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10)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10)

　　我大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开国之初，因为当时将退缩的精神加以制度化。在税法和政府财政方面，明代帝国将自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中。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局势有所变化，需要一连串的预算调整，但明代却无法回应需求，导致改朝换代。但我如果将明清两代和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相比较，结论将大为不同。由于各朝代无法未卜先知，只能尽力避免前人的错误。接受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之后，我更加相信，地理具有长期的力量，可以影响人类事务。

　　1973年以后，我们又造访剑桥三次，分别在1974年秋、1975年夏及1978年夏。1974年是我留职留薪的休假年。我们几乎用光积蓄，将旅程扩展到欧陆，包括科隆、波昂、法兰克福、维也纳、萨尔斯堡、茵斯布鲁克、威尼斯、罗马、拿坡里、庞贝、日内瓦、里昂和巴黎，最后才回到英国。我们不曾后悔这次欧陆之行。旅行时，一定要抓住立即的机会，因为机会可能稍纵即逝。我们不知道这趟旅程对杰夫有何长期影响。但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从这次经验中得到充分的教育机会。不久前富路德博士发表一篇文章表达他的不安。他说，许多年轻人研究中国，却不曾到泰山的阶梯去试脚力。

　　我们看到莱因河畔的城堡时，才更加体会他的意思。“看，每两三英里就有一座城堡，”格尔说。也许没有那么多，但山上的城堡和城垛最能说明欧洲的封建制度。在这套制度中，地方分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牵涉到深厚的战士传统和私人形式的政府。虽然读过许多资料，但还是要亲眼目睹，才能确切想像出其运作方式。正如卡尔·史帝文生（Carl Stephenson）所说，谁控制山顶，谁就控制底下的山谷。欧洲因此和帝制中国大相径庭。在中国，中央集权是主调，公共部门是政府的重心，官吏建造庞大的城墙，打算以全部人口抵挡敌军的围城。他们攀登泰山以习惯“小天下”的感受。

　　在成堆的砖石前，很难主张某一方的道德比另一方优越。如果一定要谴责，对象应该是人类共有的好侵略天性和好战倾向。观光和大历史一样，可以穿透许多扭曲的诠释，带我们更接近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因此我们相当羡慕能亲眼见到西安兵马俑的人。这些人俑清楚透露，中国的中央集权完全不同于西欧的地方分权。由于两方都受限于地理和相关因素，其实没有一方有真正的选择自由。封建领主以城堡巩固地位时，同时也授予市民自治权。他们无法预知，我们今日所知的公民自由就此埋下种子。中立的观察家可能指出，到唐代或甚至宋代，中国统合的司法制度胜过封建欧洲各地零散的法庭。在当时的欧洲，国王和贵族间的僵局必须由法理学专家来仲裁，地牢及用严苛考验来判罪也是当时的产物。但现代的司法独立和陪审制度却脱胎于中古欧洲，而中国今日的法律制度在很多方面仍然近似唐代和宋代。如果历史是科学，和其他分支不同之处在于，历史直接牵涉到时间，只有天文学有类似的状况。

　　英国没有很多山让游客锻练脚力。便利的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古迹都可以在半天内开车抵达。如果你参观雀兹渥斯屋（Chatsworth House）或隆利特屋（Longleat House），你可以亲眼观察昔日私人所控制的农业财产。在伦敦北方有一个小村圣阿尔班斯（St. Albans）。从历史上来说，这个小村可以说是埋葬英国庄园时代的地方。我们得知，在黑死病之后，整个地区人口大为减少，剩下的农奴就摧毁庄园纪录，因此得以解脱农奴的身份，重获自由，而且逃过惩罚。但今日整个区域都已都市化，小村庄几乎为大都会的一部分。剑桥西方约二十英里处，有一个村落圣尼欧兹（St. Neots）。这个地方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算是英国现代内陆贸易的摇篮。

　　在伊莉莎白时代，一位地方乡绅了解此地的重要战略位置。他清出一片地，设立谷物市场，开始向商人收取摊位税。事实上他无权征税。但市场就坐落在乌斯河（Ouse River）上，到邻近地区的交通十分便利，从贝德福郡（Bedfordshire）各地、封廷登及剑桥来的大麦农人照样付税金。最后这个冒牌货还把他的“权利”出租给下一个企业家，自己就退休了。这个案例证明，资本主义不需要经过阶级斗争也可以取代封建主义。在这个例子中，一位有远见的冒险家可以善用旧制度涵盖不到的空间，在其他人还没发现前捷足先登。这起事件还说明，私人管理如何侵入公共领域。李约瑟博士和我得知此一掌故后，他就载我到圣尼欧兹，两人仔细研究这个地方。院长站在乌斯河边，听任夏日的微风吹乱他略长的华发，动也不动。他站了很久，凝视着河水，陷入深思，仿佛等待另一艘谷物船开过来。

　　我们为何对西方的发展如此有兴趣？原因还是和我们对中国的兴趣有关。我们两次约略爬梳帝制中国历史，一次是为了土地租约，另一次则是货币管理，因而发现，中国非常强调大规模公共利益的基本项目，甚至仰赖简约设计和做假，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体系。就历史背景而言，无需多做解释也可以了解，中国完全错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但正如霍莫·达布斯的讽喻所显示，我们无法证明鬼并不存在。为了证明中国所欠缺的内容和过程，我们必须到资本主义兴起的地方研究其成长和发展。我们朝这个方向寻找资料以满足好奇心时，发现许多让我们迷惑之处。

　　如同墨利斯·陶蒲（Maurice Dobb）指出，在这个题材上的现有文献可分成三大派学说。一是马克思。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正是差异所在。以前是农奴在农地里辛勤工作，但后来变成产业工人出卖劳力给工厂老板。第二派学说是以马克斯·韦伯和通尼为代表。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宗教有关。新教激励资本主义者的精神，心理的提升又创造出新类型的文明。第三派学说没有特定的代表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货币经济。陶蒲认为，最后一派最没有说服力，因为如果采纳上述定义，事实上可以包括最原始经济以外的其他所有经济体系。

　　李约瑟博士和我认真检视这些资料，翻阅所有可以看得到的相关书籍，但没有一个单一文献符合我们的需求。举例来说，马克思处理历史的方式太过格式化，甚至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很难自圆其说，例如：现代中产阶级社会是“滋生于封建社会的废墟”。单是这个句子就让我们分心，无法专心研究介于圣阿尔班斯和圣尼欧兹事件的两百年史事。如果我们承认中产阶级社会取代“摇摇欲坠的封建社会”的确是“很快的发展”，同样无法解释雀兹渥斯屋和隆利特屋的前因后果。我在学生时代曾读过韦伯和通尼，发现他们很具启发性，这看法迄今不变。但历史的概念主题并非将突出事件加以摘要即可。

　　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无疑有所贡献，但新教并非资本主义的起因或独一无二的因素。资本主义早期的提倡者来自意大利的城邦，他们是天主教徒。另一方面，荷兰早期的喀尔文教徒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也就是说，这两派学说都因为过度执着信念，而违背我们发现事实的目的。他们无法让我们的眼光踏实。他们在解说资本主义的历史源起前，就开始进行道德分析。因此，虽然陶蒲警告在先，我们还是要从第三派学说着手。由于我们已相当了解中国经济史，具备的优势大过先从西方经验起家的学者。我们知道，使用货币不一定导致货币经济。就像中国的宋朝，许多货币以双边流通而非多边流通，但并不具备货币经济的特色，更不用说将中国提升到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

　　这番寻找带来挫折又有趣的经验。例如，我发现许多马克思学者不曾读过《资本论》的第二部。如果他们读过，写出来的内容会大为不同。即使在剑桥，也很难找到《资本论》全三部的完整英文译本。后来我从当地书店买到一套，是从苏联进口的。我也觉得韦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很有意思。有时他像是画家霍加斯撰写内容一再重复的散文，有时又像萨克雷厌倦写小说，改行写起非小说。

　　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主题最有贡献的学者无疑是弗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我特别欣赏他提出许多一针见血的总论，其中之一是“资本主义只有和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资本主义就等于国家。”这句话就像锋利的刀刃，一举切开大部头的历史。（不过，布罗代尔教授对中国的相关情况理解错误，史景迁教授已于《纽约时报书评》中指出，但这和本文主题无关。）我对他的“总体历史”只有两点反对意见：首先，他详尽列出历史事件，却忽略时间的先后顺序。其次，他的重点放在欧陆，不同于我的观察。我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海洋文化。举例来说，即使根据布罗代尔的上述标准，资本主义在法国生根的时间也远落后于英国。

　　我们在这个主题断断续续努力数年后，决定发表研究成果。李约瑟博士和我再度联名发表专文，是篇简洁的两万字概论，注释有两百六十八则。为了准备这篇专文，我们参考八十二篇著作，其中大多数是专家写的专论，其中有许多分成多册。无可避免的是，这篇文章可能招致批评，说我们找来这么多次要参考资料，只不过是说明门外汉的观点。但如果此文可以达到填补知识鸿沟的目标，我很乐意被指责越界。以李约瑟对西方的认识，在发表文章前，他还是请多位这方面的专家来阅读草稿，其中有一位是计量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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