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潮”里的浪花_茅盾

杂志“潮”里的浪花

　　一《芒种》半月刊，徐懋庸、曹聚仁编辑，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

　　二《漫画漫话》，李辉英、凌波编辑，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三《小文章》，胡依凡、方土人编辑，上海春光书店发行。

　　四《新小说》，郑君起编辑，良友图书公司发行。

　　本年第一季内新刊的文艺性杂志比去年第一季多了一倍还不止。其中有只出了一篇就停顿的，如《生生》和《俱乐部》；也有预告了而“流产”的，如《六艺》。但“死亡率”和“生产率”之比较，是“生产”多了两倍左右。

　　《现代》杂志复刊后由汪馥泉编辑，改为“综合的文化杂志”，内容（依革新号看来）有“现代论坛”、“国际政治经济”、“中国经济文化”、“通俗学术讲座”、“随笔”、“妇女问题”、“创作”、“书报评论”、“青年生活引导”等栏。作为一种略带通俗性质的“综合的文化杂志”看来，我们觉得“革新后”的《现代》似乎比《东方杂志》以及《新中华》等老牌刊物多少活泼一些。

　　《东方》等老牌的一般读物，你说它们是专深的学术的“综合的文化杂志”罢，似乎不尽然；你说它们也带点通俗性罢，可是实在又不是。它们的性质，老实说，是“不尴不尬”。的，《现代》这次“革新”，抛弃了“综合的文化杂志”“传统”的尴尬型，倾向于通俗性，这一点我们觉得很对。就“复刊”第一期的“革新号”看来，几篇“论坛”，——如《手头字运动》、《一折六扣书》、《读经救国》、《走入“牛角尖端”的“幽默”》、《鲁沙-危王》、《熊毛》等篇，也是态度严肃的《梁实秋论》一文尤其好。我们很希望它能够保持“革新号”的面目一直下去。

　　但是我们这里势不能多谈一般性质的刊物，我们还是缩小范围，只谈文艺性质的新刊；而在文艺性质的新刊之中，我们也只能就见闻所及的范围——或者是读过后觉得有话想说的（实在，我们目前的新刊中尽有一些是自拉自唱，叫人看了不知说什么好的），随便说几句。

　　从去年下半年起罢，汹汹高涨的“杂志潮”中有两个特点是很明显的。第一是“小品文”和漫画的结合，第二是通俗的倾向。从第一项，又有漫画多于文字，或文字多于漫画种种不同的形相，从第二项又有一般性的与文艺性的又有偏于知识分子与注重非知识分子等等的分工。小品文和漫画的结合，通俗的倾向，这是好的，是需要的；但事实上能象《漫画生活》（小品文与漫画的定期刊）和《读书生活》（通俗的刊物）那样保有严肃态度的，可就不多。

　　而在“小品文和漫画”以及“通俗化”的招牌下发卖“低级趣味”的东西，去年已经有了，今年也在不断地产生。这，本来也不足为奇；在我们这社会内，每一文化现象之发生，往往是有“正”必有“负”。开头是基于社会的需要而发生了“正”，接着就有一般蛀虫们或为他们自己的需要，或为偷天换日计而来一个“负”。然而这“正”“负”并不对销，而在相决相荡，以达到最后的“清算”，那也是从去年以至现今的文坛动态可为明证的。

　　这里所记的新刊四种就是属于小品、漫画、通俗化这方面的；现在分开来讲。

　　先是《芒种》。

　　这一个半月刊，现在（四月中旬）已经出到第三期了。这也是“小品文”的刊物，是反对个人笔调、闲适、性灵的小品文刊物。

　　这一个刊物的态度，在创刊号内《编者的话》，说得很明白。《编者的话》共有二篇，——编者徐懋庸和曹聚仁两位，各有一篇。徐先生说：“……一则，这两年虽然是杂志年，杂志已经办得很多，但是我看到人们发表文字的地方还是嫌少，我们也来办一个，给大家多一点说话的机会，这事未始不好。二则，现在的刊物除了一些低级趣味的，多取庄重严肃的态度，每逢世上的卑污之辈，辄不屑与之周旋，如《西游记》中的二郎神，当孙悟空变作淫鸟时，就不肯跟它斗法。但我以为淫鸟终不能听其逍遥自在，你的不屑，在它竟会看成不敢而自鸣得意的。所以在该斗法而又非取某种态度不可的时候，我们自己实在不必硬搭固定的架子。因此，我想另办一种态度比较放纵的刊物起来，让大家可以不必矜持，随便说话，也还有点意思。”

　　这是徐先生的话，“曹先生的想头，也和我（徐先生——笔者）的相同。”但曹先生另外补充了一层意思：“假使舞台上只有正旦正生文绉绉的戏文不也很寂寞吗？丑角一上台，台下就哄然大笑，大热闹起来，在正旦正生眼里，小丑的一举一动一应一对，多么不合乎孔子中庸之道，做文既做得不好，做人更做得不对，然而台下已哄然大笑了，生旦只能正眼不看，肚里叽咕道：‘你看，多么低级趣味！’低级趣味不独把自己的身分和小丑的身分分得很清楚，而且把客厅里清高的看客和拖泥草鞋的看客的身分分得很清楚了。然而台下已经哄然大笑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在看客的眼里，丑角是这样嘲笑了别人又嘲笑了自己，把光明面的袋儿和黑暗面的袋子一起翻给台下人看，他并不那样踱方步把自己装成正人君子，却也不拼命掩着自己的尾巴。有时正旦正生所做的秘密勾当，也一起告诉出来，丑角是这样的使生旦们头痛的角色！”

　　在这里，徐先生文内用了个“低级趣味”，曹先生文内也用了个“低级趣味”。然而这两个“低级趣味”并不是一个东西。前者是徐先生的话，大概是指《笑林广记》式的“幽默”以及“眼睛吃冰淇淋”之类的“世态讽刺”，还有一些自拉自唱的肉麻调子。我们常说的“低级趣味”（本文中开头第四段也用的），就也是指这一些。至于后者，是曹先生转述“正生正旦”肚子里的话。在“风雅的隐士”——“正生正旦”的眼中，凡既不风雅又少“性灵”的动作就是“低级趣味”，不过他们更常用的字眼却是“伧俗！”

　　二郎神看见孙悟空变成了鸨鸟时，虽然不屑再与斗法，却回复了原形用弹弓去打它。徐懋庸所表见的态度近乎二郎神的弹弓。曹聚仁的“丑角”之喻，当然是所谓嘻笑唾骂了。一种刊物来一个又庄又谐的风格，自然很好；而已出三起的《芒种》大体上也是如此。

　　不过《芒种》除了弹击“卑污之辈”，尚又自立一使命；曹先生说：“然而也有人既没工夫坐在桌上打牌，睡在床上抽烟，也没这样雅兴坐在书斋里吟哦，又没机会背着书包上洋学堂念书，这样，《芒种》就准备塞在他们的袋里了。”（《编者的话》二）这一点，照已出的三期看来，似乎还未做到。《芒种》还嫌太深。例如创刊号的译论《文学与科学》（不是说这岂不好，或不该登，或不需要），二期的《艺术创作上的意识问题》，三期的《论浪漫主义》，虽然在一方面看来，应是人人必有的常识（《芒种》投稿小约上说过：传播常识），但毕竟在“没机会背着书包上洋学堂念书”的读者眼中，好象深了一点。

　　说一句扫兴的话，中国的读者界，倘使除了“坐在桌上打牌，睡在床上抽烟”的公子哥儿，“坐在书斋里吟哦”的“士大夫”之流，“背着书包上洋学堂念书”的青年而外，再要找读者，那么最大的对象恐怕就是前任的“洋学堂念书”的学生而现在则分散在各种职业界的青年；如果《芒种》认真要找“拖泥草鞋”的看客，“拖泥草鞋”的朋友们一看封面倒还合意，翻开封面却又觉得仍然是秀才相公的酸话罢哩。

　　《漫画漫话》刚出了创刊号。这是一半图画一半文字的。虽则以“漫话”题名，创刊号中所载“漫话”并不多，它有“散文”，有小说。在小说一栏中，有三篇短的：艾芜的《归来》，周楞伽的《医院里的太太》，和夏征农的《接见》；有一“中篇连载”，李辉英的《平行线》。“漫画”部分有题名为“特种介绍”的四幅画，第一画是一个时髦女子牵了一条叭儿狗在墙边看报，远远又有人带了条叭儿狗走来；第二画是那人走近了，是一个时髦少年，他的狗撩拨那看报的女子的狗；第三画是两条狗谈恋爱了，两个狗主人想拉开它们；第四画是狗主人挽臂而去，两条狗跟在后面。这一组画，也许是在《漫画漫话》创刊号占了大部分画幅的男女关系的漫画中间最带点辛辣意味的讽刺作品。

　　老实说，《漫画漫话》创刊号的“漫画”部分，材料太单调了。大大小小二十题的漫画中，“金钱”和“女色”的题材占了一半多，——这是就题目计算，倘以画幅的大小多少来计算，那简直是占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不属于“财”或“色”的几幅画儿又只是些没甚意义的《贪方便》和《乘人不备》。《旁观者》四幅似乎是讽刺所谓“文人相轻”的，作者既从浮面去解释这句“成语”，而他的态度确也是“旁观者”。

　　跟“漫画”部分比较，那就见得文字部分强一些了。然而文字部分也未见多大的精彩。“中篇连载”的《平行线》写东北民众的反日，尚只登了一个头，相应留待将来再说，此外《归来》一篇除了当作风土画看，“侨胞”的痛苦未被作者“强调着”。《医院里的太太》跟“漫画”部分中的一些男女关系画（例如占了一全面的十二幅画构成的《知己知彼》）倒很臭味相投。

　　编辑方法也似乎太呆板。“漫话”，“散文”，“诗”……各以类聚，形似整齐，其实太板。这和缺少泼剌性的文字与图画合起来，就让人家觉得这本小小的刊物总有点不过瘾似的。

　　再讲也是刚出了创刊号的《小文章》罢。

　　这一个刊物，单从编辑方法上说，着实不坏。在小小的篇幅中，花样着实不少。但是我们先来看《编者的话》：“在这里，本刊的内容，我们是觉得要报告一下的；第一是‘小小说’这栏。本栏是企图以极简短的篇幅，收蓄极广大丰饶的文学内容。所以在此要登载普通的短篇创作，同时也极注重速写、散文和讽刺小说。第二是‘上海闲话’，这栏是方言文学的一种尝试。在此，是企图由此尝试，达到真正的大众文学的殷望的。第三的一栏，是说到‘旧文学’，那是要系统地计划先从旧小说做起，以清算并接受前代的文学遗产，企图由空喊而进至实际的遂行。”（《编者的话》）“以上三栏，可说是本刊的特色”，编者又这样加一句，可见这三栏是《小文章》编者很认为卖力的。

　　创刊号内收了“小小说”四篇：胡柴的《陌生老人》，千冬的《审判》，何洛的《新花园内外》，黄德的《盘湖》。四篇之中，最好的是《审判》。“上海闲话”有二篇，朴家里的《一格高丽人格日记》和王涓的《长脚》。“旧文学”一篇，余剑秋的《评红楼梦》。用上海方言写的二篇小说，因为是“尝试”之作，我们应当“拥护”，然而我们不能不说这两篇的上海方言并没到家。

　　一位作家在用方言写作的时候，第一个条件自然必须这方言是他的“mothertongue”，但第二个条件是他必须能够精炼这方言使适合于艺术的表现。王无能的《哭妙根笃爷》（这中间也杂有苏白的，但苏白本来早已成为上海方言的重要成分）比现在唱“独脚戏”的那班人的“作品”好得多，就因为《哭妙根笃爷》是把上海方言凡属女用的，经过了洗炼和熔铸。王无能倘使想创造一篇《哭顾正红》或《马路浪小瘪三》，那就未必能象《哭妙根笃爷》那样“成功”罢？这是因为他对于上海方言的全体还没有熔炼到家，使合于“艺术的表现”；他所成就的，尚仅限于一方面。现在来看《小文章》的两品尝试，我们只觉得噜苏，没有传神之处，也没有力；然而上海方言并不噜苏，很能传神，而且有力。我们读了那二篇，仿佛听一个外路人用上海方言说话，虽能达意，却离精神尚远。

　　至于《评红楼梦》一文，作者以为《红楼梦》“写的是封建贵族崩溃的过程”；作者虽未明言他所谓“封建贵族”就是曾在历史上演过主角的封建贵族阶级，然而作者是这样的意思，甚为显然。我们可以承认《红楼梦》是一部“写实的”小说，《红楼梦》写了人情世态；《红楼梦》以前不是没有同样的描写人情世态的文艺作品，但《红楼梦》更为写实的，所以我们对他的评价特别高些。

　　在《小文章》的创刊号内有两篇很有意义的“小文章”，就是曹聚仁的《三十年前》和《一九二四年》。然而也有最芜杂而且有所谓“海派”气味的一栏，这就是专登短短消息的“今日文坛”。

　　以上都是“小品文”刊物，以下要说到并非小品文专刊的《新小说》。

　　《新小说》已出二期，在第二期的“作者、读者和编者”一栏内，编者这样说：“《新小说》起初决定出版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想：我们要出一本通俗的文学杂志，这杂志应该深入于一般读者中间，但同时，每个作品都要带有艺术气氛的。我们相信，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能够通俗的，都是能够深入于一般读者大众中间去的。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哀史》，左拉的《娜娜》，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都是当时一种新的艺术上的条件，到现在却也还深受着一般人的欢迎。同时，有生命的通俗作品也都是在艺术方面很成功的。象《茶花女》，象《小妇人》，象《黑奴吁天录》都是很好的例子。把作品分为艺术的和通俗的，这是一种变态。《新小说》的发刊，就是想把这不合理的矛盾统一起来的。”

　　本来所谓“通俗”并非就是迎合社会低级趣味的意思。如果向来确有那样“变态”的文学作品存在，而且一向被称为“通俗文学”，那自然是因为一则社会上还有特殊的知识阶级与非知识阶级之分，而再则一些作者或批评家也以为草包的人们只能给他们些草料，所以特别造作了向来所谓“通俗文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最初的读者只限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中间的一部分），后来始扩张到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域，最近则有“打进学生以外的多数读者，各店员等等”的倾向。《新小说》要从这方面去努力，真是好极了。

　　《新小说》并不专登小说，创刊号和第二号都载得有“随笔”和“中间读物”（这名词，倘就《新小说》所登各篇的性质来看，那就是我们向来通称为“小品文”的文章，但随笔却又除外。）第一期的“中间读物”有阿英的《灯市》（这是杂考），第二期有洪深的《山东的五更调》（这是探讨民间文学的论文），而两其中又有曹聚仁的《叶名琛》和《刘桢平视》（历史小品）。

　　但是《新小说》的最大片幅，却是给予了小说的。第一期中有小说七篇（创作五篇，翻译二篇），第二期中有创作小说四篇。翻译一篇。

　　读了这十七小说，便想起从前《小说》半月刊的第一二期，便觉得《新小说》是比较“新”了。（最近的《小说》半月刊比它初出版时好得多了，可惜忽然停版）。第一二期连载的，有张天翼的《一九二四——三四》，是一篇信札体的小说。第二期上有张先生写给编者的一封信说：“看到《新小说》极为高兴，编制插画都极吸引人，但望下几期能打进学生以外的多数读者，如店员等等。我觉得我那岂不大合式，因为这种文字只有读书人能看，未能通俗。下次当注意到这一点。”同期上又有段可情写给编者一信说：“此刊物虽云系通俗文学之读物，然亦不可过分将趣味降低……否则使人有读后无回味之感觉。”

　　这两位的意见都是看了《新小说》第一期后的意见。谁要是读了第一期内张天翼的《一九二四——三四》和施蛰存的《猎虎记》，谁就免不了要发生或张或段的感想罢。《一九二四——三四》一期，需要一个了解十年来青年思想变幻的读者，才能回味出其中的意义，即张先生所谓“这种文字只有读书人能看，未能通俗”；而张的此感想当然是和《猎虎记》并读后感发起来的。然而《猎虎记》通俗是通俗了，却“使人有读后无回味之感觉”。在此两者中间作一解答，就是我们上文所引编者的话。

　　我也以为《一九二四——三四》“只有读书人能看”。虽然，我觉得这一篇小说是好的：作者很灵巧地给十年来最通行的“青年型”记下一笔流水帐，是辛辣的诙谐；尤其妙的，作者依着时代使小说中主人公的通信中的文字也有了三种以上不同的形式。例如主人公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所发一信的文体是所谓“五四青年式”，这里抄一段来看：“啊！他的态度如此的轻蔑而漠然，以致我不能容忍了！而我终于发怒了！啊！他是庸俗的平凡的愚蠢的人！他的祖父和父亲是愚蠢的农夫，无知无识而视钱如命的可怜的而庸俗的东西呵！而玉麟遂秉此愚蠢的庸俗的天性！”“我讥嘲得如此的刻骨而诙谐以致我自己亦不禁哑然失笑了！”

　　这位主人公到了一九三〇年八月，他的文体就又变了，他是所谓“一九三〇年式的青年”了，这里也抄几句来：“娴底唯一的缺点是一天一天地在暴露，作为一个适合的太太的她，贤妻良母的意识底倾向是益加显著起来了。”“当作一个可喜的好消息，我是被告诉一件事，这是，玉麟在某地仍然生活在他原去着的程途上，健康是被损害了，但是，他是乐观的。”

　　自然啰，作者并不是要挖苦此种曾经流行过一时的文体，作者是在讽刺那种徒学得皮毛的青年，而且那主人公从一九二四到三四尽管随时拾取时髦的口头禅，他的根性——自以为是天才，却实在是最没出息的乏虫，顶喜欢说得慷慨激昂，却实在胆子比老鼠还小，始终是原样。

　　虽然我相信大多数的读者一定能够了解《一九二四——三四》的内容，但我也承认这故事的本身“只有读书人能看”，而且看了后会发生深长的回味。因为“学生以外的多数读者，各店员等等”或者没有《一九二四——三四》里那主人公的生活经验（所谓生活经验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经历，他所接触着的别人的生活也包括在内）。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第二期所登郁达夫的《唯命论者》是既能“通俗”又耐回味的一篇小说了。

　　这是一个生活压迫下的穷教师被航空奖券的号码开了个小小的玩笑，结果因为一场空喜欢以后失望的刺激太大竟至于自杀的小小的悲剧。这不是讽刺奖券热，这是一幅饿肚子的弱者的悲喜剧；我们对于那位发财不成而送了命的老人宁是同情的。再多回味一下，我们又觉得到底还是奖券害了一条人命，因为一场空喜欢后的大失望打击那老人比没有那场“好梦”要厉害得多。

　　正象编者所说：“这样的作风，在他（郁先生）还算是初次罢。”我们也觉得在已出二期的《新小说》上真能推为“通俗文学”的，这也是初次呵。我们以为倘使《新小说》的内容能够依这标准整齐起来，那就更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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