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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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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南洋】 在这一切纷至沓来之际，朱棣更命令宦官郑和屡次下南洋。第一次航行发动于一四〇五年，计有大船六十二只，小船二百二十五艘，上载军民二万七千八百人，最大的船，长四百四十呎，宽一百八十六呎，即次级之船亦有三百七十呎长，横宽一百五十呎。这样的巨船只见于书刊不见于实物，可是一九五七年考古学家在当日船厂附近发现有船舵舵竿一桩，经过估计，其舵叶之高宽都应当在二十呎以上。 郑和曾前后下南洋七次，最后一次航行于一四三二年间，已在朱棣之身后。在后面主持此次派遣的乃是朱棣之孙朱瞻基，明朝的第五个皇帝。平均计算起来，这七次航行中每次费时二十个月。这舰队曾在马六甲海峡（Malacca Straight）与海盗作战，干预爪哇（Java）之内政，擒获锡兰（Ceylon）国王（今日之斯里兰卡Sri Lanaka，企图劫夺郑和之船只），发解南京听讯，又劝说了好几十个国王与酋领向中国进贡，有些国王还亲来中国观光。这舰队巡弋于印度洋，派遣分队前往主要航线之外的地方，从波斯湾到荷姆兹（Hormuz），非洲海岸之桑给巴尔（Zanzibar），红海之入口处亚敦（Aden）。舰队之中有七人还曾往回教圣地麦加（Mecca）。 郑和之后再未有遣派舰队之事，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废烂，航海图被兵部尚书（军政部长）刘大夏焚毁。现代中国学者，对于郑和之下一辈在上述灿烂光辉的创举之后不事继续，既感惊讶也觉得愤恨。看到不过百多年后，中国东南沿海即要受日本来犯的倭寇蹂躏，澳门且落入葡萄牙之手，不免令读者切齿。中国从此之后，迄至十九世纪无海军之可言。而十九世纪向外购办之铁甲船，也在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被日本海军或击沉或拖去。 这问题迄今仍没有确切的解答。不过朱棣的经历，在历史上确有离奇巧遇之处：一〇四五年坦麦能（Tamerlane）正准备侵犯我国，但却在举兵前夕逝世。中国的幸运君主因之避免了与世间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周旋；西欧之海上威权，则待到朱棣舰队耀武于南海纵横无敌之后，又经过若干年才开始出现；他之攻安南并交趾所留下来的不利后果，不在他生前暴露出来，却遗患他的子孙。为什么这些事在时间上如此巧合？我们不能置答。可是在已经发生的情事内，我们倒可以提出若干解释：即朱棣之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的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在此关头需要特别提出的则是，朱棣的征敛只能因循他父亲的规划，得自农村经济。而农村经济既缺乏省区间的联系，又无各行业间的经营，于是筹措的办法，要不是直接科敛，就是引用足以产生反效果的手段，有如将朱元璋辛苦存积的贮藏抽用，加紧添发纸币，再不然就是平面的向下层加压力，勤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酬的工役。朱棣为人机警而有城府，也带着几分魅力，他经常在身边役使着一群文学之士，他们将他的年鉴和施政的号令一再修饰，也算写得令人动听，只是皇帝的苛政既已施用广泛，已不能全部掩饰了。例如各地的方志即提及国都北移，多种赋税之附加，平空的派上了八百哩的脚费；工部的报告提及，工匠原应服不给酬的工役，每人每年只三十天，而修建北京时，却有整年不返情事；一个知府因反对额外科征，被置放在一辆槛车之上押解赴京，由皇帝亲自审讯；户部尚书（财政部长）夏元吉任官二十年，只因为反对漠北用兵，被朱棣监禁三年，直到皇帝去世才重获自由。 现存的资料证实，郑和准备航海时有权向沿海地区直接征用人力与物资。这舰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蔘加，可是其被抨击，仍是由于其缺乏利润。郑和最大船舶有甲板四层，内有家属用之船舱及公用厅房，有些船舱内设衣柜，亦有私人厕所，使用者持有钥匙。随行家属包括妇女及孩童。虽有商人夹杂其间，他们并非个别出资经商。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 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进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庭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 【明宣宗朱瞻基】 当朱棣于一四二四年逝世时，皇位由太子朱高炽袭承。不到一年，后者也相继驾崩，接位者为第五个皇帝朱瞻基，当日不过二十六岁，他曾受极好的儒家教育，御前也有好顾问，在个人讲，朱瞻基不乏对国事判断的能力，在明朝皇帝之中可算难得。他的艺术天才与宋朝皇帝赵佶相比，尚可能较赵佶为优。今日他的作品可见于美国麻省剑桥的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堪萨斯城的勒尔生美术馆（Nelson Gallery of Art）和纽约之大都会美术博物馆等处。朱瞻基与宋朝优柔寡断的君主不同，要是事势需要的话，他既可以极端的强硬，也可能极具决心。 他登极不久，北方边境的情形已相当的和缓，原因乃蒙古人分作东西两支忙于内衅，已无暇问鼎中原。而困难的问题来自南方：朱棣之征安南，至此用兵将近二十年，休战之日尚不可期，中国的资源与人力好像投入一个无底洞里。朱瞻基登极时越南人又以游击战术大败明军，新皇帝派遣他手下能将带着援军前往，而战局只有更恶化，援军司令只能与越南人谈判，让中国文官和残余部队撤回明境，而他在公元一四二七年回国即被拘押而判死刑。 国内全面叛变情形尚未展开，可是征象已相当的明显，长江三角洲为全帝国最富庶的地区，看来也最是当日危机四伏的地区。此中尚牵涉到一段法律上的问题，因为南宋强迫购买这地区内的民田，迄至朝代覆亡，所应付之价款并未付清，元朝有据之为公田，且更扩大了这地产的范围。朱元璋创建明朝时，同样的规避了法律与主权上的纠纷，他只称此间人民在他登极之前曾支持过一个和他作对的地方首领，因之他以战胜者的地位没收了全部有问题的产业。可是他也未设局司掌管这带田地，所谓租金也混同在一般土地税之内，而在久历沧桑之后，地形也有了变化，人民田产分割的买卖因之含糊不清。及至此时，问题已不在产业的主权，而是管业人每年向政府所付费用，称为田租也好，称为土地税也好，超过其他各处纳税人所付远甚，使很多小自耕农无法支应。朱棣的额外征收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朱棣最后几年内，此地区的税收，已开始累欠。中国人民的欠税一般有传染性，很多纳税人看到邻居不付税也依着照办，他们也知道如果欠税的人多，衙门别无他法，只有将一部豁免，于是无论有力摊付与否，他们都同样的拖欠。公元一四三〇年苏州府一府即欠税达八百万石，是为此地三年应缴的额数。所以朱瞻基登极之日，并没有继承到一个舒适的皇位。 安南的问题与长江三角洲欠税的问题一时俱至，年轻的皇帝不得不采取果断的行动：他提议从安南撤退，立时使朝廷意见分裂，因为这地区名义上已构成中国之一行省达二十年，当然是全帝国之信用和威望所攸关，所以朱瞻基不得不利用本人权势去堵住主战派之嘴。当全部撤退付诸实施时，他也赦免了已判死刑的司令官。对付长江三角洲的问题，他则任命周忱为当地巡抚，此人无官僚习气，而勤于任事，兹后他任巡抚达二十年，远超过朱瞻基的在位期间。 他的办法是将减税的方案不彰明昭著的施行，因之避免了向时下压力屈服的窘困。他也经常巡视各乡村，与农民展开对话，调查收税纳税之程序，研究拖欠付税的远近原因，同时将过程中各项罅隙填实，将零星的错误纠正。关于货币问题，皇帝接受了户部尚书的建议，此人即是祖父朱棣囚禁了三年的夏元吉，其建议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以和缓通货膨胀。朱瞻基并未全部停止郑和的航行，但减少了举行的次数，他御宇十年之内只批准了一次。此外，他也延缓了无数的建筑事业。 他的政策全站在消极方面，因之不能扩大帝国的威权，也不能增加其声望。假使没有采用这些更正的步骤，以后的结局如何殊难断言，可是从需要撤退和紧缩的程度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环境的开展与事实上的情形稍有差异，朱棣在历史上的声名很可能和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等量齐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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