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不多”_茅盾

关于“差不多”

　　“差不多”，曾使炯之先生愤慨。他说：“针对本身弱点，好好的各自反省一番，振作自己，改造自己，去庸俗，去虚伪，去人云亦云，去矫揉造作；更重要的是去‘差不多！’……这‘反差不多’的运动，在刊物上杂志上热闹是不必需的事，却应当在作家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

　　手头没有《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上面引用的一段抄自《大公报》《文艺》三〇一期“讨论：反差不多运动”炯之先生的“一封信”中，而也是炯之先生议论的要点。

　　炯之先生在“一封信”中又说：“我的对象是一些同我一样有诚心写作，而又感于自己成绩不佳，且明白失败根本所在，也希望自己作品更好一点，坦然承认必须虚心努力的作者。这种作者在当前不是没有的。”

　　据这一段补充的话看来，炯之先生那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好象是出发于“自我批判”的精神，虽然事实上他那篇大文充满了挑战的态度。

　　为什么自己“感于自己成绩不佳，且明白失败根本所在，………”的炯之先生写那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时倒取了向人挑战的态度而没有“自剖”的精神，我在这里不想研究；又炯之先生所指摘的“差不多”现象以及他所提出的“创作的基本信条”，也早早有许多人反复说过，——当然用语不同而态度也不同，在这里我也不想多所引证，以免浪费篇幅；我只想就炯之的大议论中指出两点：

　　第一，炯之先生大声疾呼痛恨“差不多”，然而他不知道应从新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研究“差不多”现象之所由发生。新文艺的历史虽仅二十年，但至少可分为三期；每一期中都有“差不多”这现象发生。详言之，即第一期的作品“差不多”全以知识分子的学校生活和恋爱事件为描写的对象；第二期呢，作品的主人公主要的还是知识分子，但生活的范围扩大了，——从学校到革命营垒，从家庭到十字街头，甚至写恋爱时也从礼教与恋爱的冲突到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了；至于第三期，则工人，农民，小市民，最近是义勇军，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而市场、工厂、农村、山林等等成为主要的背景。（这样分为三期，只是个粗枝大叶的分法，但和炯之先生讨论，这样分期也就够了。）

　　倘以各期分开来看，各期本身自难逃于“差不多”之讥；但若统而观之，则有一事不容抹煞，即作家的视野是步步扩大了。新文艺和社会的关系是步步密切了。而这“扩大”这“密切”的原动力，与其说是作家主观的制奇出胜，毋宁说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亦唯其是迫于客观的要求，所以大多数作品的描写范围的扩大不能在作家的生活经验既已充分以后。然而新文艺发展的这一条路是正确的；作家们应客观的社会需要而写他们的作品——这一倾向，也是正确的。炯之先生只见了“差不多”的现象，就抓住了来“开四门”，且抹煞了新文艺发展之过程，幸灾乐祸似的一口咬住了新文艺发展一步时所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幼稚病，作为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的弥天大罪，这种“立言”的态度根本不行！

　　第二，炯之先生所谓“创作的基本信条”，——所谓“针对本身弱点，好好的各自反省一番，……去庸俗，去虚伪，……”倘若炯之先生以为这一些空洞抽象的格言式的词句可以矫正“差不多”，那又大误而特误。大概在炯之先生看来，作家们之所以群起而写农村工厂等等，是由于趋时，由于投机，或者竟由于什么政党的文艺政策的发动；要是炯之先生果真如此设想，则他的短视犹可恕，而他的厚诬了作家们之力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则不可恕。事实不如炯之先生所设想，因而他的格言式的“基本信条”等于没有。我很奇怪：既见有“差不多”现象的炯之先生何以不见近数年来到处可见的“作家应多向生活学习”一类的议论。

　　在炯之先生发议论以前，许多定期刊上曾经屡次指出文艺界的不健全的现象（即炯之先生取名“差不多”的），并且讨论如何矫正的方法，——“充实生活经验”，“写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诸如此类的提示，不是到处可见么？同时，西欧先进作家指导青年作者写作方法的书籍也翻译过好几部来了。然而炯之先生好象全未闻见。他那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充满了盲目的夸大。盲目，因为他不知道他所“发见”的东西早已成为讨论的对象；夸大，因为在他看来，国内的文艺界竟是黑漆一团，只有他一双炯炯的巨眼在那里关心着。此种闭起眼睛说大话的态度倘使真成为“一种运动”，实在不是文艺界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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