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13)

新港，康涅狄格(13)

　　我完全照字面上解读他的来信，因此使尽全力展现我的技术能力。也因为如此，我的信再度触及哈佛专家的权威，重燃六年前在哈佛所引发的争议。这一次我寄出文稿后，又过了数星期，却音讯杳然。我拿出旧信仔细研究，发现费正清写的每一封信都不同于我上次看到的内容。但我必须说，我觉得很困惑。我已出版的税制专书已说明我的立场。以柏金斯的地位，我穷毕生之力也无法企及，他的地位绝对不会受到威胁。为了六年前所发生的事，我已经亲自站在费正清博士前请他原谅，他也向我确认不会造成伤害。这次还要牵扯到多年前的事，让我深感意外。

　　我和费正清博士的关系不曾踏上正轨。我们两人都已跨过文化的疆界，由于都已经接纳对方的社会习俗，因此彼此间更难预测对方的行为模式。我羡慕玛丽·莱特和白修德等他早期的门生，可以有机会长期密切跟随他学习和工作。基本上来说，他是很情绪化的人，对朋友和学生好到极点。我遇见他时，哈佛的学术阶级制度已经建立，而且我又一再犯错，在他面前显得像肆无忌惮的取巧者，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他人死活。如果他指控我背叛，我只能无言以对。一些误解更使关系雪上加霜。1971年，我要升为纽普兹的正教授时，系主任钱宁·连恩（Channing Liem）博士出于对我的好意，邀请费正清来评论我的学术水准和价值。在通常的情况下，校外的评审都是由候选人自己寻找，因为候选人有权找到最利于自己的推荐人。但连恩甚至没有事先知会我他要找费正清，等收到费正清的推荐函时，他才告诉我。

　　我如果事先知道，一定会阻止他，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我才因为税制专书的事和哈佛处得不愉快。如果还希望费正清博士给予好评，此时并不是恰当的时机。即使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也不知道，我的视力很差，影像投射在视网膜的时间比多数人晚。在公共场合，我不止一次似乎对费正清博士故意视若无睹。等我发现时，已经太迟了，他的头已经转向别处。在求他写序时，自恋也是错误心理的重要一环。在和K往返通信后，我深信自己的书稿很有价值，认定已经被一家素负盛名的商业出版社所接受。我以为，既然书本身的水准很高，扮演辅导角色的人一定也觉得很满意。我打从内心认为，请费正清写序的同时，我多少也替自己赎罪。我以为他可以同时支持柏金斯和我，也因此，我忽略信中提到柏金斯的部分。我显然已经犯下僭越的大错。

　　最近我再度告诉费正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尤其是读完他的近著《中国行》（China bound）以后。在他的新书中，解读中国历史的目的在于替美国的外交政策辩护。这种偏差导致史观过于肤浅，无法和中国问题的深度相提并论。我们可以说，中国这个前工业社会自行发展，最后就形成中国历史，但如果只站在学科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历史就会被迫充斥着只有西方学者才懂的批评。如此分析之下，中国的特色完全丧失殆尽。情势如此，我除了口头说说之外，无法表达个人对费公的感激。如果我无法出书，我就是没有影子的人。我不清楚费正清博士自己知不知道，他只要不去积极支持一项计划，出版社就会感到迟疑，不知是否要帮忙一位非正统的作者去找出“马丁·路德的九十五点主张”，且引用已故莱特教授的比喻。

　　1976年，哈佛仍然迟迟没有消息，我忧心忡忡，格尔怒气冲冲。我开始察觉，自己再度犯下滔天大错。“如果他拒绝写序，”内人仍然愤愤不平：“他应该退回文稿，至少写信解释为什么不能写序。”感恩节届临时，她建议我去哈佛找费正清谈。但由于亚瑟·莱特的先例，我了解到这些事牵涉到不同的层面。就个人来说，我仍然是肆无忌惮、自私自利的人，在这一番徒劳无功后更显得如此。如果我没有得到回答，原因就是不配得到回答。

　　那一年年底，我打电话给K，我说自己还没接到费正清的回信，并确定他那边也是音讯全无。这通电话确定《中国并不神秘》的第三次葬礼。我们达成共识，如果有一名权威强力背书，这项计划就可能复活。事实上，这份书稿显然已碰到三个好球：快速球、内角球和变化球。有时我很希望，我们的领域能像核物理学一样容忍修正主义，也就是说，领袖级权威人士的理论被地位较低的人修正时，不会觉得受到恶意的攻讦，至少他们事后可以维持友善的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就对公共事务的冲击来说，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不太亚于核物理。

　　长春藤联盟的精英同行宁可维持知识阶级内的现状，我理解这一点背后的逻辑，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想像金字塔底层的状况。如果他们愿意尝试，也许就会更同情我的奋斗。

　　华勒斯是我替一名我在纽普兹的学生所取的假名。他选修我的中国现代史课程时，大约是二十岁。他连续两星期缺课后，我建议我们应该谈谈他的课业。他既不是生病，也不是临时有事不能上课，他只是早就了解课程内容。国共内战时，他的叔叔人在中国境内，亲眼看到发生的一切。“国民党人腐败透了，”他语气傲慢。

　　“真是的，华利。我在课堂上提到我曾替国民党做事、但我无意挑衅，也许我们是腐化没错，但这个时期还有许多内容。我已经对班上的学生分析过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和后果。你念过指定教材了吗？和同学借笔记了吗？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

　　华勒斯这时反守为攻，他显然相当不高兴，但不敢看我：“国民党的军队抢走农民的食物和土地，和军阀没什么两样，如果这不叫腐败，那叫什么？”

　　“也有土地吗？”我很惊讶，自己居然这么有耐心：“没关系，华利。我希望你的学习能多一些内容。如果你想说蒋介石是军阀，没问题，许多美国人都这么想。但我教的是历史课，我希望你能进入历史中，即使你只能抓到皮毛，我也很欣慰。现在让我问你。翁文灏是一流地质学家。王云五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胡适是世界知名的作家和教育家。王宠惠是获得全球肯定的法学家，曾经担任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这些杰出人士都替蒋介石做事，为什么？为什么蒋的政府会以失败收场？除了腐败以外，你还能再举出其他原因吗？也许可以从组织的角度，有些地方出了差错……”

　　华勒斯仍然没有看我，眼睛不停转动。“我叔叔说，”他又说：“国民党人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其他什么都不关心。”

　　在这次讨论后，华勒斯来上了数堂课，之后又消失了。到学期末，他上课的时数约为全部的三分之一。我对学生宣布，如果他们满意自己的期中考成绩，可以用写报告来代替期末考，否则他们就必须考期末考。华勒斯来问我，是否可以给他Ⅰ（代表不完整）的成绩，因为他连期中考都没参加。我告诉他，Ⅰ的评等非常危险，除非在下学期的前六个星期内通过补考，否则注册组会自动把Ⅰ变成F，就是死当。但华勒斯坚持要我给他Ⅰ。他当然再也没有回来找我。这种例子层出不穷，无法完全避免，但数目应该可以减少。

　　如果我们没有任意宣扬这么多粗糙原始、简单容易、似是而非、彼此关系薄弱的观念，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中西方的不同，让学生产生组织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发挥历史学家的功能，提供较多推论，减少抱怨，把焦点放在如何重建历史事件，而非情绪化的面对历史事件，学生和一般大众就不会相信：一个道德指控可以抵上五年的学习。华勒斯的例子让我耿耿于怀。不论他的叔叔是谁，这位仁兄应该可以先读过中国历史后再冒充权威。他的侄子缺乏学习的意愿，被误导而相信：中国历史不过是一则《伊索寓言》。后来碰到类似情况时，我会劝学生退选，这次事件是部分原因。当掉学生不会让我有成就感。

　　由于哈格提时代对国际研究领域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期，纽普兹仍然吸引很多外国学生。有一次我们听说，一名校友变成某个国家的革命分子，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要查世界地图才知道。这件趣闻导致下列对话，发生于我和一名来自非洲新兴国家的学生之间：

　　“亚连，”我说：“我给美国学生评分，心中并没有太大的负担。这些分数会登记在成绩单上。理论上，较好的成绩会通往较好的工作，或是让他们申请较好的研究所，之后理论上也会有更好的工作。这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如果运气好，这些A或B可以转换成美元和美分。同样的，如果我给的分数过高，他们可能以后要付出代价，例如被开除。但这些都是假设性的状况，机会其实相当渺茫，我不必担心到失眠，应该不用吧？但对你们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你们并不是要找高薪的工作，而是要肩负领导者的角色。否则，为何政府送你们到国外念书，而且是送到美国？告诉我，你们有多少人享有这个特权？只有少数人或很多人？如果说现在站在我前面的是未来的总理或副总统，我也不会惊讶。但背后潜藏很大的危险，亚连。”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