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唯物主义Ⅴ

Ⅴ

　　我们现在再看一看别一种的驳论及谩骂：似乎历史的唯物论否认一切思想上的能力，将人类变成机械式发展中之无意识的玩物，并且否认一切道德上的规范。

　　久受苦难的唯物论本不是什么死系统，永久绝对的真理。他是科学的方法，对于研究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很有用处。唯物论之根据，即在于“人不但生活于自然界之中，而且还生活于社会之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世界上绝无纯粹处于隔离状态的人；无论何人如与人类社会分离，必不久便成僵骨。所以历史的唯物论，因此前提，固完全承认一切思想上的能力，且用其于最广阔的范围。自然界中之现象都是无意识的，不能预言自己的目的。人却与之相反，历史中之“行为者”正是我们人类；人类有意识，能依推理或情绪而行动，且常有一定的目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无意识无确定的目的所能发生的。……人类的意志为推理或情绪所驱策，而推理及情绪之“支点”性质非常之繁复；他一部分属于外界的事物，一部分即所谓思想上的觉悟、廉耻心，“对于真理及正义的热心”，“个人的忿嫉之心，或纯粹个性上的各种性情脾气。”（昂格斯）这是自然界发展史及人类发展史之间的最重要的一点差异。然而，从外表看来，历史上各个人之行为意志之间的无量数的冲突，其结果往往同于自然界无意识的行动；历史的表面上，“偶然的机会”，几乎与自然界中相等，同样占历史中之大部分。时局的变迁能与预定目的相符的，只是例外而已；大多数有意识的目的往往互相交混冲突，或者这些目的本是不能实行的，不然呢，实行这些目的的手段不充分，虽然如此，那无意识盲目的“偶然性”固然在自然界之中互相冲突，然而确于“偶然性”之中也有一“行动”之规律；因此，我们不期然而然要问一问：所谓“行为者”的人之思想及意志是否亦同样服从这一类的“规律”呢？

　　假使实验得到什么东西在那里引导人的思想上的觉悟力，我们便能发见这一规律。人能达到有意识的程度，能思想，能为有意识的行动，只在他组织于某一社会的单位之中的时候。人为某一社会之分子的时候，这一社会联合便警省他的精神能力且从而指导之。而每一社会单位的基础，正在于物质生活需要之生产方法，于是生产方法在其最后一步，确定精神生活的过程，固然亦有几许曲折分化的复杂状态。历史的唯物论一些都没有否认思想上的能力，而不过穷源究底求得思想能力之所由来而已。人类自己创造他的历史，——这句话是不错的；而“怎么样”创造，——那就全在于各个的单独事实，并且在于这些事实中，各种现象之间的物质关系，是否清晰及其清晰之程度。思想不是无中生有的东西，而是生产之社会过程的产物；且反映此一过程的思想愈正确，则此思想之能力亦愈大。人类智识不能超越人类社会之历史的发展，而只能融入此一发展之过程中；他从物质的生产中生出，嗣后虽自有发展而仍不断的与物质生产相连系。只有生产之异常复杂的机械作用渐变成很大的而又很简单明了的矛盾状况时，人类的智识，才渐觉悟此生产现象间之相互关系，而这些矛盾消灭或将消灭的时候（或将以强力消灭之之时），人类的智识（精神能力）才能统治社会生产，那时才“是人类历史第一段落的终结时代”，（马克思）“那时，人才能以完全有意识的行为创造他的历史；那时，人类才从“必要世界”一跃而入于“自由世界”呢。（昂格斯）

　　虽然，人类总体固然没有灵魂，然自古至今社会的发展却绝非死的机械作用。每一代的人类，其所用于满足自己需要的时间愈多，则可知其与自然界之连系愈切，而精神上发展的地盘也愈狭小。然而这一地盘，能随其适应能力及累世的经验而扩充，——因适应能力及经验能使人获得管理自然界之权。人类的理智，渐渐能成死的机械的自然界之主人；而人类进步的发展，本在于其理智于生产过程之中所得来的权力。人之统治自然界一问题，完全在于其能自由为最重要的生活需要品之生产。“人类之于食物的生产，最初本与其他动物无异，然而能达到绝对的统治食物生产的——只有人类……所以人类进步的伟大时代，多少总与食品来源的扩充同时并进。”(19)假使我们讨究莫尔冈[29]所论人类原始时代之历史，那就可见第一步是创造语言，第二步——用火，第三步——制造弓箭，这已是久远积累的经验，智识能力之增长及已有之种种发明所造成之很复杂的劳动工具。在这最后一步野蛮时代，人类的智力已有几分能统治生产了；已能生产木制的器皿、篮筐、芦鞭、磨锐的石器等。

　　依莫尔冈的学说，自原始时代进于野蛮时代，乃由于陶器制造之发明，是为人类史此时期发展程度中最低的一级。野蛮时代的中级，已知驯养家畜，垦植土地，以得食物，始用砖石为建筑之材料。其最高一级则自知熔铁之法始，至此物质生活消费品已得很丰富的生产；所谓“英雄时代”之希腊人，罗马定都以前不久的意大利人，鞑悉德（Tacite）之日耳曼人皆属此。此时期已知风箱、陶炉、熔炉、铁斧、铁镵、铁剑、铜镶的戈矛、油皮楯、手摇的磨机、车辆、军辎、木船、城壁——上有雉堞，以石制成，门墙巩固，寺塔及大理石的庙宇等。野蛮时代之最高级，他生产事业之成效功绩，一读何谟（Homer[30]，希腊第一诗人）之诗，就可以得其景象；何谟且为此时代精神生活随此生产事业而发达之典籍中的证人。既如是，人类决非死的机械作用之消极的玩物。乃正相反。人类进步的发展，正在人类智力能渐统治机械作用的自然界。然而人类智力亦正赖生产之物质的方法而增长，于发展之中与此有密切关系；人未创造生产方法，而反为生产方法之产物；此种相待关系于人类原始时代的历史中尤其明切显著。

　　自野蛮进于文明之过渡，则在“字母制的”文字之发明及其应用于文学的著作。从此才开始人类书面的历史，而精神生活，似乎至此就完全与其经济基础分离；然这种假定是错的。文明发生之后，宗教社会消灭之后，发生小家庭、私有财产、国家、分工制度，于是社会分成治者阶级与被治者阶级，而精神上的发展与经济上的发展之间，关系渐模糊缭乱，然并未完全断绝。“最后又有一种理由，主张社会阶级分化之必要，说：必须有一阶级，能不疲精劳神于物质消费品之生产，而得用其力于社会所必需的精神劳动，——此种理由直至今日，确有历史事实为之辩护。”（昂格斯）——所谓“直至今日”就是说直至最近一世纪之工业革命为止，工业革命之后，一切统治阶级却成工业生产力发展之障碍。虽然，社会之阶级分化完全发生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所以无论哪一阶级的精神工作必不能与经济基础脱离关系，各阶级都有其经济的出身。由道德上而论，自原始宗族社会之浑朴贞德，过渡于新社会，遂纯为卑鄙的利禄所驱使，绝对根据于最少数人的发展，而侵凌大多数之被剥削者，真是堕落的罪恶。然而自宗族制度，自类似于“群兽”社会之制度，过渡于“现代的”社会而有伟大的生产力，——确亦是非常之大的进步(20)。然而，无论这一进步如何之大，人类理性成了如何精细强大的武器，足以征服自然界，——而进步之原动力现在仍旧是各阶级间之经济斗争，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间之冲突；人类所划定的职任必为其力之所及；如详细考究，甚至于即此职任自身之发生，亦必在物质条件已有执行他的可能之时，或至少此物质条件已在萌芽之际。（“职任”或可译作“问题”，职任之执行即为问题之解决。）

　　假使相信历史的唯心论及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之观点，人类一切发明差不多是从“能创造的头脑”里跳出来的，好像神话中说雅典自“主神”（jupiter）头壳中一跃而出似的，然而苟能求得这些发见发明之真来源，我们就易于说明精神生活及经济生活间之相互关系。而因新发明而来之强有力的经济革命自可解释，实际上，每一新发明都有很长期的预备时间。(21)假使我们追究这预备时间之每一步骤，细细查考，我们可以追寻到每一发明最初的动机（需要）。平常谈及一种新发明，最重要的发明，如火药及印书术等，能突变地球上的大局者，传说的源起，每每类似于小说神话，——这是很不足奇的。因为这种发明，本非一人之力——无论他是天纵圣禀——所能成就的；固然不能否认各大发明家个人的才能功绩，然他们的功绩，只可以说，这些人比其他同时的人，对于当代的经济上之需要及满足此等需要之方法，思索考虑得更深切有效，如此而已。然非新发见及新发明造成社会的变革，而正相反，是社会的变更要求某种发明或发见；新发见之所以能成全世界的动机，亦正因为他是为社会变更所引出来的。美洲在哥仑布[31]未到之前早已发见；在西历一千年时北人（Normen）曾到美洲北岸，然发见之后不久，仍旧忘掉了。美洲之发见，在经济革命上大有意义的时候，已到资本主义之萌芽时期，其时需要良好的金属，新的工力及新的市场。哥仑布之发见新大陆，并不是由于他天才的暗示，而是因为要求到离奇珍宝古文化国之印度去的最短的道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哥仑布发见美洲第一岛之明日，就在日记上写道：“这些善良的人可以给大陆做很有用的奴隶”，当时他每日的祈祷文且为：“愿上帝仁慈，赐我以觅得金沙地之可能。”“上帝仁慈”是当时的社会思想，于现代资产阶级正相同，不过现代人伪善的假面貌蔽得深密些而已；他们现在是要“传播人道、文明于黑暗之邦”呢。

　　天才奇禀的发明家每每命运蹇仄，这并不足以证明传播甚广的一种“人类负恩性”说，却是“非发明引起经济变革，而为经济变革要求发明”之反证。脑筋明锐善于考察的人，每每当物质条件尚未成熟，社会结构尚未充分发展相当的生产力之时，已经看出社会中之紧切问题，而思有以解决之。最有意思的是：每每最有益于增进人类生产力的新发明，其第一发明家反因此而死伤放逐，发明的成绩就此湮没百年。摩勒尔（Anton Muller）于一五二九年在唐次葛（Doncig）发明一新式织机，一次可同时织出三匹至六匹的布帛；然市政会以为这一发明有害于大多数工人的生计，因此毁了这新机器，而暗中溺死或勒死了此发明家。至一六二九年莱登（Leiden）地方试用此机，后因绣织工人之乱又行禁止。一六八五年及一七一九年德意志皇帝以上谕禁用此机，而在汉堡（Hamburg）亦以省长命令当众烧毁。“这一机器其实是一切新式纺织机械的鼻祖，亦自然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先声。”（见马克思《资本论》卷一）数学教授白宁（Panin）的命运亦是如此，他在马尔堡（Marburg）努力思考想发明一汽机，以为工业生产增进技术，社会对待他非常冷酷因此灰心，而改造一汽船，驾之自嘉萨尔（Kassal）沿福尔德河（Fuld）要想从此航入英伦；可是到孟登（Munden）时，地方长官禁止他前进，当地渔夫就把他的船毁了。白宁后穷死于英国。自然，以时代难易而论，一五二九年摩勒尔之发明织机与一七〇七年白宁之发明汽船，比一六六四年加尔葛莱夫斯（james Gargrews）的织机与一八〇七年福尔德尔（Fulter）之创作更高得多，更是人类智力的硕果。然事实上成绩的卓著却不与此智力相当；前者绝无成就，后者乃继以全世界之变革，此更足证：非发明为经济发展的原因，而经济发展引起发明；人类智力不足以为生产者“创始者”，而仅足以为社会革命的执行者。

　　现在当再稍谈印书术及火药之发明，——历史的唯心论尝以此为“思想”最异乎寻常的躐级。货物的生产及货物的商业，发展于中世纪末叶，引起异乎寻常的“智识交易热”，于是有多出文字著作之需要。因此而有木版印刷，雕砖印刷。十五世纪之初，此种印刷术已传播甚广，竟已有印刷工同业公会组织之必要，公会之最重要而且最大者在纽纶倍尔（Nürnberg）、敖葛斯堡（Augsburg）、凯伦（Köln）、美因次（Maintz）、留倍克（Lübek）[32]，然这些原始的印刷工人（德文谓之“Briefdrücker”）往往与绘工联合在一“基尔德”[33]中，而不与后来的铅印工在一起，那时还和铅印工同时并存，常以翻印小著作为业，如此还经过许多时候呢。印书术的发明其实不在于木版印刷，而是由于手制金属业的进步。——这是说排印术。本来印书的木版，可以截成小块，印单个的字母，排配方法早就可以使书籍的数量大大的增多，这种思想的发生，本很自然的。然而屡次尝试都没成功，因为木片纤小，字行不易整齐，简直是技术上的不可能，后来以金属雕刻字母，然而亦没有结果，因为手刻金属费时太多，且字母大小之不整齐虽已减少，而始终不能一律。铸模的铅字出现才除去这两种困难。（译者：中国“聚珍版”也只在两世纪之前才发明的；中国“字”正方比较容易排列，尚且木版印本至今以“藏版”——真块手刻的为讲究呢。）实际上，印书术的源流当以铸字术为始——即以单个字母而能排列成字，字行整齐，页数不拘，而且可零碎翻印之术，才称完备此“印书术”。古登倍尔（Guttenberg）与采尼尼（Zenini，Bernardo）都是宝石工。他们两人同时发明印书术于菲仑次（Firenze，意大利城名）。印书术发明者究为何人，至今争辩不决，也是不能解决的，因为到处经济发展引起这种需要，自然各自去想法，成败多少不相等而已；当然不能否认，——已有许多考证，——古登倍尔确是印书术最后完成的人；各种方法，到他才有确切明了的应用，自然因此他的成绩也最好；所以古氏之后印书术就从美因次迅速传播于各处；——然而，其实他不过能综合以前各种失败的经验考察，而得此良果。古登倍尔却有不朽的伟绩，他的发明也是人类智力可骇的创作；然而此种新发明始终不是他自己种的根而自己收着的果。他不过采下了一已成熟的果子罢了。

　　至于火药本有传说（《火药不是空想出来的》），说是人类敏锐的智力之试金石却也有根据；然而因此发明之问题哲学的唯心论及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之历史观点，竟大破产。克老斯[34]教授（Kraus）的意见，以为火药消灭了“拳权”(22)，剥夺个人的“任意”，而为中央国家之利，且我们大多数人得脱离农奴之锢禁于所属地的状态而成自由人，得随意旅行，都是受火药之赐。都薄莱孟教授（Duboi-Reimon）所得的结论则为：假使罗马当时知道火药武器，——即使最简单的“火石铳”，——那就必定能打退一切野蛮民族的侵扰，自新白尔人（Cinbrian）、都侗人（Teutonics），以至于高德人（Gothes）、方达尔人（Vandals），都不足惧。

　　自然科学唯物论向来于自信的理论上常比哲学的唯心论走得还要远。都薄莱孟说：“典籍中之古代民族于自然科学上的落后，大有影响于人类的命运。古代文化之堕落，此亦其最要原因之一。假使当时能有现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人类必已得救，不至于使野蛮民族遍延于地中海岸诸国。”可惜，都薄莱孟先生没有做古代的罗马人，……其实有什么可惜！他的哲学史，正可证明：即使他不在一八七〇年做“霍亨差尔皇朝营垒中精神的教鞭”之司令官，而在蒲尼克战役时代做了罗马军队的总司令，他也想不出火药来。实在已有一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德尔白留克（Delbrük）[35]教授，反对克老斯及都薄莱孟之奇怪的假定。德尔白留克离历史的唯物论尚远，然而始终他懂得，一切发明必先有需要，此种需要当已在数十年，甚至于数百年之中不断的促醒人类；一切发明不能与当代需要脱离关系，正如有子之不能无母；而且以为某种发明能在别一时期发生，而影响及于其下一时期之局势等类的假定简直是梦想。于此种论断之中，他确可以说是有科学的历史观的，足以自别于克老斯及都薄莱孟之“神经过敏”的幻说。他有一点却是不错的，他不以火药之发明，确言之，即不以火药之应用为封建制度消灭的原因，而只以他为消灭封建制度的手段工具而已。依我们的意见，德尔白留克称此“工具”为薄弱的工具，且谓并非必要的，又未免走得太远了。然这一层已与我们的题目无关。(23)

　　封建制度的破产乃经济革命所引起；而且在军事上，那政治的结构同时随生产之物质方法而衰落如此之快如此之明了，比随便哪一方面都格外看得出。这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亦已明解，而在德意志之军国主义的国家中尤显。符莱达葛（Gustaw Freitag）要辟出德国史于所谓“日耳曼精神”的特性之外，而因他有心爱的专长，喜为“小人物”之群众生活，所以常常对历史的唯物论作不断的让步，他说道：“美洛文人（Merovingians）之法兰克式（Frankish）的临时军、骑士队、瑞士军、德意志的佣军（Landskicht），宗教改革[36]时代的特征，以及三十年战争[37]时之雇佣军队，——凡此一切都是当代社会条件中所发展出来的，所以亦随此条件而变革。”古代的步兵，富裕阶级中所征调来的常备军，自有古代农村公社为之根据；骑士临时军则有封建采地制度为之根据；德意志式的佣军则有新兴的强有力的“公民阶级”（德意志之城市公民Bürger）为之根据；周游列国的雇佣军队则有诸侯疆域之扩展为之根据。至十八世纪君主专制政体的各国中就代之以常备军，——以“驯练的佣兵”组织之。(24)在这常备军之中，方完全废止戈矛之使用而代以火器，其时已当路易十四[38]及埃仁公爵（Egen）之世；前此之步兵队纯以强力征募匪类组织成，屡使鞭笞方能阻止兵卒的逃遁，以之攻袭本绝无所用，仅仅是放箭的机器而已。这类的步兵队，比起当时十四世纪莫尔茄敦（Morgarten）及慈摩纳黑（Zemnach）之步兵队来，已是处处绝对相反的了；莫尔茄敦的步兵队曾经大败封建骑士的临时军呢。十四世纪之步兵队，固然尚用矛戈，偶有极简单的火器（如火“石袋铳”），然而比骑士队却有特别的长处，因为“古代的标号”制度，兵卒人人对于全体，全体对于各个兵卒都有双方的密切关系，所以军队中统一的组织力非常强固。(25)

　　由上述一简单比较看来，已足见所谓封建制度之衰落由于火药之发明一说，确实不对。封建制度之所以衰落实是因为“城市”之发达及君主（天子）之凭借“城市”，“自然经济”为工业的“货币经济”所压倒，因此封建诸侯贵族遂当服从城市及君主。此新经济能力造成新的军事技术，与其经济形式相符；因封建制度之消灭，无产阶级发生，新经济主人就以其金钱征募之为军队；工业上之利便又可以制造武器；其武器之优于诸侯的武器，正如其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优于封建制度生产方法。即使说，火药是阿拉伯人所发明，欧洲与之接触方知此物，而并非此“新经济力”——城市经济所发明；却可以说，“以火药为放射之用”确是他们所发明的。因火器之应用，城市武器绝对的超胜于封建诸侯的武器：堡寨之城壁已不能御炮火，骑士的甲胄已不能挡枪弹。然而放射术也非一日所发明，向来是经济需要促起新发明，火药亦然；封建制度之衰落，城市及君主之强盛，此中过程异常之速，火器最初之应用本无甚力量，仅仅稍优于“连珠箭”而已，所以此人类智能于火器之进步上，竟无十分可注意之奇迹。譬如葛朗松及摩尔敦诸侯（Granson and Murten）与君主开战时，偶然竟有多量的火器，而他们的骑士临时军，仍归失败，火器于此又有什么奇迹？所以，从此火器之进步非常之缓，火石铳，能用于一切步兵军队中，然而我们已说过，此种火石铳之应用已甚晚。唯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此种火器之应用方有可能；唯利用此种火器，君主专制政体方能于商业战争中得最后的胜利，因其经济基础之所演绎而得维持此种战争中之军事组织、军事设备及战略。假使谁要说，前一世纪火器进步之缓是由于发明的智力之迟钝，他只要看一看这一世纪的现象就可以明白了：人类的智能本来能极端的应用于发明“致死的武器”，只须有经济发展过程的毒鞭从而驱策之，——此处即为大工业资本主义中的急激的竞争。如此，历史的唯物论亦非死的机械作用之消极的玩物，并没有否认思想能力，却正相反，唯物史观与塞勒（Schiller）[39]学说完全相合，——德国有教育的市侩却依塞勒而自造其“唯心论”。人类精神之发展愈高，——暗昧之疑谜愈美，意想世界愈广，意想世界前之“大海”愈宽泛。而权力弱于盲目的运命呵。

　　历史的唯物论亦即研究此人类精神发展之公律，而以为：人之所以为“人”正在生产中直接的实际生活所涵养。当时讥诮达尔文主义为“猿猴论”之傲态，现在又可以来反对唯物史观而欣欣然深信人类精神，仅为“偶然意志”，正如“魔火”只须一“创造力”，便能无中生有，造成新世界。莱新(26)的滑稽文中已痛骂此迷信，谓之“可怜的‘无力’，要在同一条件，情形之中任意行为呢。”他更有一“三行诗”笑之：

　　银叉挑铁罐，出灶门，
　　铁罐欣欣然得意，
　　以为他自己亦已成银精。

　　【注】

　　[28]耶各宾党，今译雅各宾党（派），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资产阶级民主派。1873年6月，曾领导建立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其首脑为罗伯斯比尔。1794年7月（热月）政变后被推翻。

　　巴倍夫，今译巴贝夫（Gracchus Babeuf，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著有《永久地籍册》等。

　　[29]莫尔冈，今译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其代表作为《古代社会》。

　　[30]何谟，今译荷马（Homeros），相传公元前9至8世纪古希腊诗人。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般认为是他的作品。

　　[31]哥仑布，一译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

　　[32]纽纶倍尔，今译纽伦堡；敖古斯堡，今译奥格斯堡；凯伦，今译科伦或科隆；美因次，今译美因兹；留倍克，今译吕贝克；均为德国城市。

　　[33]基尔德，今译基尔特，拉丁文gilda的音译，意即行会。欧洲封建社会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保障本行业和行业成员利益而建立的封建性组织。

　　[34]克老斯，今译克劳斯（John Kraus，1815—1890），德国近代教育家。

　　[35]德尔白留克，今译德尔布吕克（Hans Gottlieb Delbrück，1848—1929），德国历史学家。著有《波斯战争与勃艮第战争》、《政治史范围内的战争艺术史》等。

　　[36]宗教改革是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向罗马教皇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斗争。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发表抨击教皇的《九十五条论纲》，成为公开斗争的一个信号，斗争随之在欧洲许多国家展开。宗教改革的主张是：反对罗马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反对教会拥有地产，不承认教会享有解释教义的绝对权威。结果在欧洲各国产生了脱离天主教的新教各宗派。

　　[37]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发生于1618—1648年。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为一方，并得到英国、荷兰、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为另一方，并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在战争最后阶段，法国和瑞典对德意志天主教联盟开战，取得战争优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被迫求和，于1846年缔结了《威斯特发里亚条约》。战胜国获大块领土与赔款，欧洲大战各国国界由此划定。战争使德意依然分崩离析，社会经济受极大破坏。

　　[38]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638—1715），法国国王。在位期间，厉行重商主义，积极对外扩张，是法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极盛时期。

　　[39]塞勒，今译席勒（Ferdinand Canning Scott Schiller，1864—1937），英国哲学家，实用主义者。著有《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研究》等。

　　(19)莫尔冈（Morgan）之《原始社会》。

　　(20)见昂格斯之《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来源》。

　　(21)莫尔冈说：“拼音制的字母表，如其他一切伟大的新发明一样，同是继续增进各方面各种类的努力之最后结果。”可再参看马克思《资本论》卷一：“技术学之评论史可以考究出，十八世纪各大发明家个人的才能在发明之中实在只有很有限的作用。”

　　(22)“拳权”拉丁文为“jus manuarium”，中世纪之武装自助权、自治权，不经法庭而自御凌侮之权。德国此权通行尤广，德人谓之“Faustrecht”，且尤久，因当时国家分裂，中央集权不固，王国政府法纪不能及远，自然而发生的，可是后来因其“自治”之义，一变而为地主束缚农奴之利器，亦为诸侯不服王权之屏障。

　　(23)见德尔白留克之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Aufsätze，第339页。

　　(24)Freitag“Bidler”5，173.

　　(25)参看Karl Burkly之“Der wahre Winkelried”，“Die Taktik der Urschweizer”，“Der Ursprung der Eidgenossenschaft aus der Markgenossenschaft und die Schlacht am Morgasten”。

　　(26)莱新（Lessing，一七二九——一七八一年），德国第一文学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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