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6)

纽约，纽约(6)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些建议时，是针对“先进国家”。他们假设这些国家累积许多资本，因此工业和商业都专注于剥削工厂内的劳工。从土地征收的租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不大，只不过是不劳而获的另一种形式，很容易消失。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在累积资本的原始阶段，一点也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状况。

　　其次，毛的运动显然提倡平等精神和同情心等传统价值，比较接近孟子，不太像《共产党宣言》，公社的结构也遵循国家机构的传统设计。因为其基础是便于行政的数学原则，其单纯简朴有利于官僚管理。但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安排只会导致没有分化的最低层农业经济，无法实施现代化。这个缺点已被发现，因此最近也重新进行调适。

　　第三，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已废除三十年，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历史的既定事实。我自己从来不曾崇拜毛泽东。但我在美国住了数年后，终于从历史角度了解这个运动的真实意义。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剩、土地稀少、农地不断分割、过去的农民负债累累等诸多因素后，我实在无法找出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说我还有任何疑虑，我的明代税制专书和对宋朝的研究就可以让疑虑烟消云散。管理庞大的大陆型国家牵涉一些特定要素，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经验发展出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就是因为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一百多年来才会一错再错，连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也不例外。我已经提过，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施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决。

　　一旦土地所有权成为公有，中国政府必须对城市中的大小企业比照办理。就一般的发展策略而言，这种做法毫无意义。经济底层的无数联系和关系应该由民间管理，而不是让意识形态主宰的官僚制度掌控一切，从头到脚，从发夹到鞋带。但读者必须扩大视野才能了解，在毛时代的中国，国家经济持续二十五年类似战备的状态。有人会说是极权主义作祟，但事实上也可以被视为延长的紧急状态，这是土地改革后的自然结果。农业生产受到国家的控制时，民间商业的主要供应来源就会被切断。但在战前，这个供应来源的架构就非常脆弱而不平衡，也许本来就无法成为新配销系统的基础。如果我自己没有在内陆与通商港埠之间来来回回旅行许多次，我可能也不愿相信有这回事。就管理上来说，新政府不可能一方面对全部的农业人口施行生产配额，一方面又鼓励城市居民发展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想像出，在食物配给制普遍实施之下，无数的生产合作社将产品卖给控制零售价的数百个地方政府。大致来说，中国目前仍然实施这套制度。

　　在与开发中国家交涉时，已开发国家的信心可以建立在了解这些国家革命的真谛上。关键问题在于组织，而非平等。虽然某些学说可能在暴动时期煽起狂热，但无法取代建国时期的资本主义技巧。对这些国家来说，显然毕其功于一役并非所有问题的解答。如果消灭不合理和障碍可以带来好处，所清理出来的空间可以用来作为适应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基础，但成功与否还需系于对不平衡状态的巧妙运用。就本质来说，无论是经济或科技，都不能作为永久保存同质性和单一性的工具。

　　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很敏锐的观察。他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是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其中提到马克思的次数不下六次，每一次都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无法实际运用。但熊彼特不曾明显指出马克思大错特错，仍然推崇马克思作品中的分析价值。为什么呢？

　　马克思的理论衍生自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主张劳动价值理论，只有劳力才能创造价值。在“资本家的生产模式”下，劳工把劳力当成商品出售。但资本家给的工资不等于劳力创造出来的价值，只够取代劳动力量，牵涉到的社会成本不仅要支付食宿，而且还有训练和教育。劳工创造出的价值和出售劳动力量的价格（所谓的工资）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构成剩余价值，被资本家中饱私囊。我们当然无法说这个理论完全错误。如果完全没有剩余价值这回事，工会凭什么基础和雇主谈判协商？资本家如何源源不绝地累积财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何必须实施反托拉斯法？

　　但就身为经济学家而言，马克思却以概念式的简明风格来呈现他的理念，他的理论无法转换成实际的数字。熊彼特等批评家已经指出，他概略式的公式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必须意味所有的劳工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剥削，否则就无法导出一致利益的数字。此外，马克思也没有考虑到，企业家对自己的事业也投入劳力。但是，其他学者更反对的是，马克思认为机器创造不出剩余价值，只有透过磨损折旧来传递剩余价值。因此我们这时就可以问：为何我们称机器为“节省劳力的工具”？如果依照这个信念的一贯逻辑，信徒可能要追随甘地的教诲，逆转机器时代。

　　最后这一点尤其和我们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正进入自动化和高科技的年代，劳力的使用大幅降低，脑力有极高的价值。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虽然能产生强烈的影响，却只能被视为一套哲学概念。任何国家如果想一板一眼地死守他的教条，一定会陷入严重的麻烦中，就像是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党派的争议暴露出固定标准的欠缺。依赖抽象原理和通则只会重蹈帝制时期的覆辙。

　　我的《万历十五年》显示出，明末和毛统治下的混乱时期有许多共通点。我无意指桑骂槐，但两个社会都刚好用道德概念来取代法律。如果采行同样的做法，中国等于回到从前，无法在数字上管理全国事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解决之道可以依循一个明确的大方向：强化财产权。就政府和法律而言，道德训示的功用通常不及财产权，因为前者无法在竞争时提供精确的测量。

　　我在此提出建议：不要劝中国宣称，共产主义行不通，应该被终结。这样的提议只会使中国不稳定，对西方也没什么好处。如果中国陷入动荡，美国恐怕只能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混乱。

　　但是我要呼吁中国人，财产权的强化是在他们意识形态的可容忍范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近一个半世纪前将“废除私有财产”写入《共产党宣言》时，呼应无政府主义者皮耶尔·普鲁东（Pierre Proudhon）的主张。普鲁东虽然宣称“财产即是窃盗”，但他指的并不是所有的财产，而只是用来剥削穷人的不劳而获的财富。他虽然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期待劳力可以提升到集体拥有财富。《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把上述口号写入革命党纲中，作为一般而遥远的目标。

　　事实上，在面对当前的议题时，他们的措施并不会像乌托邦一样遥不可及。他们在同一著作中建议：普及义务教育，禁止工厂雇用童工，实施累进税制，国家控制银行和信用，政府经营运输通讯服务。这些措施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采行，连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实施，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采纳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状况了若指掌，不可能反对劳力集体合作的财产权。

　　至于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屈服于生活于一个世纪前的外国先知。我们更应该考虑到，地理和历史因素对自由、道德、甚至财产权等概念所产生的限制。我们目前的财产权观念脱胎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律制度。英国的法律从17世纪开始现代化，商业惯例被导入农业部门，前提是有系统地消除小地主现象，农地因而扩大和集中化，足以生产相当的粮食，支付相关成本。后来美国人同时受益于这套法律机制和免费的土地，造成每个美国人的一般家园规模接近于英国的乡绅。不只是我们的自由是合理的自由，我们的财产权也是合理的财产权。为争取这一切，美国早期的移民者发动独立战争。种种证据显示，公民的权利已将国民性格混合地理特色。今日一般英国人无法和一般美国人享受同样的特权。

　　就历史上来说，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财产权不曾牢靠稳固。直到上一世纪，在受到外国势力影响下的通商港埠及邻近地区，财产权才开始沾染西方色彩。无可避免的是，这种都会—自由化元素注定浅薄稀疏，无法在中国社会扎根。我在本书已多次提到这个特征。我们可以将中国形容成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问题就像一个大型盒子或箱子，但没有把手，所以无从着手。我们可以说，缺乏中间阶层导致过去的中国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事实上，举一可以反三。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