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11)

新港，康涅狄格(11)

　　在8月3日那一天，我还向他建议，探讨中国思想家时，不应该把他们说的“善”和“恶”等同于西方哲学家的“存在”和“非存在”。对中国人来说，宇宙的存在是无法争辩的。一旦确定这项议题，传统的思想家运用善恶的基本概念时，无非是建构普遍的个人伦理标准。他们心怀极致简单的目标，希望能透过自然法来划分出可允许的范围，就此取代西方世界所有的司法复杂程度。西方人努力区别“合法”与“不合法”的行为，划分“合乎宪法”和“违宪”的举动。最近许多中国人宣称自己是革命分子，不同意他们的人是反革命分子，这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始简单概念。一切都考虑过后，我不太能接受新儒家是哲学家。只要他们的争论重点是西方的“宪法背后的更高法则”，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原始类比，视他们为宪法的法律学家。我从来不知道莱特的反应如何。我刚好把探讨李贽和明代新儒家的这一章放他桌上，请他指点。为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深深感激史景迁教授1976年9月3日的来信，离我与莱特教授的会面刚好相隔一个月。承蒙他应允，我在本书中引用三句话（见后文）来澄清亚瑟的观点。

　　我在8月3日拜访莱特时，对他处理《中国并不神秘》的不满已搁置一旁。《万历十五年》的撰写既然已近尾声，我非常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可以促进另一本书也出版。但我仍然不同意他的立场，我认为他不应以负面的力量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指出桌子后方一叠抽印本，是另一位知名教授的作品，指责中国领域的学术研究参差不齐。但我问他，为何这本书精装出版，另一本则是平装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射下他们。”他向我保证。

　　“我担心你射不下这么多，有些已经展翅高飞。”

　　后来他提议我们在他屋子内外走一走，我再度提起这个话题。我说，许多关于中国的错误观念广为流传，责任都在“我们”身上。“你和我都有责任。”我告诉他。

　　“我们创造出一个真空地带，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对极了。”

　　话题就此打住。当时我无从想像，这次对话的结束竟成永恒。如果玛雅·莱特说亚瑟喜欢我，我必须问她，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他。除了坦率以外，亚瑟也很信任他人。我们在他屋子内外散步时，他指出海那头的长岛海岸。他还告诉我许多他个人和家庭的小事。他有一辆跑车，那是他的乐趣所在，仪表板全都是铜制的。不知为什么，他已登广告求售，但他又希望没有买主会来，让他可以一直拥有这辆车。房子的财产税高到令人难以忍受，他可能会拆掉一个多余的车库，降低房屋的整体估价。时间过得很快，夏天就要结束，再四星期后就要回到课堂。我写下那天他告诉我的许多琐事，因为我深信，这些小事绝不会有损他的人格。所有的这一切，加上他对工作、朋友、学生和家人的尽心尽力，构成亚瑟·弗雷德烈克·莱特这个人。他充满活力，决心享受生活的每一秒和每一层面，而且也希望被如此认定和怀念。

　　我对他有特殊的了解方式，不亚于他的朋友。我们都喜欢工作和游乐，工作可能比较重要，但游乐更让人享受。我们都需要一些小小的物质，可以激起我们生命的火花，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提供娱乐，满足我们的突发奇想，讨好我们所爱的人。无论是百万富翁的游艇或私家喷射机，或者是平民的二手车或机器脚踏车，都有玩具的功能，很少人能够完全不需要。在确保这些物质上的需要时，我们大多会觉得，有限的资源无法符合不同的需求。在这些方面我完全同意亚瑟。他不以为耻而且没有理由觉得羞耻的事，我也没有理由让他引以为耻。我自己从来不曾想到要过僧侣的刻苦生活，禁欲大师的形象不曾吸引我，不论是做为崇拜或模仿的对象。

　　我自己对历史学的概念也认可物质方面的成就和欲望。也可以说，没有享受就没有历史。我一点也不想说，我现在的贫穷和道德有什么关系，甚至也不方便说。身为家计负担者的我，有时很难面对妻小。之所以发生这些事，原因就在于局势超越我的控制能力。如果我处于亚瑟·莱特的地位，我的行为表现也可能很像他。他的夸耀立即为他的谦虚所冲淡，使他显得更有趣，更令人赞赏。我对格尔叙述上述会面的细节，让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更动人的是亚瑟对待儿子们的方式。据我所知，其中有一位念桥堡大学（University of Bridgeport）。那天下午，这位干干净净的英俊年轻人在院子除草。亚瑟对他说话，下达额外的吩咐。“他们听吵闹的音乐，有时还带女孩子进房间，”他对我透露：“我不太喜欢这种事，也不知他们母亲如果在世会做何感想。不过我还是宁可他们在家里，至少我可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那天离开时，已过了下午两点。亚瑟走到车子旁，站在我身边道别：“不用担心，我会把李贽那一章撕碎。”他以开玩笑的口吻保证他会读完我最后一部分的草稿，并且会加以评论。这就是我的前辈兼批评家朋友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只剩八天可活。

　　一星期后，我到剑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去还书，格尔和杰夫也同行。我还替亚瑟办一件差事：到图书馆查阅隋朝（他的专业领域）特有度量单位的特殊定义。8月14日星期六早上，我们离开波士顿地区，决定犒赏自己，在周末到沙拉多加泉（Saratoga Springs）去度个小假。当天我没有看《纽约时报》，因此没有看到莱特教授的讣闻。我们赌马时输了一些钱，悠悠闲闲地回家，数天后我才写信给莱特教授，回答他提出的技术性问题。当时我还温和提醒他，我不曾忘记《中国并不神秘》。回答就是莱特太太的电话：“他很喜欢你，知道你要来访时非常兴奋。”

　　“我很难过，莱特太太，”我说：“你知道我们彼此怀有好感。”

　　我有幸受邀参加10月在耶鲁的追悼会，正好坐在费正清教授和牟复礼教授的正后方。现在我有更多理由将亚瑟·莱特当成已经失去的朋友，因为史景迁的部分来信（如上述）如下：

　　我想向你确定，亚瑟·莱特对你的作品非常有兴趣。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兴致勃勃地说，你认为晚明的新儒学欠缺想像力和完整性，他深感兴趣。

　　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悲悼他的去世。他是个温暖又亲切的人，尽职的学者，出色而负责的教师。

　　确定的是，耶鲁大学查尔斯·西蒙讲座的历史教授亚瑟·莱特，哀叹暑假即将结束，在生命中的最后八天的确花了时间阅读我的李贽一章。各种迹象显示，他已准备好要给我建议及鼓励。

　　莱特已逝，我于是重新修正《中国并不神秘》，希望能出书，这次是向费正清教授寻求协助和支援。如果这显得很不可思议，迫使我采取此一行动的情势更加匪夷所思。

　　1976年不只失去莱特教授。上半年周恩来死于北京，9月时则是毛泽东辞世。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四人帮”被逮捕。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虽然发生这些大事，纽普兹的中国研究却面临空前的挫败。由于经费的削减，亚洲研究系的全职教员从八位减成四位。我在劳动节前夕回到校园时，发现系主任已经辞职，回到他以前待过的政治科学系，是校内FTE较高的系之一。包括我在内的其余三个人都成为不属于任何系的教授。既然亚洲研究系已经形同解散，系上的学生要么转系，要么就转校。我无法从历史系得到帮助，他们要面临自己的FTE问题。历史系不可能欢迎我，因为我的FTE纪录不良，但如果没有任何系支持我，我的FTE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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