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闲话(2)_蒋光慈

并非闲话(2)

　　三、过去的人

　　有一天我在W君处，无意地遇着了胡适之博士。我本与他不认识，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当W君向我介绍，说他是胡适之博士时，我觉着很幸福，因为我虽久仰大名，但从没有识荆的机会，今于无意中遇见了，当然是万幸之至了。不过很奇怪，在欣喜之中，我又暗暗地感觉我们之间，横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并且是很难于掩平的。我仿佛遇见了一个人，能够令我心中隐隐地发生怀疑，悲哀，忿恨，种种的情绪：

　　“难道这就是六、七年前新文化运动首领的胡适之？难道这就是六、七年前活泼泼的维新人物？……好一副聪明的面孔！好一个不愚拙的头脑！但是他说青年爱国的运动是胡闹，泰戈尔不应为激烈分子所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存在的，最近又说什么反对文化侵略是无理的举动……是思想的落后呢，还是他已跳出新的范围，而甘心倒入旧的怀里，以遂其升官发财的迷梦？可惜！可惜！但是人各有自己的路，人各有自己的愿望，这是没有办法的呵……”

　　胡适之博士，在六、七年前，曾受过我的崇拜的。那时的他是主张白话文的，而我是欢迎他的主张的；他是反对旧礼教的，而我却与他更同意，于是他成为我所崇拜的人了。但是我的年纪渐渐大了，知识渐渐长了，感觉渐渐繁杂了，因之要求也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不但要实行文字革命，并且要建设革命的文学；我不但要废除旧礼教，并且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人们间的关系。可是六、七年来的胡适之呢？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而胡适之还是站在一块地方，一点儿也不向前移动，或者一天一天地渐渐有退后的趋势。他有时竟公开反对一般向前进的新青年，不幸我又是新的青年中之一个，于是我俩的距离相差日见其远，于是我俩中间横着一道不可掩平的鸿沟。但是他究竟是我从前所崇拜的人，我不得不对于他有点可惜的心情，虽然这种可惜的心情是为他所不愿意领受的。

　　现在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实在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是美国式的民治，这种民治是胡适之博士始终所主张的，完全属于政治的范围，而生怕一谈论到经济的组织。至于劳动阶级呢，虽然对于民治也很热心，但根本所要求的，却是经济的解放。五六年前的中国社会，所谓阶级的文化，还不十分明显，因之大家所要求的，还不见得有什么差异；可是近几年来的中国社会完全改换了面目。所谓知识阶级这个东西，名目上虽然是思想界的代表，事实上是要依附于其他阶级的。知识阶级本不是整个的东西，有的有升官发财的希望，于是就跟着资产阶级走，为资产阶级财产的辩护士；有的没有升官发财的希望，或对于被压迫者抱深切的同情，于是就跟着劳动阶级走，促进革命的运动。当胡适之博士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那时因为中国社会还未表现出阶级的分化，所以那时的知识阶级的要求和口号，几几乎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呢？现在阶级分化的现象已到很明显的地步，革命的浪潮不但增高了政治的意义，并且增高了经济的意义，此时大家没有再含混的可能，不得不把社会的面孔拿将出来，于是中国的知识阶级便分道扬镳了。

　　这实在没有办法！倘若谁个走入了反革命的道路，便就你硬拉也拉不过来，除非他自己有了觉悟。胡适之博士现在的行动和言论，真令我们要断定他陷入反革命的深窟了。他自己是不是要反革命？是不是在做升官发财的梦？是不是要自甘落伍于新青年之后？是不是？……我们不得而知，并且没有知道的必要。我们只要看看他的行动和言论，是否有反革命的趋向就得了，还问他什么动机呢？也许他太中了美国毒，也许他要升官发财，也许他现在相信自己的行动和言论是对的……

　　革命的浪潮也不知吓退许多人，把许多人抛到落伍的道上去，也不知送了许多人进入过去的坟墓，加了他们一个死去的冠冕：胡适之博士不过是其中之一个人罢了！

　　四、诗哲，新中国与打倒帝国主义

　　“……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这一段是诗哲（？）徐志摩先生在《晨报》上介绍罗曼·罗兰先生时所发出的感慨。有趣的鲁迅先生在《语丝》上，对于诗哲的这种感慨，说了几句话：“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着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照着诗哲的意思，罗兰先生是不赞成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的，或者在欢迎帝国主义的运动中，新中国才有成立的希望。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话？为什么要发这样深的感慨？

　　在诗哲的眼光中，什么打倒军阀，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什么救国……都是一些无理的举动，因为这些与诗的哲学太相反背了。诗哲大约从没说过救国等等的话，更不愿意听什么国民革命，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的口号——诗哲当然是要这样做，因为诗哲的责任在歌咏花月，在赞颂自然，在神游于美丽之宫，在徘徊于象牙之塔，除此而外的事情，与诗哲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将自己诗哲的责任完成，还问什么亡国不亡国，做亡国奴不做亡国奴呢？你看印度的诗哲泰戈尔，无论印度如何受英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无论自己的同胞如何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生活，无论亡国奴的名词光荣不光荣，他总是优哉游哉，自做美妙神秘的歌吟，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现在我们中国也万幸产生了一个诗哲徐志摩先生，与印度相比美　照理，我们是应当引以为光荣的。为着不妨害诗哲的歌吟起见，我们应当欢迎帝国主义，取消打倒军阀等等的口号，什么反抗的运动都不要做了，如此，新中国才可以产生，诗哲的心意才可以快乐。就使段祺瑞怎么样杀北京的学生，日本军舰怎么样轰击大沽口，南京路怎么样溅满了血迹，日本资本家怎么样枪毙中国的工人……这都可以置之不问，因为这是不合乎诗意的呀！呵！美妙的诗意……

　　不过，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徐诗哲在感概之余，似乎深引罗兰为同志，以为罗兰先生的思想、行动、言论，是和自己一致的。可是就我所知道的罗兰先生，几乎与徐诗哲所想像的罗兰先生完全两样。我以为徐诗哲引罗兰先生为同志，未免是“认贼（？）作父”了。我们且不言徐诗哲的思想是否是新中国的代表，看看罗兰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就我所知道的，罗兰先生的心肠虽然慈软，虽然还缺少坚决的果断性，虽然还未曾大声疾呼鼓吹用武力反对强权阶级，但是他的确是旧世界旧欧洲的敌人。他说，旧欧洲在不净的、闷塞的空气中呼吸着；他又很热烈地祝贺每一次的革命的运动；他又说，凡自由陷于危险的地方，都是我的祖国，都是我的生长地。当苏维埃俄罗斯初露头的时候，一般资产阶级的诗人、学者大肆其咒骂，以为俄罗斯的文化要消灭了，可是罗兰先生首先向苏维埃俄罗斯表示敬礼，以为新俄罗斯是人类解放的根据地。这么一来　似乎罗兰先生的思想有点与徐诗哲的诗意不合了；岂但不合，而并且是走的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如此，为什么徐诗哲能引罗兰先生为同志呢？这是不是因为诗哲想入非非了？这是不是因为诗哲心目中的罗兰先生变化了？或者法国有两个罗兰先生？诗哲知道的是一个，而我所知道的又是别一个？在下学浅识陋，不敢自下断语，爱遍访名人，问问法国有几个罗兰先生，可是大家都答应过，法国只有今才做六十寿辰的一位罗兰先生。唉！奇怪！

　　我也佩服罗兰先生，但我所佩服的不是主张新中国应欢迎帝国主义的罗兰先生，不是赞同中国民众永远要受压迫的罗兰先生，而是为人类解放奋斗的罗兰先生，而是表同情于被压迫群众的罗兰先生。

　　但是我要向徐诗哲告罪：我所佩服的罗兰先生实在不合乎诗哲的诗意！

　　五、马克思逃出文庙

　　我现在下笔写这一段文字，是一篇小说呢，还是一则并非闲话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自从郭沫若先生提出马克思进文庙一个问题来，我粗笨的脑子也实在为着这个问题想了几次，想的结果不是马克思能进文庙，或是马克思不能进文庙，而是马克思进了文庙又逃了出来。

　　话说孔老夫子因为尊敬自己的人们太多了，并且大家尊敬的心意都是很诚恳的，为着联络感情起见，遂在自己的文庙里大张筵席，延请门下的信徒，并欲借此机会大讲其道，以期教化人民。凡是孔子的信徒，这一天都可以赴会，这一天赴会的人非常之多，五色人种，六花八面，样样俱全，无奇不备。有些头带红缨帽，身著马蹄袖的黄袍，手里拿着旱烟袋，大摇大摆的躬着腰，据说这是从保皇党同盟会来的，为首的是一位康圣人。有些穿着威严的军装，腰下系着指挥刀，竖眼横睁，不可向尔，据说这是督军团的代表，为首的是张宗昌、吴佩孚。有些小辫子拖得很长，然穿的不美，走路斯斯文文的，据说这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为首的是李静齐（？）罢，我可是说不清楚了。有些穿着洋装的少年，也有穿着很时髦的中国装的，像煞有介事地举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招牌，据说这是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健将，为首的是会什么东西，有陶其情跟班。还有一位先生算最出色了，他背着一座孙中山的铜像，累得汗流夹背，杂在众人的中间，挤也挤不动，呈现着怪可怜的样子，据说他是戴季陶先生，不远千里把孙中山铜像从世界公园背到此地，说起来，他也可算是热心之至了！

　　孔老夫子派子贡为招待，因为他善于词令；派颜回为司礼，因为他文雅，派子路为童子军队长维持秩序，因为他有勇。宾客到齐，大家都在文庙的大厅中坐下，孔老夫子坐在上边，正一正衣冠，端然而起立，向诸信徒致词道：

　　“今天我请诸位来，为的是联络联络感情，并欲就此机会请诸君努力奉行吾道，同心同德地做将下去，以维持斯文不致于堕落……

　　孔老夫子话还未说完，带红缨帽的康圣人起立说道：

　　“吾师之道首在君君臣臣，弟子深明是义。今者幼主失位，国无正君，共和乱闹，邪说横行，弟子虽有保皇之心，而无保皇之力，为之奈何？！”

　　督军团的代表张宗昌不问康圣人的话说完了没有，便傲然高声地说道：

　　“老夫子！说起来行道的话，我真是你的好学生！我禁止白话文，我提倡读经，我捉拿过激党，我枪毙了许多不良分子，……你看看我是不是行你的道呢？”张宗昌将自己的功劳表说了一大篇，但还没有说到的，如拿地盘，横征暴敛，害民卖国等等。

　　国家主义者曾某听了张宗昌的话，似觉又表示欢迎又表示反对的样子，欢迎的是他的捉拿过激党的行为，的确是合乎国家主义的意思；反对的是张宗昌也犯有国贼的嫌疑，倘若国家主义者要贯彻内除国贼的主张，那当然是要反对张宗昌的了。但是张宗昌与曾某总还有一半同志的关系，所以当时并没在孔老夫子面前，说什么难堪的话。曾某开始说道：

　　“吾师乃我们国家主义者的先进；吾师尊王攘夷，这与我们的外抗强权的宗旨相符合；诛少正卯，这与我们的内除国贼的宗旨相符合。惟有我们国家主义者才真是你的信徒！”

　　“放屁！难道我张宗昌不是夫子的信徒吗？”张宗昌听了曾某的话不觉勃然大怒，以为曾某太抬高了自己，看不起督办大人了，竟欲上前来打曾某，幸亏子贡哓三寸不烂之舌，废了好大的工夫，才把他安慰住，没有闹大乱子。这时孔老夫子坐在上边，只是皱眉，似觉没有办法的样子。最后，戴季陶先生见着大家都说完了，于是从大殿左边谨谨慎慎地背着孙中山的铜像，走到孔老夫子面前，先鞠一躬，然后说道：

　　“夫子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统，中山先生承夫子之道统，而我今又承中山先生之道统……”

　　戴季陶先生刚说到此地，大厅中忽进来了一位卷胡子长发的老头儿，原来是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马克思久已要与孔子谈谈，交换交换意见，又巧郭沫若所谓四个抬轿子的把他抬进文庙时，正值这次大宴会。他进了文庙的大门，投上了自己的名片，说明自己来文庙的目的，招待员子贡也就把他引进了大厅，恰好这时正是戴季陶说话的时候，忽然大殿中左边有人喊道：

　　“你是什么东西，要来继承夫子的道统呀？你是推翻皇帝的革命党，你是国民党，……滚出去！我们孔教徒是尊王攘夷的，你那国贼孙文搬了一大套法国、美国、德国、俄国的邪端异说，扰乱华夏……混蛋，该当打进十八层地狱，还说继承道统，真是胆大无耻，这时大殿上哄哄乱响，人声嘈杂，也辨不出是康圣人的声音，还是曾贤人的声音，何况一班圣贤的跟班小子也在廊下大打大吵。

　　“打，打，打……”

　　“打，打，打……”

　　“孔夫子是我们的！”

　　“放屁！是我们的……”

　　“打，打，打……”

　　于是顿时喧嚷起来，大厅中打得一塌糊涂，也不知谁打谁。这时孔老夫子急得没法，只是喊大家莫要争打，但是谁个也不听他的话。本来是请大家赴宴的，但酒席还未吃成，大家先打起来了；本来是要解释道统给大家听的，但道统还没有解释，大家先为着道统争得不可开交。当童子军队长的子路虽然有勇力，但是到此时，无论如何，秩序是维持不住的了。马克思本想同孔子谈谈，但一进大厅，即见着众信徒为着争道统打起来了，他弄得莫名其妙，以为大家闹出了什么大的乱子，于是连忙逃出文庙，不敢留停一步。走到庭中一看，四个沿途高唱礼运大同的轿夫早已被人打得跑了。没得法子，只好丢下空轿子急步快跑，心想不好：从中国到德国几万里路程，轿个子步行怎能去得，打算也再找几人同伴回去，买座轿子轮流坐着抬着好些。马克思正在想着，信步行来，已走了一里多路。抬头一看，原来是火车站。马克思道：原来如此，此地亦已发生了资本主义，难怪文庙里也起了阶级斗争。说完，他便乘了资本主义的火车到处找中国无产阶级来解围，他心想只有一法：请孔老夫子和这班种种色色的徒子徒孙上天堂，省得在人间骚扰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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