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 3．广州暴动之后

3．广州暴动之后

　　广州暴动的政治方面发生新的现象。这现象是革命上升呢？还是下降呢？这情形就各方面观察起来，好似在长期决战状态中。在各地不绝的发生新的暴动，又造有新的失败。开始“争城市的斗争”——城市中工人运动的被压迫，党与群众的隔离，都使这一任务更加加重。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使用它斗争的方法，企图去摇动统治阶级的基础；同时，统治阶级亦尽力压迫赤色职工会及共产党。阶级斗争到了极激剧的时期。

　　党在这时期寻找新的工作方法，取得群众。在武汉破坏之前，党在秘密工作中恢复了职工会与一万多的党员。就是最落后的北方，也渐渐活动起来。上海也开始自下而上的工会与党的组织群众工作。

　　以前党的政治教育没有充分的注意，这是很大的缺点。以前党员很少讨论政治问题。八七会议后，党尽力引导同志作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讨论，这是八七会议后的进步。

　　现在谈到党的组织与纪律上的问题。以前在组织上反对八七会议及不执行新政策路线的同志，最少应该给他严重处罚，以至开除党籍为止。同时用教育的方法纠正理论上的错误。当然，找小的事情攻击同志是不应该的，但组织上的纪律必须执行。不然，我们可以保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吗？！所以十一月会议的执行党的纪律是必须的。

　　同志们，我们不要怕，大胆说出来。在第五次大会时，我指出彭述之同志的错误，有同志以为我攻击个人。然而，为着党，这种举动是必须的，只问他是否有这错过。有错过是否应开除！如谭平山的开除，当然是应当的。

　　至说改组，决定工人成分几分之几的参加，智识分子几分之几参加，这不能说是中央的机械主义。机械式的改组是各地自己引进工人之后，请他当菩萨，而不去帮助这种新的指导者。有人说工人同志不能做事，因为智识程度太低。但如果能帮助他，教育他之后，自然就不同了，如苏兆征、向忠发同志是否会在中央做菩萨呢。在组织上，广东、山东均有过错误的倾向，如山东不给十元以上工资的工人入党；广东排斥智识分子的理论；北方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等等。这些错误，不论是在指导机关或在同志之中，都是应当纠正的。忽略工人运动的倾向也许有些地方是如此。有些同志以为反帝国主义一来，又会使阶级斗争麻痹起来。这都是错误的见解，我们都应坚决的指正其错误。

　　最后，我可以说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都带有着国民党主义的余毒。国民党以为打下北京，列强就会承认南京政府，革命便可告成功。共产党内的“枪杆子主义”的表现（机会主义也好，盲动主义也好），是和这一倾向有关联的。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之中，表现大多数军事同志接近群众少，时怀幻想。须知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谋解放，非用枪械所能达到。经“八七”后，这些幻想大致改正。并且，现在革命动力改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理论破产。但“八七”以来得相反危险倾向。“八七”后说“过火”或“阻止革命”为机会主义；禁止杀土豪劣绅是机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是杀人放火，杀人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放火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会主义、最共产主义了，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倾向。新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盲动主义有关，盲动主义是机会主义反过面来。马日事变，不准备暴动，固是机会主义；但有的只几十人，亦要来暴动，说今天不能不暴动，主张暴动即社会主义，不暴动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余毒，是有思想上的系统的，是整个人生观宇宙观，是不正确的。这种观念不高深，即平常工人农民都有的。我党缺少理论，有如布哈林和史达林同志[38]所说的，革命的党要有正确的理论的工作人员，就算几十人也是好的。无理论的党，必归破产。我党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同志，都要训练。要有党的理论才能使党充实。这并非说单一个理论便可以革命。我党在八年中，革命运动的发展，根本理论缺乏，是党的弱点之一。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说来一大堆，并非上半天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下半天即能肃清。党经“八七”以后虽到现在努力在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不能说，现在没有机会主义了。中央渐次肃清了少数主义、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尚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中央反盲动主义以来，现在各处党部亦反盲动主义，人人都反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非常之危险的东西，但是不懂盲动主义是什么，而形式上的反对，更危险。昨天布哈林同志说党天天要暴动暴动，全党变成傻瓜党了。这点请布哈林同志放心，一到大会，一切的傻瓜不知怎的都变成不傻了！

　　【注】

　　[38]史达林，即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Джугашвили，1879—1953）。著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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