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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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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我在《人权与约法》（《新月》二卷二号）里，曾说： 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虽没有明说“约法”，但我们研究他民国十三年以前的言论，知道他决不会相信统治这样一个大国可以不用一个根本大法的。 这句话，我说错了。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先生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山了。他的《建国大纲》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了。 从丙午年（1906）的《革命方略》到民国十二年（1923）的《中国革命史》，中山先生始终主张一个“约法时期”为过渡时期，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 但民国十三年以后的中山先生完全取消这个主张了。试看他公布《建国大纲》的宣言说： 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为借此可以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 他又说： 可知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决不能发生效力。 他又说： 军政时代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人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口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 这是中山先生取消“约法之治”的理由。所以他在《建国大纲》里，便不提起“约法”了。 《建国大纲》里，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宪政开始时期也还没有宪法。如第廿二条云： 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 宪法草案既要根据于训政宪政两时期的成绩，可见“宪政时期”还没有宪法。但细看《大纲》的全文，廿二条所谓“宪政时期”乃是“宪政开始时期”的省文。故下文廿三条说： 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这样看来，我们须要等到全国有过半数省份的地方自治完全成立之后，才可以有宪法。 我们要研究，中山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延迟宪政时期呢？简单说来，中山先生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他在公布宣言里曾说： 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 他在《建国方略》里，说的更明白： 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第六章） 他又说： 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第六章） 他又说： 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国民），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第六章） 综合上文的几段话，我们可以明白中山先生的主张训政，只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所以他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以一县为单位，从县自治入手。 这种议论，出于主张“知难行易”的中山先生之笔下，实在使我们诧异。中山先生不曾说吗？ 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建国方略》第五章） 他又说过： 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同上） 参政的能力也是这样的。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治国是大事业，专门的问题需要专门的学识。但人民的参政不是专门的问题，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这便是“行之则愈知之”；这便是“越行越知，越知越行”。 中山先生自己不曾说吗？ 袁世凯之流必以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也。 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于人乎？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识字，不可使之入塾读书也”，于理通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第六章） 宪政之治正是唯一的“入塾读书”。唯其不曾入塾读书，故急须入塾读书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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