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3)|瞿秋白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3)

　　（三）辛亥革命前之阶级分化

　　中国革命运动实际上在辛亥以前，一直是以“下等社会”——平民阶级为中枢的，而孙中山的同盟会[10]，也是以代表“下等社会”的会党做实力的基础。尤其是当时平均地权的口号，孙中山要借此组织并集中“下等社会”的力量于革命的标语。孙中山以“平民的感觉”觉到“上等社会”的奴才性和卖国性，本能地知觉中国革命事业必须以平民为中枢，才能成功，因为只有平民真正要反抗列强，真正受满清的压迫，只有平民真正要求革命，真正要求从专制政体及列强侵略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力趋于“中国民族的经济发展”。总之，孙中山在组织革命运动的初年，便早已知道：真正的中国民族代表是中国的平民——所谓“下等社会”，只有他们能负担真正民族革命的职任。

　　虽然如此，革命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反映着中国经济各种力量——阶级的斗争。辛亥革命的结果，革命的平民阶级竟完全失败，而反革命的军阀阶级却起而代替满洲贵族——压迫平民并做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中国的反抗列强，本不仅是平民的需要：满洲贵族，士绅阶级，以及平民阶级——或所谓第三阶级及农民阶级，在民族自觉的初期，本有反抗“外国”的共同倾向。不过在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各阶级在总的反抗列强的倾向里，渐渐暴露各阶级自己的本性，各阶级都想利用这一反抗运动专图自己的利益。我已经说过，就是最早“富国强兵”的口号，也未始不是民族自觉的一种表现，不过这一口号实际上只代表满洲贵族治者阶级的利益。一切采用火器制造兵舰等的新政[11]，未始不是反抗列强的一种运动，不过这种改革只利于当时的政府。满洲贵族自私自利的政策，却要蒙着爱国排外的假面具，所以等到这种最初期的新政，一方面既不足以抵抗外力的侵入，别方面又刚刚加重人民的负担，反而增加革命潮流的“恶势”。那时，满洲贵族——尤其是在庚子之役之后，只有倒到列强的怀中，努力媚外，以求自存。士绅阶级便乘机进而要求立宪。当康梁政变失败之后，士绅阶级那种“得君行道”的革新运动，并不因之而停止，并不因这种极明显的失败而悔悟，并不因此而完全站到平民阶级方面来。这是因为士绅阶级的梦想，一直在于居中调和满洲贵族与中国平民的斗争，实际上便是欺罔民众，使与满洲贵族妥协，而结果必然是使革命流产。代表士绅阶级的“改良派”的策略，总是造作许多“君主立宪”等的幻想，使民众暂时躲避“困难的”革命道路。当时革命派的职任，便在于暴露这种“改良派”——康梁派的罪恶，暴露他们口号的虚罔，打消“改良派”所造成的种种幻想，而使民众自己深信革命之必要。孙中山先生和民党那时的策略正是如此。可是满清政府客观上也帮助革命的进行不少——历史的和平的立宪运动，一直到一九一〇年各省咨议局[12]请颁布宪法前后三次的入京请愿[13]为止，无不受清廷的打击。九年预备立宪的欺人之谈，更使民众深信除革命外别无出路。

　　于是辛亥革命便一发而不可遏止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只是颠覆满清贵族的民族革命，这次革命的唯一胜利只是推倒一腐朽不堪的满清政府。然而就只这一点胜利，也还完全靠平民阶级做中枢，士绅阶级在这革命里只有反动的作用。士绅阶级在革命前竭力阻遏革命，在革命后又竭力破坏革命；只要看康梁派在辛亥前主张保皇，在辛亥后联袁世凯[14]而排斥民党，便可以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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