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_茅盾

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1)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鲁迅在1932年4月写的《二心集》（1930-31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的序言，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的过程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就以这样的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之下，坚决为人民服务，坚决与各种嘴脸的反动势力斗争，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正象世人共知的其他许多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一样——在这里，我想到了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等等辉煌的名字，——鲁迅所走过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不但充满了荆棘，而且有当道的豺狼，有窥伺在暗处的鬼蜮，也有戴髑髅而舞的狐狸。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26年，鲁迅在小说集《彷徨》的卷头用了上面所引的屈原的诗句作为题词；这表示那时的他抱着我们古代哲人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一边战斗，一边追求真理。那时候，他的基本态度，可以从他后来对于《语丝》（1924年发刊的周刊，鲁迅和它的关系最久）的评价得到说明；他说《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害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所以隐约起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这一段话，说明了同人杂志《语丝》的态度和进行战斗的方法。自然，“应该产生怎样的‘新’”，鲁迅当时并不是没有目标。但鲁迅之所以没有明白的表示，正因为他不肯以耳代目、在未有深刻的认识以前就有所表示，这和他“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而坚定其信念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个人有这样的感想：如果把鲁迅和罗曼·罗兰相比较，很有相同之处。罗曼·罗兰七十岁时，曾经为了答谢苏联人民对他的庆祝说过这样的话：“多谢你们纪念我的七十岁，这好象是一个旅程的终点——从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旅程并不平顺，然而完结得很好。”罗曼·罗兰在解释他“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曾经沉痛地说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一直在悲观主义的重压之下度过的。同样地，鲁迅也经验过“寂寞和空虚”的重压，而鲁迅的“旅程”好象比罗曼·罗兰的更为艰苦，因为他不但背负着三千年封建古国的“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且他还得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的社会所形成的“买办文化”作斗争。

　　书香人家的子弟，幼诵孔孟之言，长习声光化电之学，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鲁迅所走过的这样的道路，使我想起了我们的许多前辈先生。这是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事实的教训以后所选择的道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鲁迅是引导着万千青年知识分子走向战斗，走向这样的道路的旗手。

　　我们古代的哲人曾说：惟“仁者”（革命的人道主义者）为能爱人，为能憎人。鲁迅就是这样的“仁者”，他维护“人”的尊严，他爱的是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他憎恨的是剥削者和压迫者。这样的“仁者”也一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一定不能不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战士。1930年以前鲁迅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的活动，大概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开始了文学运动的计划。这是打算出版一种期刊，定名为《新生》。但这计划终于为了种种阻碍而没有实现。后来（1922年，《呐喊》序），他回顾这一时期，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艺运动，因为文艺善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而他之所以把改变精神作为第一要着，是由于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是鲁迅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民的命运的最沉痛的说法。为什么“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呢？鲁迅从各方面来分析，揭露了问题的本质。

　　他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从《狂人日记》开始，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尖锐而辛辣地指出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造成的“国民性”的痼疾。《狂人日记》借了“狂人”的口说出了几千年的“礼教”——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体系——的吃人的本质；他的发狂，正是封建礼教迫害的结果。

　　《药》的意义更为深远而痛切。“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之一，求“药”以救生命，然而这所谓“什么痨病都包好”的“药”（人血馒头）不但和骗人的巫术一样，并且那据说是“灵效”根源的人血还是一个革命者的血，也就是为了“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而献出来的血！在这里，鲁迅的悲愤是双重的。他既痛心于民众之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未觉醒，也批评了当时（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运动之脱离了民众。

　　后来鲁迅自己说明《药》的意图道：“因为那时（‘五四’运动时期）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而且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被杀的革命者）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这也就是说，《药》的深远的寄托不在于那个“花环”而在于表现在整齐的深刻的矛盾。鲁迅根据他自己目击的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借《药》的故事指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恐怕只能被当作“人血馒头”的材料罢了；而要使群众接受革命思想，就先得打开他们思想上的枷锁，使他们睁开眼看——用鲁迅自己的话，就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阿Q正传》就是在更大的规模、更深远的意义上，来揭露“国民性”的痼疾的。就经济地位而言，阿Q是个劳动人民，然而在阿Q身上，除了劳动人民的一些脾性而外，还有不少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恰恰又成为阿Q的精神上的枷锁和麻醉剂；但即使这样，当中国发生了革命时，阿Q便做了革命党，然而又“不准革命”，终于被摇身一变的假革命的新贵们拿去作为“示众”的材料。这就不但是阿Q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有人以为阿Q终于做革命党是不符合于阿Q的性格的。1926年，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曾经这样答复：“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这最后几句话，暗指着当时就要到来的1927年的革命。鲁迅对于那一次革命是并不乐观的，甚至于悲观。这且留在下节再说。

　　阿Q这典型，如果只作为雇农来看，阿Q的故事，如果只作为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来看，那就不能够说明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旧社会中，所谓“阿Q相”是普遍存在的；从“衮衮诸公”到“正人君子”（伪善者），知识分子，市民，乃至劳动人民，都是或多或少地有几分阿Q的“精神气质”。因为，所谓“阿Q相”者，其构成的因素不是别的，而正是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所产生的等级观念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媚外成性的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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