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2)|瞿秋白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2)

　　（二）康梁保皇党之国家主义与下等平民之民族革命

　　中国的革命运动既然是民族革命，反抗列强的民族革命，那么，第一个问题，便是谁是中国的民族？这一问题，似乎问得很奇怪。可是在四五十年前，连“汉人才是中国民族”这一粗浅的答案，都不是公认的。当时，满清的官吏，所谓维新派的分子也谋反抗列强，也极力想“谋富强”。中国人那时的民族自觉是很模糊的，只想以全国对待外国，便算是爱国主义：中国是朝廷，中国的人民都是自己的；那带着枪炮兵轮的外国人才是侵略中国的。所以在孙中山的少年时代，已经是“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有之……”（孙中山《与李鸿章书》）。这种“朝廷”的革新政策，不能说不是中国民族自觉的第一步。满洲政府在当时似乎足以代表中国民族以反抗列强。不但孙中山当时是如此想，中国一般人民都是如此的想。必须要满洲政府几十次事实上证明他实在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满洲贵族自私自利的政府，而且是列强的奴才，那时中国平民再进而有革命的觉悟，想到要颠覆满洲贵族。这一革命的觉悟，据《孙文学说》[3]的中山自叙，直到庚子之役[4]，方在民间开始传播，而前此差不多倡排满革命者，大家都目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然而孙中山却在上书李鸿章后〔前〕十年（上李鸿章书时在甲午），即乙酉（一八八五）中法之战的时候，已经开始革命运动。中国平民革命运动的目标，本在于反对那压迫剥削中国的最强大的仇敌——列强帝国主义；前此三四十年时曾希望满洲政府革新富强，到此方才打破这种幻想。既然这样，要反抗列强，便必须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所有中国人——汉人便都能负起这种革命的使命么？中国的民族革命，一方面是对满洲贵族的，一方面亦就是反抗列强的——这种民族革命里“民族”的意义，似乎是指全体的汉人的了。事实上却大谬不然。抽象的全体的民族，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满清政府时代的中国社会，显然分着士大夫和平民的阶级。经济上固然农、工、商三类人之中还包含着许多阶级，而在社会上士的一阶级是政府的雇佣奴才，他在经济未发展、工业未出现以前，帮着满洲贵族统治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所以要推翻满清政府，必须要以平民做领导阶级，革命运动中方才有主力军，方才能得到胜利。《孙文学说》上说：

　　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至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然美洲各地华侨多设立洪门会馆。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

　　于是中国革命运动发见了这“民族老革命党”，辛亥以前的革命，差不多大半以会党为中枢——这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士绅阶级的态度是怎样呢？当时所谓保皇党的康梁派[5]可以代表他们；他们只要利用狭义的爱国主义或所谓国家主义蒙蔽民众，想借此逼迫满洲贵族而和他们平分政权，保存自己统治阶级的地位，所以倡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谋富强的主张。这时，在当初谋富强以抗列强的总口号之下，显然已经发现阶级的分化：一方面民党以下层阶级为社会基础，从事于革命运动；别方面皇党以士绅阶级为后盾，而进行立宪运动[6]。康梁派机关报的《新民丛报》[7]，便竭力攻击民党[8]的联络会党，及主张民生主义：他们的论调，不外说“利用下等社会，必无所成而徒荼毒一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之后，无资产之下等握权，秩序不得恢复，而外力侵入，国遂永沦。”（见《朱执信集》）[9]

　　在这两层反对意见里已经显然可见梁启超等代表士绅阶级的说话。本来士绅阶级不但不肯革命，而且摧残革命，帮助反动势力，名说也要变法维新，要谋富强，而又反对下等社会握权，反对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反对改善下等社会的生活。所以康梁派不肯革命，以为满洲政府能代表中国民族，又曾倡国家主义以抵制民族主义。这种国家义在当时就等于宣传“忠君爱国”，即使真能变法维新，当然仍旧是满洲贵族和中国士绅阶级联合而压迫平民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大多数人民仍旧受着压迫和剥削；而在反抗这种压迫的革命过程中，士绅阶级当然会反过去求助于外人。所以要回答：“谁是中国民族？谁是民族革命里的领袖阶级”的问题，到此便非常明显了：“只有中国平民是中国民族的代表，只有中国平民是民族革命中的领袖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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