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12)

新港，康涅狄格(12)

　　在我休假的春季学期时，校方实施分散课程的新计划。每名学生除了所谓主修的必修课程外，还必须从人文、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等三大类别中选修许多学分。但不是每门课都可以算是分散的选修课。委员会拟出一张合格名单，详列三大类别之下的课程。由于我不属于委员中的任何学系，包括中国历史等基本课程在内的大多数课程，都没有列在这张表上。也就是说，学生修我的三学分课程时，等于丧失他可以用来符合必修规定的时间。“不用担心，”行政人员说：“这个领域很重要。我们会想出解决方法。”但行政人员自己也有压力，他们必须和控制大部分FTE的科系秘密会商，教职员可以借秘密投票的方式评量他们的表现。就像公司的管理阶层一样，大股东有权借投票逼迫他们下台。

　　我必须靠自己，我需要更多的学生。出书不一定能保证学生人数增加，但由于没有系主任或系办公室或秘书来帮我联系学生，我只能用出书来吸引学生。对纽普兹的学生而言，我的税制和专论太过遥远，“超越他们的水准”。《中国并不神秘》和《万历十五年》才是他们可以使用的阅读教材。既然《万历十五年》还需要整理润色一番，显然有必要重新努力将《中国并不神秘》付印。毛泽东的去世，有助于书的适时出版，似乎显示新时代已经降临。

　　我重敲费正清这一扇门，必须稍作解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时，我在前言中感谢他的个人教导，以及我从哈佛东亚研究领到的研究经费。我立刻送他一本书，表达我的“推崇、敬意和感激”。他回信表示，他认为这本书是“凭明智又辛苦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我到多伦多参加讨论会时，他就坐在我的正前方。麦克风功能不佳，我不完美的表达方式让情况显得更糟。但遇到很幽默的段落时，我听到他的咯咯笑声，让我觉得和他很亲近。大会后我写信给他，重申我以前的想法：我从他的写作中建立起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概念。

　　这次他承认我是他“智识上的传人”。无论如何，请他替《中国并不神秘》写序暗示，我利用他的友善。但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也达成我的目的：消除为上一本书争议所引起的不快。他一定了解，我没有理由故意触怒他，因为毫无意义可言。我只是想让这份文稿有复活的机会。显然他已经不计较过去的事。这时我如果请他支持我投入心血的另一本书，应该可以产生善意。我虽然投机，但却没有恶意。

　　一开始，我写了一封长信给费正清。用单行打字的这封信长达五页，花了我两天的工夫。我提到《中国并不神秘》的性质及目前状况，提到编辑K喜欢它，但没有提到亚瑟·莱特先前的否定，因为我想稍后再告诉他所有的细节。我向他解释，为何这本书很重要：“它也许可以吸引更多大学生进入我们这一行，甚至可以因此挽救我的工作。”在列举现有教科书的缺点时，我大胆地说：“容我放肆，《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也包括在内。”这本书是他和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教授的共同作品。

　　但我随后修正我的立场。我说，我打算出的这本书比较适合纽普兹等二流学校的大学生，不太适合哈佛和耶鲁等名校，而在“简洁的提纲”中的许多观察都源于他自己的博学基础。我接着紧扣求他作序的主题，我向他建议，他可以用不同方式来写序。如果他喜欢我的文稿，他可以写一篇相当长度的专文，让我的文字显得像在阐述及延伸他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重新安排版税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也欢迎他以批判的角度写一篇短序，点出意见不同之处、我作品的臆说本质及可能的改进之道。

　　我打完这封信、签名、影印、放进贴好邮票的信封中，但没有密封。在最后一页的页底有一行字：副本：编辑K和他的公司。我已经与K约好见面。请费正清博士帮忙的念头全来自于K一年多前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中说，为了让《中国并不神秘》顺利出版，作者必须“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他又说，太糟了，我“刚好不是费正清或富路德”。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推论可以得知：如果得到两人中任何一人的背书，书稿虽然麻烦丛生，但背后的权威问题就可以解决。后来我对K透露，我和富路德博士比较亲近，但我实在很想获得费正清博士的肯定。

　　在K的办公室，我忽然觉得不安。我在数天前打电话订会面时间时，并没有告诉他来访的目的。等到第一次和这位能干的编辑面对面时，我才提到此行的目的，请他协助我。我让他阅读没有密封的信，等于是提议：让他拒绝不止一次的书稿起死回生。我对K永无止境的耐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欣赏他的这项特质。

　　起初他一点也不相信。“费正清，”他提高音量：“最近我经手三本中国的书，有两本是他写的序！”数秒钟后，他又重复这句话。

　　这是他拒绝我的方式吗？我这么想。但在我想要回话时，他已看到信的第三页。他阅读的速度很快。他继续看下去，态度愈来愈肯定。“这封信写得很好，”他说：“我看不出有何不妥。我们寄去看看他的反应好了。”他看完信后，更加确定。他把原信递还给我，我用舌头舔湿信封上的黏胶，密封后就丢到他桌上标明“出”的篮子中。随后我把影本给他，让他存档。

　　正事谈完后，我在椅子上坐下来，许多来访的作者一定都坐在这张椅子上和K聊天。他向我抱怨：“你们这些人都不知这一行会牵涉到什么。你们只会说，去做吧，出书吧，完全不知道可能陷入什么处境！”我告诉他，我现在已经清楚状况了。自从《中国并不神秘》第一次被他拒绝后，我曾写信给其他出版社，只有一家大学出版社和一家商业出版社愿意看一看我的书稿。但他们全都拒绝了，包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我身边。不过，就主题来说，其间存着很大的鸿沟，如果有人能加以填补，一定可以从中获利。我们可以想想影印技术刚发明时，很多商业公司根本没兴趣。

　　接下来，亚瑟·莱特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他以很奇怪的方式让我们聚在一起。我告诉K，基于我最后一次拜会莱特的观察，如果我还有一次机会和他从容会谈，也许我可以说服他支持《中国并不神秘》出书的必要性。K先生送我搭电梯时说：“如果他的反应是正面的，我们可以避免重复做过的事。”我没有问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能猜想，也许这本书就可以在出版社内畅行无阻，不必再经过编辑会议或销售人员。这时我已更加了解K的性格：他相当谨慎，但一旦下定决心，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他告诉我，他不喜欢这本书稿的开头部分，似乎和时事纠缠不清。

　　这句话让我想到，他对编辑修改的程度已有腹案。他已经预先想到技术上的细节，真是好兆头。在回家的路上，我横靠在巴士的座位上，充分利用邻座无人的好处。我看到路边的紫色苜蓿花盛开，秋天早已经降临。这本还没出版的书稿已经拖了两年多！如果从此刻起一切都能顺利，也许在春季可以出版。第二天，我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到，我在前一天和我的编辑进行有趣的对话。只有格尔提醒我：“不要言之过早，一切还没有成定局！”

　　在耶鲁举行的亚瑟·莱特追悼会上，我就坐在费正清教授夫妇的正后方。我的信才寄出去几天，显然他已经看过，但还没回信给我。我不想造成催促他的印象，于是在追悼会后我极力避开人群，只和莱特太太说几句话，又和史景迁匆匆打招呼，就迅速离开会场。

　　我在数天后收到费正清的回信。他说，我的提议很有趣，他很可能接受。他当然会支持我出书，但还可以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我比较希望你请杜艾特·柏金斯写序。”无论如何，他都很乐意看看文稿，再决定他是否可以写出最适合我的序。所以我把书稿寄给他，附加一篇李约瑟和我合著专文的抽印本。这篇专文的价值在于，文中揭示的经济思想再度出现在我的书稿中。那篇专文业已经过剑桥大学琼安·罗宾逊（Joan Robinson）教授等五位知名学者的评论，因此至少可以保证，我的基本经济学知识不至于颠三倒四。我实在应该懊悔自己行动太过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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