有阶级利益的冲突。最后，便是最大多数的城市及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及农民。这是数量上最大的群众。他们的政治要求，应当是很民权主义的政纲，他们的经济利益，不但和列强帝国主义相冲突，并且和士绅资产阶级及侨商资产阶级是相竞争的。可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总是动摇不定的，必须有一领导他的阶级，充分的去帮助他发展自己的革命性而遏止他的反动性，然后才能彻底的忠于革命。否则，他便容易受大资产阶级的欺罔，倒到反动派的怀抱里去，而受人家的利用。

　　所谓“平民”——辛亥以前可以概括的与满洲贵族及士大夫相对待的，——实际上含着这许多不同的成分；到辛亥革命前后，已经分化得日益明显出来。然则这所谓“平民”之中等到革命爆发之后，政治上积极行动的是那几个阶级呢？上述的各阶级中，只有两个阶级是在政治上积极行动的：一、大资产阶级（士绅资产阶级及侨商资产阶级——这两部分虽然在革命前政纲上不甚相同，然而满清既倒之后，政治上的合作和联盟，对于他们是极自然的事）。二、游民的无产阶级（所谓会党，所谓土匪，根本上不脱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可是因为破产失业最受苦痛，他们那种暴动的反抗性是很厉害的）。当时工业的无产阶级数量上还极少，而且政治上还没有成一觉悟的自动的力量，可以说还没有“组成阶级”——所以自然没有能起而领导革命——引导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以至于游民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在辛亥革命时，只看见大资产阶级及游民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无产阶级是经济上有组织有团结力的阶级，只有他能领导革命；游民无产阶级便不同，虽然革命性很强，然而他自身便是一盘散沙，只能有极模糊的社会理想，只能顺着革命潮流随处发起无组织的暴动。这种阶级自然不能引导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实现胜利的革命。于是不久便使大资产阶级攫得革命运动的指导权，镇压游民无产阶级的暴动，和反动派妥协，而终至于使革命完全失败。平民中之阶级分化，在这种革命时期，最显而易见。

　　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的革命口号——“平均地权”[15]，虽然在国民党自己并未努力去宣传和实行，可是所谓最下等的“下等社会”（尤其是长江下游的会党），各地失业的穷而无告的游民农民，往往奋起暴动；当时即使没有很明显的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有不少地方，所谓“土匪”都染着革命潮流，高呼均分财产的口号，有些地方，并且有小农的暴动。恐怖的空气——“匪类”、“暴乱”、“暴民专制”的骂声，可以不绝地在各城市的“绅商界”里看得出听得见的。这样的情形，至多不过三四个月，随后竟完全销沉了。游民无产阶级，当然梦想也想不到现代的社会主义；可是他们的要求，最早在革命以前，实在代表大部分饥寒交迫的小农小商。不过游民无产阶级的均产主义，根本上是资产阶级性的；他们内部决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而只会有宗法社会式的“头目制度”，夹杂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他们对于富人的嫉恨，实际上并不适合他们取消贫富不均的理想，而终究是代表各个想自己变成富人的意识。所以即使游民的无产阶级暴动成功，或是真正成了一种实力，也很容易受头目的卖，而完全丧失其革命性，简直变成军阀官僚。譬如革命初年江苏的徐老虎（宝山）[16]，便是最明显的例。

　　经过这种革命的潮流之后，马上便开始资产阶级的反动期。当时许多城市里，商会都大大的活动起来，并且编练“商团”维持秩序，大商阶级亟想取得政权，是当时很明显的事实。“商人”那时的政治活动，对于满清的地方官，对于当地的士绅阶级，确有些革命的作用；可是因为他的阶级利益，决不会和游民无产阶级联合引导当地的小农小商，彻底的去实行革命，却只会受着了游民的恐吓，反而去和士绅阶级妥协，以“维持秩序”。不但如此，中国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差不多纯是商业资本，经济力还很薄弱，政治上的积极性也很有限，不能独立的取得政权，于是因为要“维持秩序、保障私产”，便不能不假手于新旧军阀：各地“绅商”对于革命初期的都督或军政长，都是竭力奉迎，要借他们的武装，拥护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渐渐造成革命后的新式封建诸侯——督军。到此，资产阶级大半仍旧退回受治阶级的地位，于是革命便完全失败。

　　读者或者以为上述的过程，只是当时的地方现象，并不能概括全国范围的政治变化。其实从南京临时政府[17]，而袁世凯、宋教仁[18]以至二次革命[19]的过程，只是上述的社会阶级之相对关系的反映。辛亥革命的时候，一方面是反动的满清贵族和士绅阶级——袁世凯等清室的新军军阀；别方面是革命的平民各阶级——孙中山及民党，互相斗争的局势。士绅阶级及军阀，虽然在群众排满的口号之下，不得不形式上转移于“革命”方面，而实际上是想以此转移“革命”于自己手里，造成自己代替满清而为治者阶级的地位。革命方面势力的涣散既如上述，而且大资产阶级亟亟乎要维持秩序，而想和新起的军阀妥协——这样局势之下自然是真正的平民，真正的“下等社会”重受压迫而失败——孙中山所以不得不让袁世凯。社会阶级之中，那侨商资产阶级赞成革命于前，而想谋与反动派妥协于后；这种阶级分化反映到民党方面来，便形成民党中的右派——宋教仁及黄兴[20]等。右派于孙中山让袁世凯之后，还是主张责任内阁[21]；一直到袁世凯解除民党武装，大借款[22]成功，右派还是梦想妥协。右派的主张，完全代表这种“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怕骚乱，想和平，反对下等社会，求与军阀妥协——有一件最好的证据，便是宋教仁等改同盟会为“国民党”[23]时的新党纲：（一）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种族同化，（四）注重民生，（五）维持国际和平。请看，同盟会时代的“国有土地平均地权”的党纲，变成了极模糊的“注重民生”四字。当时主张与袁世凯议和让位的是这些右派；主张改政纲而容纳一班士绅阶级的，亦是这些右派。民党内部右派的胜利，便是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反动和妥协的明证。可是，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被右派格而不行，“下等社会”受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能进行革命，总之，大资产阶级战胜真正平民之后，不久，军阀的政权因此便大稳固，更用不着资产阶级对他妥协了，何况帝国主义者趁此竭力帮助，于是他们——军阀便一转而压迫及于资产阶级自身，于是民党连右派也受压迫和贿买，二次革命便完全被镇压下去。此后，资产阶级更不容“下等社会”抬头了；不但袁世凯称民党为乱党，一班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都认民党为乱党了。

　　孙中山却始终代表真正的平民，一直反对妥协，主张讨伐袁世凯，只因受右派牵制，终至于失败。辛亥革命里没有一个彻底的团结的真正能领袖革命的阶级，所以失败；然而孙中山和中国的平民从此更觉悟革命的职任。帝国主义固然趁此更加扩张他的势力，利用国内各派的军阀互争而从中取利，指使他们压迫中国的平民，阻碍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平民——小商人小农等也越益明了自己的敌人，不仅是满清贵族，而是帝国主义，而是一切种种的妥协派，大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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