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 1．八七会议

1．八七会议

　　Ⅲ．盲动主义与暴动政策

　　1．八七会议

　　现在说到第三部，就是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的时期。大家都承认“八七”会议是本党的重要关键。如果没有“八七”会议，那么我们的党现在不知成了个什么东西。武汉失败后，“八七”会议后，党有了新的生命，虽然是“八七”会议对一切的问题还有不彻底明了的成分，但它战胜了反无产阶级的倾向。“八七”会议后，国际代表洛米那芝同志[31]是参加的。在“八七”会议之前，已决定了三件事：а，南昌暴动；б，发表告国民党左派同志书，在这个同志书里，还说到我们的政纲；в．是七月三十一号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杀了三个工人，我们发表了宣言反抗，号召总同盟罢工。

　　决定暴动的前后经过及其内容，因为我不在那里，所以我不能多说。但是当时中央所决定的加深土地革命，决定四省的秋收暴动的经过，这与“八七”会议后的政策是有关系的。固然“八七”会议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给与一个党纲及政纲的决定，然而它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错误，是在（1）不明白革命转变的阶段；（2）根本在方法上不信任群众，而且离开群众，甚至阻止群众；（3）抛弃独立性与批评性。因此，就形成了党最后的，最利害的机会主义。“八七”会议刚刚用了全党的同志注射在群众的身上，在“向着群众”的口号之下，就注意了秋收的暴动、武汉的罢工、海陆丰农民的继续斗争、指导广东武装暴动的准备、群众运动的发展等等的重要问题。固然，“八七”会议有其缺点，如：（1）关于土地问题，在武汉政府时代，国际就有命令说：现在应当自下而上的实行土地革命。这就是说：要赞助农民自动的没收地主的土地，而革命军人及小土地主，甚至中等地主，在不可能的特殊范围内，可以不没收。这是否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呢？我的意思这并不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一种策略口号。当时武汉时代，党内对土地革命有两种意见：（1）陈独秀的意见。他说现在不应该讲土地革命，我们现在要经过相当的宣传时期后，才做土地革命。鲍罗廷当然是同意这种意见的。（2）是湖南的同志如毛泽东[32]等。他们是主张立即没收一切的土地，因为当时在湖南的农民已经自己动手了。这两种意见各走极端，而中央及国际的代表应该立即给以答复的。但给与答复了没有呢？没有的！当时我自己也有一个错误，或者不是错误而是事实。我说：必须没收土地，至少大地主的是可以没收的，可要有两个条件：а，要与湖南国民党左派群众共同去做，б，要不涉及军人的土地。当时也有其他的意见，我不必多说了。国际的决议案及命令说不没收小甚至于中地主的土地，这是一种策略，是不错误的。这是说，中国共产党这个政策告诉全国说：我们是赞助并领导你们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但是如果农民自己动手去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那末，国际的决议案及命令，并非先告诉我们说，如果农民要太过火了，要抢夺中小地主的土地，你们要用法律的第几条为根据去治他们的罪，去枪毙他。并没有这样说呀！“八七”会议是继续了国际的议案及命令，然而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而非制裁革命的。如果农民的没收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土地，则按法典的第几条去制裁他，这是不对的。“八七”会议的决议案，却又引起了这种“误会”。南方局[33]等总是想法去自上而下规定多少亩土地以上的地主土地方可没收。这是一个大缺点。（2）《告国民党左派同志书》[34]。武汉政府叛变了，我们是说明只有共产党能够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国民党客观上所要解决的任务。这完全是唤起左派的群众来推翻武汉反革命的政府，这是最后的尝试。南昌的暴动的确有左派的国民党参加的，贺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但是在别的地方就没有了。这种错误是过分估量国民党“左派群众”。唤起他们来反对宁汉的反动中央，这是对的，但说国民党仍旧可以做群众暴动胜利后之政权形式，那就错了。但我如要用政客的手段，完全是利用某部分去反对某部分（军队等等），这更不对。因此，江苏省委员，国民党的党团书记王若飞同志就在这种观念之下主张国民党革命同志欢迎汪精卫。你看这如何讲得通。

　　（王若飞——并不是我主张的，你讲话要负责任。）

　　（瞿秋白——共产党在武汉驱逐汪精卫，而共产党又在江苏欢迎汪精卫，这又如何讲得下去呢？

　　不是若飞同志主张的，这是若飞同志赞成的，他是党团的指导者！）。这难道也是由于估量时局不正确吗？

　　或者有人要说，由于对国民党的政策而来的“误会”。武汉反动这是全国的失败，然而我们的党曾加入过武汉政府的，亦加入过国民党的。因此，工农群众一定要问，你们本来是在拥汪，而现在又来反汪，那么，工农的被惨杀，共产党是要负责任的。若果你要否认，那么，他定要要求我们答复的。因为这是很有理由的问题。因此，“八七”会议决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总方针与任务，这并不是“盲动主义”的来源，若果有人说这是“盲动主义”的来源，那末，我就不明白了。

　　南昌的暴动还是在“八七”以前就决定了的。它是一个武装的政变，而并不是一个在街上的群众暴动。这是否与对革命的政局估量有关系呢？谁能断定说，武汉失败后，也如俄国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一样，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反动呢？假若这样，那末，就不决定暴动了，而使叶挺、贺龙的军队散在民间去了。然而革命的党不是这样的，她绝不愿轻易放弃武器的。当时决定暴动，国际也是有电赞同的。国际仅仅电讯有无胜利可能。当时事实上是否有胜利的可能呢？我们都知道，它到汕头随后方才失败的。这与秋收暴动，同有发动群众的目的。湖南的马日事变，谁都知道对党与革命有非常大的损失。当时为了党的前途起见，为了为革命找一条新的道路起见，就只有决定赞助发动“秋收暴动”。至于它的好还是坏，这已很明显的答复了。以前在国民政府时代，我们阻止暴动，而现在我们是赞助领导暴动了。所以中央始终是认为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不过如对于时局估量的不详细，及其他的错误，如：宣布什么没收什么二百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不坚决的肃清反革命……等，这都是以前受着“机会主义”的余毒。这在理论上是如此，而在事实上也是如此的。至于南昌的暴动，固然指导前敌的同志，未曾参加“八七”会议，然而如果这不是一个革命暴动的军队，而是日本或法国陆军部治下的一师人，那么师长可以回答，我未接陆军部命令，故未没收二百亩以下的田地，未坚决与张发奎破裂等，所以我们不负机会主义之责任。这是一种法令式的说法，这等于说：第四次共产国际大会关于东方决议案并未说革命前途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我现在同布哈林可以这样说，请你看罢！你以前并未告诉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可以使它向非资本主义发展。如果如此，那末，共产国际共有六十余支部，它不能个个国家都单独的指示出来。同样，中央也不能指示你们说，你们应该在某日某时在广州暴动。党并非一副死机器。问题的重心，是在原则上，而不在小的地方。若果你是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若果国际对中国的消息很模糊，它不知道中国的工人，到底是一千万、八百万，或一百万，那末，我们就应该供给它材料，应当自己有些判断力。同样各级党部对上级党部也须如此。每个党员都是自觉的参加革命，他并不像一个简单的兵士一样，长官使他打东，他就打东。

　　关于“八七”会议政治纪律未取得执行的问题，也要说一说。陈独秀不服从国际的命令，不愿到莫斯科来。其余的犯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是中央全体。但是党并未开除他，并未个个同志惩罚。在各国的共产党对待其犯了纪律的同志，如苏联共产党对待反动派（有人说：反对派！）（瞿秋白：——反动派同反对派差不多。）他们的政治纪律是如何执行的呢？托洛斯基自一九二三年即在党内捣乱，按事实的本身，比独秀严重得万倍。但是我已屡次说过，纪律非若法典一样，他们先用宣传、训练、……等等的方法改正他，并主要的目的，使群众认识他的错误，并不认为只是几个人的事。假若我们因为陈独秀不到莫斯科来就开除他的党籍，这对于党员无多大帮助的。我以为“八七”会议后，政治纪律已经执行得很严厉了。

　　“八七”后，党走上了新的道路。由“八七”到十一月，是一个农民时期。当时如鄂南、鄂西、醴陵……等地都有暴动。武汉的反动，是反革命的胜利。南昌的暴动及许许多多的农民暴动，是反抗反革命。不错，反抗的结果是失败了。但我们不能因为失败了，而就说这是错误的。当时的形势，无论如何是要领导暴动的。当时的暴动口号，空气，自中央，自下级党部到群众都是如此。这是否是“盲动主义”。这其中有许多是各个的事实做错了，不估量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了，但不能说这都是“八七”反机会主义过甚的原故。

　　这又可助我们解释一切的事实。有人说在“八七”会议上面，我们放弃了工人运动斗争，而只注意农民运动斗争。这非事实。当时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案，是苏兆征同志所起草的。他是很具体的，也许他太多注意武汉一方面。至于他说农民暴动后，城市工人运动应该起而响应，这只是局部的而非原则上的问题。中央对秋收暴动并未决定立即推翻武汉政府，在武汉来一暴动。再则农民运动是明存在着，工人阶级对它要有一明确的态度，这是事实上的问题。凡此一切，我们以为都是为的争回以前的胜利，以上是“八七”前后的事。

　　湖南秋收暴动，在党的指导机关是有错误。而两湖的革命情势和经济危机，仍是继续着武汉政变以前的情势。客观情形是表现农民要起来暴动，并且党的机关是应当去领导它。湖南的所以提到夺取长沙的问题（长沙暴动的问题），是因为客观上的形势，从平、醴等处的发展，应当有如此的目标。当时省委彭公达[35]的报告亦不确实，而且终于不去做群众工作。这是莫大错误。如果“八七”后立刻去找马夜事变[36]以来已失链锁的党部和群众，那末，一切政策的决定与实行，决不至于如此之糟。

　　此方区当张作霖失败退兵时，亦曾决定双十节暴动。中央对于这些行动亦认为是非多数党的策略，而是盲动主义。因为北方军阀虽在混战，但他们仍有很不小的力量，以之压迫无组织的工人暴动它是有力的。所以不顾主观客观力量乱动，便是盲动……。

　　其次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八七”会议后至九月十九中央便决定变更决定。南昌暴动的革命委员会内的许多左派，已经登报声明退出。同时，特别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分子亦脱离我们。现在我们看来，我们当时对国民党的估量，是不正确，特别是国民党左派视察之不正确。

　　至于组织上，“八七”很具体的提出党的机关工人化的口号。可是，因此引起一种反的倾向，就是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如广东各地），但这已经是以后的事。我们当时提出改造机关的口号，因为我们既没有办法进行党的工作，所以不能不吸收工人分子参加进指导机关来。可是，“八七”会议的组织问题中并没有坚决改造党的决定。

　　【注】

　　[31]洛米那芝，今译罗明那兹（Виссарион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Ломинадзе）。1927年7月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参加中共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提出“无间断革命”论和革命不断高涨，造成中共的盲动主义。

　　[32]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创建人之一。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9月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任中共前委书记。起义失败后，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33]南方局，指中共中央南方局。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派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南方局成员，张国焘为书记，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

　　[34]《告国民党左派同志书》，即1927年8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共产党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35]彭公达，湖南湘潭人。1924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长。1927年在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36]马夜事变，即马日事变。指1927年5月21日晚（马夜）许克祥率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在湖南长沙发动的反革命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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