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第十四章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2)

第十四章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2)

　　【明朝的财政】

　　朱元璋另有一套设施，是关于财政与税收，其关系更为重大。经过他四次政治上的检肃之后，全国确实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一般土地税的税则至轻（虽说地区间的差异仍是很大），征收时多以收取谷米及布匹为主。不过税率虽低，纳税人由各乡村里甲的领导人监督之下，有向国家指定之仓库交纳之义务，这些仓库有时在边区远处，而且政府衙门所需要的诸般服务也不长久的隶属于各单位，而是以无给制向民间征用，例如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官方旅行，也由民间支应，全国有上千的驿站亦即是招待所和中继所，内有交通工具及食宿的诸项设备，只要有兵部（军政部）颁发的勘合（公事旅行证券），则各驿站有招待的义务，而被指派的民户也有供应的负担，但各地区以接送其官员自某一驿站至另一驿站为原则。

　　每一县份都将它向民间征取的人力与物资列成账目。全民编成班排轮流供应服役。当朝代创始于十四世纪时，每一民户只在十年之内有一年轮到服役，只是当中有些应差的名目，夹带着不定的财政义务：管理仓库的收帐人要负责每一石谷米到每一枝蜡烛的交代；各地方首长派向远处交付粮食者还必须赔补途中的损耗；所有的驿站必须供应所有的旅客。兵部所发勘合愈多，其民间的支应也愈大，因为需用的饮食车船马轿和人夫全系向民间无价征来。原则上这种有财政责任的服役指定由富裕之家承当，公元一三九七年户部报告全国有七百亩土地（约一百二十英亩）的人户共为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其名单送呈皇帝御览。显然的，在朱元璋亲身切眼的监管之下，这一万四千多人户必在各地区担任有财政义务较为沉重的服役。如是也好像采用了一些累进税制精神。

　　【朱元璋的擘划】

　　六百多年之后我们翻阅这段纪录，深有感触的不是当中节目的详尽，而是如此一部计划在事实上竟可以付诸实施。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作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藉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

　　仅是对朱元璋的褒贬还不能全部解释此中的奥妙。不管说设计人确实是具有天才的创造人或是极毒辣的阴谋家，还是不能解答当中最紧要的问题：何以这古怪的设计竟能在事实上通行？这样看来，元朝因蒙古人的军事占领而留下的复杂情形，必已超过我们一般的了解程序。同时我们也可想见，由于宋朝以经济方面最前进的部门使财政上的资源整体化，遇到惨痛的结果，才有以后退却与保守调整之必要。

　　明朝在中国历史之中，为唯一借着农民暴动而成功的朝代，它在创始时，因借着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以之为全国的标准，又引用各人亲身服役为原则，看来也是合乎当日的需要了。朱元璋并非不通文墨，他自己即曾著书数种，身边也有不少文臣替他策划，此人思想上的见解不能吸引今日一般读者，可是他的设计，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确实有效。他牺牲了质量以争取到数量，于是才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统一起来。

　　可是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企划之内了。

　　所以明朝官僚主义程度之坚强与缺乏弹性，举世无比。其依藉社会价值作行政工具的程度也较前加深：男人强于女人，年老的优于少壮，读书明理之士高于目不识丁的无知细民，就像自然法规一样不待解释，也是昊天明命。以上三个条件既与经济无关，又不受地区间的阻隔，即可以促进全国之团结，通行南北无阻。只是倚靠着文化上的凝聚力，也使明朝主静而不主动。各处少变化，这种形态阻碍了任何方向的进展。及至朝代之末，事实上的利益冲突无从用实际的言语道出，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好几次皇帝宫闱间的纠纷也被衣着锦绣的朝臣用作出发点去支持他们的争论了。

　　十五世纪初，朱元璋的一切规划好像全被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所否决。

　　【明成祖朱棣改弦更张】

　　当朱元璋于公元一三九八年逝世时，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裔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不到一年，朱棣反叛，内战三年之后，叔父打败了侄儿（后者可能在宫殿里失火时丧生）。夺位之后，朱棣采取了几项行动使他父亲朱元璋所有的方针政策被推翻：首先他即不顾朱元璋的遗命，进兵安南。最初明军之行进极为顺利，朱棣乃将今日越南北部划置为中国的行省，只是后来越南人采取游击战术，中国远征军进退失所，加以交通通讯困难，补给不继，迄朱棣于一四二四年逝世时，此问题仍未解决。

　　在北方，朱棣也不相信不介入政策。他自己即亲率大军讨蒙古五次，两次渡过克鲁伦（Kerulen）河（今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在此之前，中国的君主未曾亲率大军如此劳师远征，朱棣的部队每次大概有二十五万人左右。当最后一次远征南返途中，他因病而死在今日内蒙的多伦诺尔附近。

　　重建北京的宫庭与城垣，在他督导之下经营了十二年，使用的匠人达十万，劳工达百万，城垣高四十呎，周围十四哩，直到一九六二年因为疏畅市区的交通，这城墙才被拆除，今日只有前门和地安门，两座像堡垒式的建筑依然存在，上有碉楼数层，好像表彰着中国在历史上的生命活力，自十五世纪迄至今日，已在各种变乱之中经历了不少的风霜。此外紫禁城里的故宫则全部保全完整，宫殿内有房舍九千间，当初由朱棣下令建造，以后又续有新添，更因清朝的大规模翻新，现有的故宫成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大规模的现物陈列。有了这些，经营明朝的第三个皇帝又修正朱元璋的设计：他于公元一四二一年移都北京，将南京称为“留都”；由蒙古人创建的南北大运河，朱棣也将之重造，既将河道掘深，又加筑闸坝以增进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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