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5)

纽约，纽约(5)

　　发生在印度的事件，和在中国及伊朗一样，都让我想到，今日开发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关键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在大多数的国家中，本土的制度已行之有年。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组织原则会以某种形式获得道德的支持。但国家借资本集中和分工细密引进西方科技后，原先的各种制度不再行得通。这些国家起初的脆弱难逃外国的压力。双方对峙时，这些国家必须动员最大的人力资源来抵抗外侮。一旦对峙的当下威胁消失后，每个国家仍必须寻求技术上的适应之道。争取独立时所建立的防御机制，极可能无法完全解除，因为毕竟已成为国家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说，促成工业组织的基本技巧必须来自于资本主义，但由于各国地理历史等因素而必须加以修正，最后就会形成不同层次的社会主义。

　　就印度而言，其村落起源虽难以考据，但可以上推至《吠陀经》和《优婆尼沙昙》，因此至少长达数千年，但受西方影响的历史最多不超过四百年，而影响最深的部分不过两百年。我们不难想像，在整顿古老的结构以符合现代需求时，会碰到多少困难。我们提到印度的宗教时，无关神学或教堂。对印度教来说，前者无形而后者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宗教意味着个人在社群中的社会地位、职业和谋生工具。印度有时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接受这个说法的同时，我们必须知道，虽然对村民进行民意调查，但村落仍处在农业阶级及长老团的制度下，文盲也尚未绝迹。

　　既然如此，这个国家的新领袖恐怕很难宣称要全心全意接受资本主义，也很难说财产权可以超越传统的道德观。如果请英国人继续留下来，可能还更好。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印度必须保留上层结构中的某些集体工具，以保障无法替自己争取权益的百姓，否则就会被迫施放补给和津贴，但这又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印度政府将交通运输产业、最大的银行企业和全部的保险业全都收归国有，民间部门只能执行次级或第三级任务。

　　印度采取不结盟路线，国家领导人自然对他们的决定赋予很大的精神价值，因为虽然他们也有缺点，但却认为自己已经用最合理的方式，结合公共事务中的传统道德观及现代科技的好处。这样的心态让他们心安理得同时接受美国和苏联的援助，却不积欠任何一方。

　　我们如何面临被价值观所分裂的世界呢？跨越国界或文化疆界时，历史学家如何以充分的信心来处理这些议题呢？我们书写时，可以避免成为“亲X人士”或“惧X人士”吗？更严肃地说，如何可以既不对其他国家怀有偏见，又不背叛自己的国家？

　　一旦体认到上述问题并无万无一失的答案，我们就可以欣慰发现，标准的分歧并非始自今日，而是向来都存在。事实上，现代科技将利益冲突散布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时，同时也将不同的地区紧密连结在一起。以印度为例，从收归国有的产业名单就可以看出，政府致力于可以在数字上管理国家。新政府最感兴趣的地方，就是推动资本主义的三大要素：信用、管理和服务。这并非令人沮丧的现象。不久前，甘地代表的是与整个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道德，现在这个尊他为守护神的国家已经开始修正他的革命意识形态，以便能和其他国家分享这些价值。

　　同样的，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自由和道德是抽象的原则，其具体化必须取决于时空条件。由于科技不断进步，我们自己的标准也常常修正。在我住在美国的这三十年期间，已看到美国道德标准经历剧烈的变化，导致适用到日常生活的自由观念也有巨大的改变。如果我们期待开发中国家立刻适应我们的标准，是不公平又不切实际的，毕竟这些国家大多数仍处于危急的状态中，眼看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

　　从伊朗、印度和中国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称得上是“东方专制政权”，足以威胁到“自由世界”。如果我们仍然听信这种理论，显然表示我们还没有从朝鲜战争的震撼经验中有任何进展。至于“亚细亚复苏”，这个现象不难解释，但我们不能把它和一个世纪前带有煽动企图的“黄祸”画上等号，才能了解其真正本质。我们必须了解，将资本主义引进开发中国家的风险相当高。资本主义成功的原因不只是尽可能利用科技，透过大量生产来改进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准，而且还在于利用社会服务推动经济的最后方，以赶上由前锋启动的普遍进步。

　　在我写作的此时，社会福利是美国支出的主要项目之一。农业补助以实物支付（P-I-K）的形式拨出，提高农业部门的购买力，以人为的方式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我们很幸运，可以采纳这些办法。在开发中国家，甚至连哪些地方需要社会服务都无法确定，更不要设想其实施能让人人都满意。一个落后国家贸然引进现代西方文化，无异于邀请技术最精进的管理技巧，和当地经济中最欠缺组织的成分一起同台竞争，并以国家天然资源作为奖赏。

　　我将美国在伊朗与英国在印度的经验相提并论，本书的部分读者可能会觉得不快。在面对现代西方发展出的信用、管理和服务的综合技巧时，日本以外的所有非西方文明所采取的因应之道，被学院派人士冠之以“亚细亚复苏”的一般名词，他们其实已经先把全世界分成两个阵营：善于使用数字的人道德上较优越，不善使用数字的人道德低落，而且不老实。这样的过度简化也迫使我们以同样的草率来重新检视其归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借同一阵营内部不同之处来显示，挑起子虚乌有的恐惧是相当荒谬的事。如果我们忽略其间的差异，不如将美国在德黑兰的人质视为八十年前义和团攻占北京使馆区事件的重演。也就是说，双方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如果说有集体的“亚细亚复苏”，其本质也是防御式的，而且正逐渐减弱。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数千年前孕育于亚洲大陆的伟大文明以农牧立国，无法在全国事务上让数学发挥最大的功用。使用专制权力当然有其必要。但团结凝聚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持久力量却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宗教、哲学、诗歌等伟大文学、以及由亲属关系发展出的伦理学。这些要素通常写于成文法规内，或是成为习惯法的惯例。在现代，这种体制的可管理程度十分有限，成为和西方工业国家竞争时的最大具体障碍。大多数的西方观察家和部分本土的领袖并不了解此一详情，反而认为社会阶级和不平等是更迫切的议题。但据我们所知，这些国家的主要困境在于问题的“不可度量”。他们欠缺正确的信息，即使发现问题所在，也无法处理。

　　但在抗拒西方的入侵和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时，本土的领袖已经发现，虽然他们的下层结构是国家落后的原因，但如果能动员传统价值，还是可以汇集惊人的力量来对抗外侮，因为这些外国势力具备现代化的上层结构，总是瞧不起内陆的本土权益。他们代表两种体系，彼此互不兼容。入侵者及其同党总是占有技术上的优势；防卫者的技巧在于扩大冲突，形成群众运动，用量来弥补质的不足。他们强调这些手段时，造成“亚细亚复苏”的形象。我们必须提到这个议题，原因不在于魏复古博士的原创性值得无穷无尽的评论，而在于如果不澄清此一基本议题，美国人和亚洲人之间仍会产生严重的误解，但双方其实没有必要长久敌对。

　　至于特定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这项措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楚界定成共产国家，因为这正是《共产党宣言》中建议行动名单上的第一项。但这件事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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