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 2．军阀混战与十一月会议

2．军阀混战与十一月会议

　　宁汉战争起来，更早些北京已有奉晋战争。这是中国混战的激烈时代。中央在十月十日，我党即发一宣言，提出“变军阀混战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口号。不久，中央便对于各地有所指示。指示的主要意义是在于工农应当利用混战征取革命力量的阵地。这可以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可以是从小的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还可以是游击战争或简直的抗税抗租，可以是暴动。但是，宣传的目标，应当明显的指出共产党所指的道路是革命的，是武装暴动的推翻统治阶级。各地应当照着当地情形，并决定斗争的方式。例如，江、浙，当时并无总暴动的前途，最初中央便反对无锡农民攻城的建议——农民斗争剧烈而走到游击战争，我党是应当去领导的。至于上海暴动则根本上谈不到。江苏省委当时的紧急决议案，也就只指出准备的工作，指出江南的“骚扰”之可能，及江北所谓“割据”某几县之可能。过分的估量，只在认为上海这些斗争或者很快的便要转到整个的暴动。例如湖北，中央只是认为唐系军阀崩溃，两湖，尤其是湖南，将有日益造成暴动条件之可能。

　　十一月会议便对于暴动的概念，更加弄得清楚。其中指出必须有城市暴动——工人阶级为指导及中心，革命方能真正胜利。并指出城市暴动——总暴动之条件是：第一，统治阶级之崩溃；第二，暴动要在中间阶级的动摇时期；第三，要群众真正有了暴动的决心；第四，要有暴动的准备工作。这决议可谓反对盲动主义的开始。其次关于工人日常斗争工作的问题也有指示到，但并没有说从此就不准备暴动了。

　　以后党的政策，是反对军阀的内战，号召民众自己起来以阶级的斗争消灭军阀的战争。在广东尤其有切实的指示。尤其是广东，自从扩大会议后，有详明确切的指导。至于广东暴动是否就是盲动主义？是否广东暴动会有胜利的可能？自有广东代表来说。（“谁说广东暴动是盲动？”——国焘）当然，就是中国同志没有说，也有外国同志说的。（“广东暴动中央知道否？”——若飞）这里有恩来起草给广东党部要它准备暴动的文件可查。

　　中央十五号《通告》内有说在目前适应中国特殊的政治局面：第一，我们应号召农民起来作减租抗租运动；第二，在可能时号召工人起来罢工；第三，号召群众起来作反军阀内战的运动；第四，甚至有些地方可以暴动；第五，已暴动而存在的苏维埃区域，应扩大成割据局面。

　　在当时，上海有些同志用手枪强制工人罢工、强制暴动的事，中央立即制止，并指出这种错误的倾向。

　　亦农[37]同志曾在党内做了很久的工作，也曾领导数次暴动，但他的错误还是很多的。他现在死了。现在暴露他的错误是很难过的，但为着政治上的明白起见，就不得不说。他在湖北指导工作，估量唐生智还有两三日的寿命，甚至可以战胜南京。这是他唯一的错误。然而他制止湖北省委的盲动，这是他对的。湖北省委定期几次罢工，暴动还没有暴动成。这种指导当然是不好的。其时湖北C．Y同志，尤其有这些盲动的倾向。

　　其次当时广东已准备了暴动。两湖农民亦好几处爆发，占领黄安。沔阳等处都有骚动，而且有渐次扩大形势。湖南从那时唐生智军队溃散，至今蔓延十余县、二十余县的农民骚动。在北方也不能说是没有斗争，天门会、红枪会的反抗军阀也是很严重的事件。

　　八七会议后，党的政策改变，伤痕缓缓恢复，尤其是南方一带具有直接革命形势。当时，南昌暴动与汕头失败，张发奎军队入广东赶李济深时，中央曾有指示于广东的委员会，指明党在广东目前的任务。在广东政治上的纠纷，经济上的恐慌，工人运动的高涨，与海陆丰暴动，苏维埃政权的成功，都是客观直接革命的形势，应当加紧广州暴动的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这《通告》是在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的。广州暴动在十二月十日发生。虽然暴动的日期不是由中央决定，但实际上交通困难与客观事实，日期问题是不能由中央预定，而应在斗争的形势中决定出来。广东那时还不能打电报责问中央，说明那一天想暴动，或某日某日可以暴动。这回的暴动虽是遭了很严重的失败，但这是不是盲动主义呢？不是的。

　　那时，党里，特别在团里，发生有盲动主义、先锋主义的开端，如江西打电告中央预定那日大暴动之类。此外前前后后，如北方局六大区暴动计划，江苏的以上海响应无锡的计划等等，盲动主义非常利害。中央都立刻开始纠正这种倾向。

　　广东暴动的意义是开始了中国苏维埃的阶段。此后中央有各省工作的计划，特别注意说明广东暴动失败的教训，及统治阶级反动的进攻形势，有使工农运动更加艰苦而深入的可能，须为决定胜负的暴动之准备，尤其不能玩弄暴动。中央这种指示晚了些。我们工作的中心，是在大城市工人运动的斗争，与黄色职工会的斗争，并在反帝运动中吸收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及其他群众。如果说中央没有注意到群众工作，这是不对的。或者这样说，中央在省委之上，不能有更好的指导，但大的政治方向完全对的。

　　【注】

　　[37]亦农，即罗亦农，湖南湘潭人。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共。1925年3月回国，12月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1927 年5月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9月下旬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1月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被捕，4月21日在龙华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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