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2)_茅盾

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2)

　　当《阿Q正传》在报上连续刊登的时候，有些“正人君子”（伪善者）和高贵的绅士们，惴惴不安，都以为是骂到了自己。他们这惴惴不安实在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阿Q这面镜子里正照出了他们的嘴脸。认真说来，即在今天的我们，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说：阿Q这面镜子里没有自己的影子。即使只是淡淡的一个影子，也到底是影子呵！这是因为，社会制度虽然改变了，旧社会旧制度所产生的思想意识的残余，却不能够马上在人们脑子里消灭的。

　　毋庸讳言，《阿Q正传》的画面是相当阴暗的，而且鲁迅所强调的国民性的痼疾，也不无偏颇之处，这就是忽视了中国人民脾性上的优点。这虽然可以用“良药苦口而利于病”来解释，但也和鲁迅当时对于历史的认识有关系。鲁迅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个朋友的话而表示同情：历史上中国人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求为奴隶而不得这样两个时代。这显然对于中国历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计太低了。但说这样话时的鲁迅，有的是愤激，是苦闷，而绝不是消沉。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现的内心思想一样，尽管有矛盾，苦闷，而并不消沉。他还是坚决地战斗着，同时也不懈不怠地追求着真理。这正是鲁迅之所以成其伟大。

　　鲁迅那时候的苦闷——用他自己所常用的字句，就是空虚和寂寞之感——和“五四”以前（1911-18这段时间）他所深以为痛苦的一天一天的长大片来，如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的“寂寞”，性质上有相同之处，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他把“五四”运动右翼分子的日趋反动，以及本来反对“五四”运动的人们那时也挂羊头卖狗肉，企图篡夺领导权等等这些事实，和他所目击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败象，加以比较，因而痛切地感到“世道仍然如此”的悲哀。（他在《阿Q正传》中描写赵秀才、假洋人之类的乘机“革命”，“咸与维新”，和不准阿Q革命，笔锋所指，也向着“五四”以后那班投机家。）而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也目击着或至少感觉到动荡的时代中有一股顽强的潜流，“好象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中除了素所信奉的进化论以外，又“挤”进了新的东西——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这不同之处，标示了鲁迅思想的发展。

　　而反映了他的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和愤激的情绪的，便是《野草》（散文诗，二十多篇，1924-26年作于北京）。后来（1931年），他自己对于《野草》作了这样的说明：“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野草》英文译本序，1931年11月）

　　这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是指1927年以后当权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失掉的好地狱》用的是象征的手法，但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北洋军阀的必然倒台，而同时预言了代替北洋军阀的蒋介石派会比北洋军阀更坏。鲁迅对于1927年大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势和风云人物所采取的保留态度，可以说是他“由于事实的教训”（辛亥革命的失败）故而头脑比较冷静，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但同时，也不能不说，他那时对于此后必然要求打倒“地狱”的新人，还没有明确的信念。他的这种保留态度，使他在1927年到了当时“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时候，暂时沉默起来。

　　鲁迅在广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他的思想发展上，却很重要。后来，（1932年）他总括那一时期的自己的思想变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

　　鲁迅不是那样的人：昨天刚从书本上读到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初步知识，今天便自诩为已经掌握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鄙薄那样的人。他深切地知道生长于旧社会的人，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票作为本阶级的叛逆者出现的时候，并不等于已经完全获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灵魂深处已经没有封建意识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残余；他们常常可能在某一点上正确而在别一点上犯错误，在某一时期正确而在另一时期犯错误。而鲁迅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人更能认识到自我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也正由于他亲身的长期体验。他常常说，“积习难忘”；又说，他虽然经常无情地解剖别人，但是经常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不信世界上有人能于旦夕之间，听过一二次讲演、看过一二本书，就从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转变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以为这样“突变”了的知识分子是经不起考验的。而事实上，他也目睹了不少这样的“英雄”在小小风霜之下就现了原形。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事实教训，鲁迅看清了1927年革命的挫折不同于辛亥革命的失败。《野草》时期的自我思想斗争得到了结论。也正因为在长期的思想斗争中吸取了事实的教训，他在纠正了自己以前的只信进化论的脾气以后建立起来的新信仰，是从心灵深处发生的，是付给了全生命的力量的；而且正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困难关头，他坚决地走向共产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开始了新的、长期的、更艰苦更勇猛的战斗。

　　1928年8月，鲁迅在答复读者的公开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这一年，正是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展开了论争的时期，因而鲁迅这几句话，是有感而发的。在这些话里，提到“世界上已有定评的著作”，但也提到了“反对的著作”，这很重要。这正表现了鲁迅对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那时候，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创造社和太阳社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并且强调了文艺应当为革命服务，作家应当站定革命的立场，表现革命斗争等等，对于当时的文学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这都是应当肯定的；然而毋庸讳言，它们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讨论当时文学运动的具体问题时，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具体问题，就是作品的题材问题，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问题，对于当时的进步作家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对于鲁迅的评价问题等等。

　　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时，就应当考虑到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当时中国进步文学与反动文学的具体情况，以及当时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战略——又批评又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但由于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而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每每喜欢用教条的框子来硬套。这样的办法，显然是不能说服人的，而且有些批评的态度十分粗暴，又使人望而生畏。至于当时的“普罗文学”作品，则极大部分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

　　鲁迅反对这些教条主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反对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但鲁迅在那时候也还是正在开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后来说，他感谢创造社对他展开的争论，因为这“挤”他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因而在这次论争中，我们还不能看到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时革命文学运动中所有的具体问题提出有系统的和全面的分析和主张，象他在1930年以后那样。

　　反对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国粹主义”，同时也反对生吞活剥、搬弄洋教条，这是“五四”以后鲁迅所极力主张的，这也仍然是1928年论争中鲁迅的基本思想，但因当时的论争夹杂着个人问题和宗派情绪，因而这一基本论点就不很突出。可是这一次论争，对于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对于鲁迅自己的文艺思想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鲁迅的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1930年3月）的讲话中，就更透彻了。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这里说的是：“左”倾和右倾，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左”倾之容易成为右倾，是脱离群众、不了解革命的实际、抱住几句教条的结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了当时的革命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识敌人的底细”。他说：“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前的敌人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为了克服文学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鲁迅在那时就提出了作家必须熟悉生活的问题。他以为作家所写的，不尽是亲身的经验，也可以有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1932年后，鲁迅的主要作品是所谓“杂文”。这是由于环境所迫，也由于思想斗争的必要。他的几百篇“杂文”，可以说是上下古今，包罗万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等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他以极其富有形象性的、深入浅出的笔墨，对各种问题和各种现象，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杂文”，每篇大抵不过数百字，然而析理精微，剸刺入骨；嘻笑唾骂，既一鞭一血痕，亦且余音悠然，耐人咀嚼。这些“杂文”，不仅是战斗性极强的政论，也是艺苑的珍珠。这些杂文，绝大多数，在今天也还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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