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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1)


  【前言】

  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朱棣(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启闭关自守的大门;同时,明代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中国历代各朝无出其右者,而明太祖建立的庞大农村集团,又导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从内、从外纷至沓来的问题。这些发生在有明一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使明朝历史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致令学史者必须谨慎细心地厘清,才能洞见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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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公元一三四四年,旱灾与饥荒降临到他的故乡时,数星期之内父母和长兄相继去世。当时其既无资财购置棺椁,朱元璋和他另一位弟兄只好自己动手将他们草草掩埋,自此各奔前程。这位明朝的始祖,初时在一所庙宇内作徒弟,任杂役,当时尚未满十六岁。不久之后,他成为一个行脚僧,在淮河流域中靠乞食为生,在这情形之下,他和当日暴动的农民与秘密会社有了接触,这些人物后来对改造朝代深有影响。

  原来元朝末年,朝廷对各地水旱的灾荒缺乏适当的处置:经营水利的大工程则纠集了多数的劳工,其待遇也没有保障;元军的各将领则钩心斗角,各不相让。于是各种条件都使当日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满觉得时间业已成熟,乃是兴兵发难的最好机会。朱元璋无师自通,又善于玩弄人物,于是仗着自己的组织才干,将各种因素收集综合起来。他花了十二年的功夫,既经过忘命的战斗又靠胸中的计谋,终将其他诸人所掌握的地盘接收归并,从今之后他的名位已无可抗衡。公元一三六八年他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已是固若金汤,于是正式宣布明朝的诞生。蒙古人的元朝毫不费力的被除逐,他们的末代皇帝也采取了一段前无先例的行动:他既不死于社稷,也不留着行禅让礼,却开宫门北奔,回到他祖先所来的草原中去。

  【高度中央集权】

  朱元璋奠都于南京(过去曾称建康或金陵),在不少人的眼里看来,这是一座“不吉祥”的国都,没有一个朝代定都于此而能在史上站得长久,即使到近代的太平天国和蒋介石亦未能幸免。可是孙逸仙称南京“高山深水与平原钟毓于一处”,这伟大的背景和他的眼光却互相衔接。算来也与他的志趣相符合,今日他的陵墓以花岗石和大理石筑成,即位于紫金山之阳,俯视南京城,视界远眺无碍。

  朱元璋在十四世纪成为中国的国君。其既从极为卑贱的地位而登九五之尊,他也只有大刀阔斧的行事。他的都城城墙长近三十哩(今日这砖砌的大架构依然存在),使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砖墙环绕的城市,飞机可在城内起飞降落,城中又有竹林水塘,甚至大块的蔬菜园,南京用不着郊外,它本身即是郊荒。

  同时朱元璋在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来的痕迹,也同样的带着戏剧性,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无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如果今日美国也依法炮制,则不仅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州长要由华盛顿派充,即使各州的市长与警察局长也要由华府任免,甚至他们薪给和衙门里的预算也同样要经过中央核准才能算数。世界历史中并无这样的例子,以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由中枢管束严格到如是之程度。

  这严紧的管制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当蒙古政权被驱逐出境之日,元朝当然的被否定,即使是以前的赵宋也因为管理松懈而被指摘,抚今追昔,中国的官僚组织及人民如果整个的确守纪律保持团结,此泱泱大国决不会受制于外来之少数民族。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以明朝的事例而言,朱元璋本身即是他的发言人,他曾御制书刊数种,内中提到他的严刑峻法,仍是受昊天明命,非如此即不能使纪纲整肃。

  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仍是不够,当中大部分的成效,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四次,时在公元一三七六年至一三九三年之间,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其检举之程序似有定型,起先首犯人物以贪污谋反的名目造成刑狱,是否有真情实据不说,只是刑狱的范围只有越做越大,与谋的同犯及嫌疑犯也愈罗致愈多,和主犯曾有来往也是有罪之凭据,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地(专家曾作估计,因这样的检举而丧生的不下十万人)。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

  经过这四次整肃之后,这国家与社会即使以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是极度均匀,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这体制不变。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所谓“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必要时也可以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代曾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俾斯麦曾认为德国经他经营,至十九世纪末年已达到饱和点,因之此后不再拓土。而五百年前朱元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之枝节。他以朝代创业人的地位,传示于他的子孙,声称明军“永不征伐”的国家凡十五个,这十五个以朝鲜与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当倭寇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着息事宁人,将沿岸一带之中国居民后撤,明令明朝臣民一律不许泛海。不过与外间各国接触并未完全放弃,有限度的商业,一般借着外夷进贡的名目进行,仍继续不断,只是监视得严密罢了。面对北方的防线,修筑“边墙”成为一种值得专注之事业,今日外间旅游者所欣赏的中国长城,大部都是明代遗物,由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徐达所建,上面的碉楼则系十六世纪由另外一位明将戚继光新添。对于此时尚留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明朝新皇帝另有指令处置:他们不得同种互婚,亦即是婚嫁必以汉人为对象,违反此令的查出受鞭挞八十次后发放为奴。

  明朝的军事设计仿效元朝,但是不以种族区分为社会的阶层,而是全民分作“军户”及“民户”。一般军户不纳税或仅纳少量之税,尽可能时还分配有田地耕种,且是子孙相继,但他们有向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所谓各“卫”及“千户所”,即等于各团营之司令部,既配置于边防在线,也零星搁置于内地。各“所”有指定的“军户”,永远保持兵员不会欠缺。作战动员时,等于师旅之战斗序列即由以上各单位抽调编合而成,视需要的情形而定。在朱元璋御宇期间,全国有一百七十万至二百万的军户。在这组织系统的有效期间,征用军事人员的工作因之简化,而最重要的是,使一般农民不至受征兵的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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