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11)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11)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开门见山地提出观察所得：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项运动，具体且无可逆转，有时间表可言，从世界地图上也可观察出前进路线。我们同意，为了让资本主义运作，社会必须体认到，财产权是绝对而至高无上的，凌驾皇室特权和传统的道德观。就技术上来说，资本主义牵涉到将商业法应用到农地的运作，以致全国经济的所有层面都能相互配合，结果导致整个国家都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在种种条件之下，这个运动势必起源于近海的小国家，之后才拓展到大国、内陆国家和传统色彩较重的国家。

　　这个见解让我们观察到，意大利的城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摇篮。威尼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帝国和教廷的冲突造成权力真空，让威尼斯实际上已是独立王国。陆地上的农业收入向来不曾成为经济的主体。由于城市里的水是咸水，大规模的生产并不切实际，但相当有利于打造船只。城里的贵族纷纷领年金而退休，而奴隶和移民劳工可以解决劳力问题。威尼斯还能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呢？一位现代作家称威尼斯是“没有领土的城市……政府是股份公司，总督是董事长，议会是董事会，人民则是股东。”这个城邦不需要努力面对教会法庭、领主权利、商业同业公会、君权神授、不成文法或甚至议会代表制等问题。它只要遵循自然本能，就可以成为横行海上的商人。货币管理是特色，也是业务，而两者都需要资本主义化。但正由于缺乏生产基础，这样的资本主义无法持续。威尼斯注定只能称霸一时。

　　北方的文艺复兴取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荷兰也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最先进的贸易国家。宗教在此地成为争议所在，西班牙的宗教大审判盛行，资本和技术劳工被迫流向尼德兰。尼德兰接受挑战，善加利用这一事实。除保险、银行和运输业以外，他们还长于冶金和布料产业。香料贸易的管理更接近于垄断的地位。农业部门和经济较为进步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必须靠邦联和地方自主权来加以化解。荷兰一地的人口就占全国三分之二，独立后更贡献全国岁入的四分之三。事实上，荷兰原本是独立的城市，和其他市镇结成永久的联盟。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国家愈大，农业的比重愈高，问题就愈复杂。紧接荷兰之后，英国也符合上述标准。英国的财富和土地息息相关。英国的出口产品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羊毛。食物有时还要依赖进口。现代化肇始之初，国家必须进行重整，以便跟上时代的脚步。在地中海国家称霸的巅峰期，伦敦伦巴德街上的意大利银行家简直自成租界，意大利人享有治外法权。这些银行家提供羊毛生产所需的融资，预先借钱给生产羊毛的牧人，资金来源则是准备汇回罗马的什一税。到13世纪，英国才开始进行外贸。然而，数百年后，英国仍然落后荷兰人和德国人。直到18世纪，伦敦的保险公司才取代荷兰人，开始承保自己国家的船运。这些发展不免排挤古老的英国土地租约和传统的不成文法。传统不利现代商业交易，而且也是资本形成的障碍，成为国家问题无法解决的原因。

　　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国家合而为一。条件所以成熟，是因为已经历数十年的动荡不安。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更是有力的证据，以布罗代尔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等于国家。国会通过法案后，英格兰银行拥有一千多名股东，其中国王和王后都以私人的身份投资。这些股东成为国家的债权人，银行未来的收入得自进口税和烈酒税，作为发行长期债的担保。银行有权创造和管理钞票信用。对于这样的机构，没有评价可以高于加尔布雷斯教授幽默的类比：“在各方面来说，它之于钱就像圣彼得之于信仰。”

　　要说明私人资本在公共事务扮演何种角色，莫过于英格兰银行成立不久后执行的第一项重大任务：政府要求银行汇两千万英镑到法兰德斯给马伯罗（Marlborough）的军队。任务当然一点都不简单，不是开张支票，再到比利时兑现即可。当时没有对等的机构，银行也没有设置分行，可动用的现金甚至无法达成要求。所谓的“汇款”，就是由银行董事们亲自渡过英吉利海峡来执行。他们事实上抵达马伯罗的军队所在地，向全世界宣示，伦敦的商人押宝这场战争，以他们的性命身家来支持英国军队。其后五年，凭借说服和保证，他们和欧陆的无数公司达成协议，将这些公司的信用和资产转成战略物资。代理人被派到卡迪兹、马德里、来亨、里斯本、奥波多、日内瓦、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事实上，新的银行法人组织欧洲的商人联盟，击败法国。

　　另外一项和这一连串事件有关的事实是，这时经济中的农业部门已整顿完毕，货币管理可以普及于全国。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拥有相当多的土地产权，由此即可见其一斑。英格兰银行被视为辉格党的组织，借银匠的进款和政府的计数账（相当于今日的短期公债）取得资金，托利党提出相抗衡的主张，提议成立“土地银行”，希望靠不动产取得资金，股东可以享受立即信用的便利，但仍然可以保有和使用不动产。这个提议没有成功，因为辉格党在下议院占多数，不乐意见到新的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竞争。这次事件仍然显示，抽象货币的概念正方兴未艾，同时农业持有和农场运作已经和其他商业行为地位相当。最后，不过才数十年后，制造信用的机制已经就定位，小地方、乡郡和苏格兰的银行数目不断繁衍，伦敦也出现私人银行。

　　总之，我们指出，促成资本主义的繁荣要件有三：

　　私人所有权的信用扩张，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设施的整合。[1]

　　说的当然比做的容易。事实上，要实施这些条件时，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能够执行特定法规，以确保其实行。在达到这一目标前，全国上下人心必须有所改变，上到当局，下到公民，都必须要接纳新思想。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商业化必须进行重大调适，才能配合社会的资本主义运动。如果没有外来的压力或甚至暴力，很难达成上述的状态。阶级斗争和新教伦理并非毫不相关，只不过不是问题的主因。

　　就我所理解，资本主义的优越不在其道德价值，而在其技术优势。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随着经济成长和扩张，分工就像连锁反应和螺旋动作一样紧接而来。我可以举一个周遭环境的例子：

　　纽普兹位于开兹奇尔山脚。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食物价格飙涨，我们和邻居都试着在自家庭院中种青菜，但行动并没有很成功。土壤中有太多页岩碎片，投入许多心力和昂贵的肥料后，成果简直无利可图。这时我们才了解，为何村落外有成亩成亩的苹果树。这就是自然经济的力量。这些苹果园的主人向银行借钱，只要一通电话，挖地工具就送到门口。土壤分析和害虫防治都由专家在实验室中研究。只有果实需要用手采，在收成时就由一车一车运来的移民劳工来摘取。邻近公路和有效的卡车运载系统是整个作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成堆成山的苹果必须尽速送走。在这方面，华盛顿和奥本尼的政府可以说是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负责执行相关法规，以顺利推动和保护经济活动的所有层面。经济活动的基础是财产权的原则，不过有时必须衡量私人和公共利益孰轻孰重。在多元化的农业之下，纽普兹靠特殊产品而享受到好处。

　　如果在中国，又会如何呢？我深信，大部分的农地会用来种谷物。从开垦田地到从河流引水灌溉，在在需要许多人力，我可以想像出农耕的利润有多微薄，而小规模农作又抑制机械的使用。这也许可以解释中国为何人口过多又普遍贫穷。但许多书籍和文章不提出技术改善的建议，却反而指出，一方比较富裕是因为决定较为明智，在道德上比较优越。这些都使讨论回归本章的第一段。西方国家把农民藏到哪里去了？

　　摊开来说：纽普兹没有农民可以隐藏，但也不可用苹果园来引发道德议题。这个村落最早的开拓者是法国的休京拉教派，抵达的时间相当于英格兰银行在伦敦开张。他们发现整个地区都没有人居住，因为当时从赫逊河到德拉瓦河的这一块区域被称为“新凯撒省或纽泽西”，企图吸引宗教异议分子来开荒。中国当时已经进入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正值康熙帝在位。他是全世界有数的明君之一。西方旅行家在游记中已经提到，中国人口密度已经相当高，但康熙帝仍希望自己的领土充满更多子民，下令冻结人头税配额，以鼓励人口成长。政策规定每个地区都能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完全符合同质性和一致性的要求，这也是自然和习俗相互作用的结果。时至今日，已无从辩解这些行动。但难以想像的是，今日高谈“自由选择”、拥抱东西方的人士，竟然可以无视于这些相关的背景条件。他们认定中国所拥有的许多选择，其实只存在于他们的假设中。

　　在剑桥，我克服车辆靠左行驶的胆怯后，便常在周末租车去乡村旅行。林肯附近绿油油的田野都排成棋盘式的图形，为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所盛赞。我看到这番景象后，对田园般景致背后的组织逻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为了创造这种整齐的风景，难怪当代人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我卜居剑桥的同一年间，我再度收到家妹粹存从中国寄来的信件，在此之前的十年，双方音讯完全断绝。一年后，她搬到桂林，在寄来的部分明信片上可以看到，广西的稻田呈长条式排列，和我在英国乡村看到的景象有类似的感觉，虽然两边的地形不完全相同。之所以相似，是因为都必须合理化使用农业用地，作为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步，不论所有权属于私有或公有。田地必须能丈量、能形成整合的单位，才能在法律及财政上予以计算。如果在17、18世纪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到20世纪仍必须完成。

　　1978年，李约瑟博士将办公室搬到目前的剑桥布鲁克兰兹街。有一次我们又提到这个主题，当时还有两名研究生提姆·布鲁克（Tim Brook）和格雷哥利·布鲁（Gregory Blue）在场。我忽然说：“公社是圈地。”我常乱说英文，这次也是，说的话传递讯息的本质，但常省略一些连接词。我的原意是，为了多元化和提升农业经济，中国人已发现，必须在农业公社下整合零碎的可耕地，效果和英国加强圈地法案一样。意外的是，院长此时的情绪也一样兴奋，立刻同意我的话。“公社是圈地，”他也如此说。

　　我们似乎都把这个主题当成数学公式，因为已经研究了很久的时间，因此一旦找到结论，发现头尾可以相连，就会感到莫大的高兴，其间牵涉到加加减减的机制再也不重要。在这方面，院长其实和我讲同样的语言。

　　[1]译注：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作者则是诠释成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包括以下三点：一、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二、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任用；三、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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