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农民运动第四节农民运动的开始

第四节农民运动的开始

　　一九二二[3]年五月间我为海丰教育局长，还是发着梦的想把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数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丰的绅士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公妻了，大肆谣言，屡屡向陈炯明攻击我们，遂致被其撤差，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的下台了。此时我们曾和陈炯明的家乡报《陆安日刊》开了一场思想的大混战。我和李春涛同志等出了几期《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甚么把戏。有一天我刚从外边回到家里来，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进去，说母亲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场，说要打死你。我初是以为我的妹妹是故意来骗我，跑进厅内果然我的母亲在那边哭。查问起来，因我们在《赤心周刊》做了一篇《告农民的话》，出版后放一本在我的家里，我的七弟他把读出声来，适我的母亲也在傍听。七弟刚刚读完了那篇文章，我母亲的泪遂涔涔下而至放声的哭起来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

　　我乃极力多方劝解始无事，此时我就想到，这篇文章若是农民们看了，心里必非常欢喜，并且要比我母亲的痛哭有相反的利害。同时我也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我们乃放弃《陆安日刊》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此时在本地和我接近的朋友，都是站在反对的一边，他们说：“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智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同时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卅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我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此外同族同村的人，都是一样的厌恶我。我只有不理。

　　五月某日[4]我即开始农民运动的进行、最初到赤山约的一个乡村。我去的时候，是穿着白的学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看我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粪土，一面向我说：“先生坐，请烟呀！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我答道：“我不是来收戏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闲谈”。农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恕”！他说完这句话便跑了。少顷又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民，样子比较清醒些。他问我道：“先生属那个营？当甚么差事？来何事？”我答：“我不是做官当兵的人。我前是学生，今日特来贵村闲游，目的是要来和你们做好朋友……”他笑说：“我们无用人，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好说了请茶罢！”也首不换头的那边去了。我想再多说一句，可是他已听不到了。我的心头很不高兴，回想朋友们告诉我枉费精神这句话，心里更是烦恼。我就跑到第二个村，一跑进去，那犬儿向着我大吠特吠，张着牙齿对着我示威，我误认他是来欢迎，直冲入去，见门户都是锁着，去街的去了街，出田的出了田。再跑过第三条村，适太阳西下，天将晚了，恐怕村中农民疑我做甚么事，不便进去，乃回家。

　　我回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对我说话，好像对着仇人一样。他们饮食完了，只剩的饭汤一斗，食了点饭汤，再到我的房子去，把一部日记打开，想把今天的成绩记在里头，结果只有一个零字。一夜在床上想法子，想东想西，到了天亮，爬起身来，随便食了一餐早饭，就再到农村去了。在路上看着许多农民挑着芋或尿桶等到城里去，若在小路相逢的时候，我是很恭敬的避在路边，让他们先过，因为城市的人每遇乡人是不让路的，只有负担的农人让那空手的城市人。所以农民至少必有一部分知道，我是看重他们的一个城市人。

　　我又再到昨日所到的农村来，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他问我：“先生呀！来收账呀？”我说：“不是！不是！我是来帮你收账的，因为人家欠了你们的数（账），你们忘记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他说：“呀！不欠他家的账还是好的，怎有账在别人处？”我说：“你还不知道吗？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丘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他笑道：“有得挪就好了，我们欠他一升一合还要锁打，呀！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生你请——我要出街去。”我问：“老兄你是贵姓名？”他答道：“我是……我是在这个乡村，无事请来坐罢！”我知道他很不愿意告诉我，我也不再去问他。村中女子做工者颇多，男子则出田的出田去了，女子也不便和他说话，我徘徊了好久，就再过别村去了。

　　是日跑了几个乡村，结果是和昨日同等于零。不过是日的日记比昨日多说了几句话。

　　是晚我忽然就想到，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雅了，好多我们说来农民都是不晓，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翻译做俗话，二来是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惯受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格格不入，总不欢喜和我接近。所以乃改变较为朴实的服装，并且想出明日进行的一个新计划，就是决定明日不到乡村去，专找在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传。

　　次日就到一个龙山庙的面前的大路去，此路乃是赤山约、北笏约、赤岸约、河口约交通的孔道，每日都有无数农民在此经过，并且在庙前休息。我就乘此机会，对他们开始谈话，大概是说些痛苦的原因，及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起初只与少数人谈话，但愈听愈众，遂变成演讲的形式，农民听者都是半信半疑，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说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

　　[3]本文的各个版本，这里都作1921年，这是最早版本的印刷错误所造成。从本文集的一些“通信”以及所附“年表”中，都充分说明彭湃同志是1921年5月才从日本归国，1921年10月至1922年5月任海丰教育局长（原称劝学所长）。

　　[4]此处的5月某日，应指1922年旧历5月某日，即彭湃等出版完6期《赤心周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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