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

新港，康涅狄格(1)

　　就很多方面而言，1974年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其一是我想写的书《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被一家主要的商业出版社所拒绝。编辑K先生先前曾通知我，文稿“已被数人读过”，数星期后再与我联络。这些话听起来很有鼓舞作用。我可以合理推测，书稿已受到多家出版社的好评，否则不会动用多位审稿人。如果他天天相处的同事尚未决定，他也不必写信给我。很可能一切手续都已完成，草稿已被送到我的同行处进行评估。如果来信的反应是肯定的，我的书就会印上这家出版社的标志。

　　但数星期过了，最后的决定却是否定的。K先生还不怕麻烦地对我解释，他自己很喜欢这部书稿，而且“喜欢到极点”，认为这本书“以生动活泼而吸引人的方式，综合许多历史文化事实”，因此第一位审稿人表示反对时，他又找了第二位审稿人。等到第二个人也表示否定的立场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向权威的意见低头”。我很感激K提供的讯息。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而我自己也没料想到的是，他那封率直的信让我陷入多年的苦战。即使是我今日所从事的工作，也仍然和这场奋战有关。目前的这本书取材自没有出版的《中国并不神秘》，虽然两者风格和格式并不相同，但仍是K先生立即确定并欣赏的大历史手法。

　　出版《中国并不神秘》对我很重要，原因倒不在出书可以带来盛名，而在我需要出书给学生阅读。我在英国住了一年后，发现自己在课堂上的表现不及以往有效率，原因之一是我和教材间的意见差异愈来愈大。中国有十个主要朝代，至少十二个次要朝代，已经让学生晕头转向。然后我再告诉他们，所谓的动态循环理论只有相对的价值。这个理论主张，各朝代都是因为财政秩序上轨道而兴起，因为财政秩序走下坡而没落。但基本上来说，中国历代的“帝国”架构并不相同，运作的原则彼此差异，灭亡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绝对不是“有势力的家族维持免税状态，小人物负荷过重”这么简单的观念可以解释。

　　一个国家不可能重蹈覆辙无数次。但困难之处在于我常常抵触教科书作者的观点。到了民国时代，我的立场更艰难。我只能劝学生，不要落入“我不太喜欢蒋介石，他太贪污”或“我也不赞成毛泽东，他太残忍”等窠臼。这些都是读者对历史不假思索的反应，并不是历史本身，而历史远远超越我们的喜欢或不喜欢。我对学生解释，为求了解国民党治理期间的贪污和共产党的坚忍性格，我们必须掌握事实：中国的现代化，牵涉到从文化导向的单位转型成在经济上可以处理的政治体，历史上没有前例可循。如果学生愿意，可以运用迪士尼的幻想力，先想像一尾鱼把自己变成一只松鼠，然后再变成一只鸟。动荡时期政权的移转，当然不能和哈定、格兰特或其他总统任内的阶段相比较。

　　比较理想的状况是我自己出一本教科书，但这需要多年的准备，而且我也不敢确保成果一定比现有的书来得好。基本上来说，问题牵涉到历史观。我最不满意教材的组织架构，史实的选择缺乏连贯性，虽然有许多故事，但没有头绪，反而让人分心。整体来说，这些材料并没有直接传达一个让人信服的主题。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作者并没有时间去研究主要参考资料并加以消化。如果能有望远镜般的视野，就可以补正这些缺失。因此，我预计将《中国并不神秘》当成辅助教材，而不是用来取代教科书。如此一来，也可以减轻我讲述史实的负担。我以短句的形式来写这本书，五万字的内容分成一百三十八段，从秦始皇统一帝国到当代为止。该书和本书一样采取技术诠释的方式，我认为其中的观点都超越党派之争。

　　正如我所担心的，书稿被退回后，其他家出版社也都没有兴趣。其中当然没有阴谋可言，但书的格式和内容都太不寻常，唯一的诉求对象是本身对题材也稍有涉猎的编辑，才能够肯定作者的研究方式，并且可以热心到独排众议，充分掌握出版社的资源来出版这本书。别人劝K先生放手不管时，我甚至找不到愿意稍加考虑的出版商。1975年年初，我又将文稿加以修正，同时我几乎把它当成我上课的演讲稿。我把草稿给富路德博士，他读完后指出两点技术上的错误，但仍然予以肯定。我又拿给德克·博德（Derk Bodde）博士看，他也认为应该出书。他们的认可让我更难忍受挫折感。如果没有出书，我无法向学生充分解释我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我的讲课异于他们所阅读的内容时，初学者的他们很难抉择。我也担心，部分学生认同我的观点后，将来转到其他学校或到别处追求更高学位时，会遇到严重麻烦。

　　富路德天性慷慨，但他如果觉得一本书基本上立论薄弱时，并不会认可其出版。他对别人的确称赞多过批评，如果情况许可，他宁愿保持沉默，不愿主动提供意见。但如果情势要他直言，他不会退缩不负责，有时他也会发表非常负面的书评。我认识博德后，他已从宾州大学提前退休，到剑桥埋头于自己的著作。他对中国古籍的知识即使不是西方世界的唯一权威，无疑也一定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在他的无数著作中，有一本《北京日记》（Peking Diary），是他对1949年共产党占据大陆的亲眼见证，使他的学者生涯能近距离接触中国最近的发展。德克出于礼貌和谦虚，也跟着我称李约瑟博士为院长。

　　在他和妻子嘉莉亚（Galia）坚持下，格尔和我都必须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但他清楚划分私人敬意和学术标准间的界线。他总是一针见血，如果心中有任何疑问，他会毫不犹豫地好奇发问，就像《六十分钟》中的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一样。他直言无讳，有时说话的力道很重，以致每个音节都加以强调。他告诉我，虽然他只看过书稿的前面数章，但他相信我的概念很对。如果编辑来请教他的意见，他会小心评估后再反应。

　　书稿被拒绝后，我又写信给K。1975年夏天，我第三度前往英国前夕，我鼓足勇气请他再考虑《中国并不神秘》。我强调，他的审稿人批评文稿“不平均”，其实是出自西方学者的弱点，不是我的错。由于目前的博士论文格式使然，学者任意选择一些主题作为他们的专长领域，让大块区域无人处理。如果有人尝试连结所有要素，就会被指责为将不熟悉的名词、过度探讨的领域、甚至陈腐过时的观念全混在一起。我告诉他，我试过把修正后的文稿传授给大学生，因此相信这本书是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我求他再看一次修正过后的书稿。最后，我列出五位最知名的权威，他们的见识可能胜过他的审稿人。这五人是富路德，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博德，宾州大学的名誉教授；亚瑟·莱特，耶鲁大学教授；崔瑞德，剑桥大学教授；比尔·简纳（Bill Jenner），里兹大学讲师。上述人士都享誉全球，可能只有简纳例外。但比尔曾住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下的中国多年，曾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翻译成英文，而且最近还着手英译《洛阳伽蓝记》，恐怕没有几个美国人读得懂这本6世纪时的中国古书。他比其他人都年轻，可以增加我名单的多样性。

　　K先生的回答显示他对我作品的浓厚兴趣，但也透露他不看好我的计划。他没有直接回绝我，只表示他觉得继续追究没有太大意义。他完全了解我的感受，因为他自己“曾充分讨论过出书计划，并且也思考了一阵子”。问题在于，我提出的“杰出见解混杂可疑或备受质疑的观点”时，我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威望足以让我的见解过关，我的综合与概论势必会引起尖酸刻薄的攻击，没有一家出版商能视若无睹，因为销售可能首当其冲。他承认再读我的修正版本并没有害处，但还是看不到被接受的可能。他还透露最令人吃惊的消息：其中一位审稿人正好名列我的五人名单上，而且那个人的意见是“强烈否定”。

　　这个讯息让我不敢置信。事已至此，我无法再退却。我的好奇心很难满足。既然K在来信中同意再看一次修正后的版本，我决定寄《中国并不神秘》的修正版给我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并附带一封信，对他们解释书稿的内容，如果我未来的出版商请教他们，请他们能直接回应。我又寄一份修正稿给K，顺便告知此事。之后我就展开横跨大西洋之旅。

　　编辑K没有再采取任何行动。但有一个夏日清晨，一封从康涅狄格州新港的信寄到英国剑桥。亚瑟·莱特教授写信“招认”他是《中国并不神秘》初稿的“裁判”之一。他的反对理由是“在一些醒目出众的论点之后，紧接着近乎传统的观点”。这番评价让我惊愕莫名。老实说，我应该将这句话视为赞美，而不是视为不够资格出书的原因。事实上，这正是我尝试的方向，而且也是编辑为何一开始就感兴趣的原因。在我和K的通信中，我们恰好认定这是事实。亚瑟·莱特是耶鲁大学查尔斯·西蒙（Charles Seymour）讲座的历史教授，也是五本中国历史书籍的编辑，当然知道这是唯一能改进历史观的方法。就像撰写新传记时，不必更改研究对象的出生年月日，也不用改变子女的名字。

　　我只见过莱特教授两次，时间都不长，而且都在公开场合。有一次是在《明代名人传》计划的会议上，是在纽约举行，前一天刚好是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另一次是他受邀到瓦萨学院演讲，会后接着欢迎会。我和他说话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五分钟，但我深深觉得，他对我很友善。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指导教授约翰·霍尔后来到耶鲁，他告诉我，莱特教授读过我的部分论文，这实在很不寻常。法兰克·奇尔曼（Frank Kierman）和费正清合编的《中国的战时作风》（Chinese Ways in Warfare）出版时，《亚洲研究期刊》的书评编辑很难找到书评者，毕竟这本书上起公元前，下至16世纪。莱特向编辑建议由我来写，后来果然是由我写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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