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章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章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1)

　　【前言】

　　唐初以均田、租庸調等制，奠下立國根基，又以無比的自信包容異族文化，融鑄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風采。然而隨著人口增加及流動頻仍，上述制度漸漸無法應付日趨繁複的地方事務，結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則日漸削弱。在中央與地方權力消長的情勢下，迸發了中唐安祿山的反叛，此一叛舉又加速此一情勢的惡化，最後黃巢得以聚眾流竄於帝國內部十餘年，終至掏空唐朝的威權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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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世紀的初唐，是中國專制時代歷史上最為燦爛光輝的一頁。當帝國對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際，其內部組織，按照當時的標準看來，也近於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積月深。

　　這也是一段創造系統的時期。拓跋魏所開始的均田制重新頒布，原則上耕地繼續歸於國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給田一百畝，其中八十畝為口分田，年老時退還政府；二十畝為世業，可由家人承繼，每三年編造一次戶籍。隨著均田制也有整齊劃一的稅收制度，納稅義務包含租、庸、調三項，租為每丁粟二石，調為綾絹二丈，庸則歲役二旬。以一百畝的田土為基數，以上賦役的比重算是很輕的，所以在最初一百年內，人戶的登記不斷增長，國家倉廩庫藏也愈為充實，上下之間呈現一片和諧融洽的景象。

　　【初唐的繁榮壯盛】

　　府兵制即緊接著戶口登記而設，其原則是選農為兵，服役的時間內地與邊防不同，根據一種複雜卻又有規律的辦法調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衝府能出兵一千人，那麼六百三十四府在短時間內徵集兵員五十萬應當不成問題了。

　　匈奴與柔然（蠕蠕）寇邊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強有力的游牧民族為突厥，其名號據說在北魏時期已出現，至隋而見於史傳，以後還要與西文之Turks等量齊觀，成為整個語系內諸民族的通稱。但在公元六三〇年，唐將李靖大敗突厥以後，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統）為「天可汗」。回紇為另一種突厥語系的民族，則不戰而降。吐蕃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親。只有高麗不服唐帝國的節制而長期抗命，至公元六六八年，平壤始為唐軍佔領。

　　唐中央政府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此時尚談不上內閣制，只是其設官分職已有相當的組織與秩序。隋唐以來──本書以之與宋聯繫稱之為第二帝國──與漢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處，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數地域例外，下達州縣。漢朝的徵辟，至此不用。隋朝已開始公開的文官考試制度，唐接著予以斟酌地採行，只是三年一度的會試至宋始成為定規。這種公開的考試足以打破過去的世族壟斷。因著準備考試的讀物標準化，雕版印刷出現於公元六百年前後，即可能受此影響。只是如此一來，中國人民今後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團有一萬八千八百零五個建制的職位，加上其他輔助人員，案牘之士與軍官一併計算凡受薪者共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這在中世紀是一個極可觀的數目。當日中國全人口可能為五千萬。

　　初唐的擴展也及於中國的內部（照現有疆域稱）。開發南方已因魏晉南北朝而推進，以後這事業更要吸收第二帝國之一部活力。隋朝在歷史上以不顧民命開創大運河著稱。每當一種工程開始之際，其動員及於婦女與幼童。有時數百哩長之運河以數百萬的員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棄。而另築城於新運河之濱，溝通長江與黃河的運河終延伸而及於華北平原。這種不體恤民間痛苦的工程，加諸征伐高麗的失敗，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興的遽速。隋朝的第二個皇帝楊廣才能蓋世，做事卻不加思索。他所經營的水道交通網裨益於其後之朝代，既深且遠。雖說初唐時由南方供應之收入尚不及全國大部，但因移民也減少了當日人口過剩地區的壓力。開發南方更含著一種進步與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廣州與泉州，在唐朝就已成為國際通商的港口。中國人之開拓台灣則始於七世紀。

　　【中國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種宏大的眼光，構成一座計劃城市。東西六哩而南北五哩，這座一千年以前建造的長安城，其面積為今日西安市的八倍，其南北馳道寬五百尺。當日本於八世紀經營奈良及京都時，他們不僅仿傚於長安設計而以較小的規模構成；他們也認為朱雀門及朱雀大道的名稱（原係金陵街名）幽雅可頌，也照樣的採用。

　　唐朝帶著世界主義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稱為中國貴族華裔，可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他們的先祖歷仕異族，也經常與少數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這種透過民族界限通婚的習慣直到後世登九五之尊猶未終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順的稱為天可汗。當中國皇帝威望最高的時候，恆河邊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權：一個阿薩密（Assa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審；使節來自高麗和日本；中國的都城有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與安南人來定居。

　　國子監亦即國立大學中，有這些國家的留學生，其中最具熱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在中國即曾居留達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對日本的文化有了具體的貢獻，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自銅幣的設計到婦女的髮髻，自室內的佈置到圍棋──從今之後，日本文物深具大陸色彩。高麗與越南也有同樣的趨向，但不像日本這麼熱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時候，對信教自由極端的保障。公元六四五年，高僧玄奘離中土十六年之後由印度回國，第二個唐朝皇帝李世民親予接見。當日龍顏大悅，御前傳旨，使玄奘有了各樣的助手和各種方便，將梵文經典六百五十七件譯為華文。創業之主李淵則於六二四年興建一座道教的宇觀。另外一種法令於六三八年准許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的傳播。至於拜火教的介入較少為人提及，可是他們在西安寺廟裡的僧侶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這一段充滿著光輝和滿足的時期如何下場？最簡捷的說，這理想的國家因為領導集團的逐漸驕惰而不負責，無從繼續。宮廷裡的伺候人眾增加到不能管馭的程度。及至八世紀中葉，即以宮內參與音樂和娛樂的人眾而言，便多至一萬餘，宮女可能加倍。文官集團不僅人數增加而且薪俸膨脹，皇帝與群臣的品質則降低。以上述的各個情況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進行。公元七五一年，中國的軍隊在中亞被阿拉伯聯軍擊敗，即使西南的泰族部隊也逼著唐軍倉皇後撤，藏民也叛變。九世紀更有邊防將領坐大而成為軍閥的趨勢；內地則有農民暴動。唐代宦官此時還無聲無聞，今後則在宮廷之內專權，甚至廢立君主。同時佛教寺院的集中財富，也使國家難安。公元八四〇年代連續發生了一連串的排佛行動，八四五年的詔書，下令搗毀了四千六百所寺院，強迫十六萬零五百僧尼還俗。

　　這種開倒車的情形，範圍廣而程度深。有些歷史家認為唐代可以分作前後兩段觀察。看來公元七五五年安祿山的叛變，近於全朝代時間上的中點，可以視作由盛而衰的分水嶺。這樣一來，前面一段有了一百三十七年的偉大與繁榮，而接著則有一百五十一年的破壞和混亂。

　　當然，一個有作為的大帝國不可能一晝夜之間由盛而衰；也不至於因一段突然的事變即無法立足。八世紀的中期，一連串的事蹟好像摧折了朝代的連續性，可見得幕後還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在此，從宏觀的眼光，我們權且把七五五年安祿山的叛變擱置不提，回頭再從公元六一八年的唐朝創立說起，以保持歷史眼光的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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