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4)

纽约，纽约(4)

　　相对的则是十来种“服务与供给”的阶级，也就是所谓的“卡明”（Kamin），执行制陶或洗衣等较专业的功能。他们也像是员工的工会团体。至于服务及供给的酬劳，是由农民阶级每年依年龄高低支付给“卡明”，照例以谷物来计算，有时甚至是以“一个人所能肩扛的谷物量”等不容置喙的标准来计算。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长老团，称为五人委员会（panchayat）。此处必须考量到通俗的信仰。正统的印度教认为，世袭的职业是由神来指派，达成世俗的任务也就是积存灵魂的价值。转世的信仰更进一步强化理论：工作做得好，来生就可以升级，不过最好能够完全脱离轮回。

　　我们可以主张，农业阶级制度在印度一定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起因于该国的地理和气候。缺乏有效的中央集权政权也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强迫村落社群依宗教信念建立架构，并配合自然经济，以求顺利运作和生存。这主张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观察，也就是说，印度社会的下层结构是面临英国时的致命弱点。事实上，如果对已形成模式的长期发展进行历史分析，因果之间常常难以划分。政治不统一和司法制度没有效力，迫使各地区必须达成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地方经济的自给自足又造就政治的难以统一。即使各地区的土王都无法借打散底层来改造区域。只要农民阶级存在，印度接受现代科技的能力就极为有限，家庭工业成为永恒而不可逆转的现象。

　　也因此，18世纪的英国发现，可以蚕食鲸吞这个国家。英国人先前已来发展贸易，现在又来建立要塞，和印度的土王建立关系。像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和华伦·海斯亭斯（Warren Hastings）等帝国建造者，很快就创造英属印度的状态，并没有碰到太大的抵抗。印度次大陆就此分成德里的蒙兀儿（Mughal）政权、玛拉萨（Maratha）和锡克族、尼萨姆（Nizam）、纳瓦巴（Nawab）及其他土王。其后英国对印度的征服，约和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同时期，一直进行到19世纪末，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胆大包天的殖民行径。外来的统治者仍然以公司自称，但却统治一个出色的文明，领土还比英国大了近二十倍。但英国设法组织殖民地军队，设立文官体系，划分行政管理区，引入法律，重新调整当地的收入来符合自己的需求。

　　英国在印度的经验已引起充分的辩论，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记者、作家、以及从自由到保守等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他们的重点不一，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的负担到马克思—列宁派诠释殖民强权到海外寻找原料和市场。有时我们不免看到英国所为何来的怀疑，因为到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已经缩水，但英国仍然不断投入人力和资源。但这已是题外话。英国在印度的主权部署绵密深远，前锋是帝国主义，后卫是资本主义。有别于一般的认定，资本主义的重点其实并不只是着眼于物质上的获利，更不企求短期内的获利。信用的延伸、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服务设施的聚结等技巧，都促成财政资源累积到空前的水准。

　　新的管理技巧和更多的资源又使整个国家，或说至少大部分的地区，成为更广阔的新冒险天堂——通尼教授称这种经验为亢奋状态。这种新的生活模式蕴藏更高层次的满足感，因而释放出相当大的能量，也让在印度的英国人如此难以对付。他们的协调工夫一流，因而能维持一贯的冲劲，迅速征服次大陆，让土王沦为傀儡。但他们也大规模兴建铁路、公路，成立电报服务，扩充灌溉系统，改进公共卫生，在饥馑时赈灾，推行种种改革。这些成就赋予他们使命感，最后竟然演变成道德优越的幻觉。

　　这种长镜头的看法绝非小看短期的细节。就《甘地》的相关题材而论，我清楚了解，在安瑞萨尔（Amritsar）的贾利安瓦拉巴（Jallianwala Bagh）封闭场所，英军下令枪杀示威民众，计三百七十九人死亡，伤者更达三倍以上。下令的瑞吉诺德·戴尔（Reginald Dyer）在猎人委员会（Hunter Commission）作证时指出，他下令行动的那一刹那，不再关心原来的目的是为了驱散群众，只想到“从军事的角度制造道德的效果”。戴尔将军被迫退休，驻印度总督也予以谴责。但回英国后，上议院支持他，热心拨给他丰厚的退休金。甘地因而形容英国政府邪恶如撒旦，整个西方文明腐败。

　　不过，这些事件更强化长镜头观察历史的重要。以有限的观点来讨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极度危险的事。海洋贸易国家比较容易以商业惯例为基础来培养组织能力，而大陆型的大型农业国家就比较难，如果能了解这一点，就可以避免戴尔的错误。帝国势力还有另一项优势：可以从都会中心推行经济活动，不去考虑臣服国家的下层结构。这是靠武力打造出来的组织。此时的英国显然已经忘记本身在17世纪的奋斗：整合两种不同的元素，一是英国的农业经济，二是重商惯例所衍生的组织原则和技巧。此时的英国人也已经忘记，他们已脱离“依赖”荷兰的“最后桎梏”（借用乔治·克拉克的形容）。

　　此外，本土的英国人比较容易想到驻印英人的美德懿行，不太会想到他们的恶行恶状。英国把纺织品卖给印度人，牺牲当地的工业，这个事实已经被遗忘。也很少人提起，安瑞萨尔事件的近因是印度人抗议立法准许预先逮捕。农作物歉收原本不一定导致战后传染病盛行，造成数百万印度人丧生，但英国忙于赢取在欧洲的战争，无暇注意这件事。殖民地的管理者想摆脱“先离间再统治”的恶名，但在安瑞萨尔事件中，廓尔喀和俾路支族的军人在戴尔命令下开枪。综合种种事件，我们就更能理解甘地的革命策略。殖民地的主人在英属印度创造出上层结构，虽然凶残，但结构仍然可行。

　　印度人无法直接对英国正面开战，只好采取不合作主义。公务人员不上班，大学生罢课，大规模杯葛选举、纳税、英国法院制度及进口布料。这些行动造成参与者的绝大牺牲。但我无法想像，如果在印度以外的地方推行这样的运动，是否能同样有效。这一切的背景因素在于，印度教的传统认为，情欲的满足和物质的拥有虽然不是天生的邪恶，但也是个人生命周期中较低阶段的实现。一个好的印度教徒应该结婚，过好日子，甚至追求成功。但年纪渐长后，就应该“淡出”世俗的追求，达到更高层次的解放。也就是说，纵情享乐和过正常的生活并不罪恶，但禁欲和苦行的价值更高。读者应该还记得，在农业阶级制度下，印度乡村事实上根本没有提供累积财富的机会。不合作主义符合放弃世俗、追求精神价值的教义，还多了一层印度文化传统的诉求。而且，不合作主义也吻合印度的自然经济。甘地扛起领导重责时，时年四十九岁，虽已婚但已禁欲十多年。他在南非也享有盛名。总之，一切条件全都具备。

　　然而，这番观察并非指责甘地是机会主义者，或说他的动机并不诚心。事实绝非如此。甘地的悲悯先于狡诈，他的耐心无穷无尽。事实上，他的诚恳常让部下心烦，因为独立运动开始有声有色时，他们想从中获利。甘地对流血和丧命深恶痛绝，1922年，他领导的运动失控，爆发暴力事件，他立刻喊停，直到1931年才又继续。

　　在这些事件中，圣雄甘地展现他的伟大之处。他的奋斗已成为他的人生。群众运动日益扩大之际，他也必须更无私。这是场永无止境的奋斗。早期的战术和策略已历经灵魂升华的过程，完全融入他的宗教信念。只有透过无数的绝食和沉默抗议，才能实现权利即力量的理想主义，他的信仰也因此是追求成功的信仰。甘地一直怀抱这些信念，直到1948年他死于印度狂热民族主义分子的枪下为止。但由于他自身印度教—耆那教徒的背景，他不可能和我们一样，清楚划分神圣和世俗。他显然将象征主义视为现实的一部分，因此也赞同圣牛崇拜。这些观念和世袭分工的概念紧紧相连，如果依逻辑的一贯性加以推展，无可避免会回归印度教因缘和转世的正统，虽然无法证明其错误，但对现代生活却形成很大的障碍。另一方面，他的折衷主义虽然成为革命的意识形态，在独立运动时适时发挥功效，但其后却丧失动能。幸好他的继承者，尤其是紧接其后的尼赫鲁及现在的英迪拉·甘地（和他没有亲戚关系），并没有盲目跟从他的政策。他们摆脱圣雄对西方物质文化的猜疑，转而兴建巨大的发电水坝和大型炼钢厂。他们也没有确实遵照他的绥靖主义。

　　甘地的故事让我们得以综览印度独立以来的历史。共产主义虽然有时会进入地方政治，但从来不会形成严重的威胁。不过宗教始终是引起争议的议题，巴基斯坦的独立多少减轻此一问题，但就国内来说，宗教仍然使国家无法维持一贯的现代化节奏。印度幸亏拥有良好的上层结构，和西方民主亦步亦趋。议会制度虽然不时爆发危机，但大体上仍能运作。在开发中国家里，印度免于军人主政的恶名。印度的运输和通讯系统仍然是亚洲大陆型国家羡慕的对象。在这些优势之下，印度得以在消除文盲前大胆实施全民普选。但下层结构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