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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6)


  后来我们和隔壁家的美国夫妇比尔·奇恩(Bill Keen)和莎莉·奇恩(Sally Keen)讨论这件事。他们比我们早来一年,他们也同意,英国人对握手的态度显然比我们认真。李约瑟的说法清楚显示,握手带有仪式的作用,不能漫不经心去做,身为院长的他也无意破例。

  和许多外国游客一样,我们觉得这类习俗很有意思,有时感到困惑,有时甚至哑口无言。坐在K-1的我有时不禁想到,这个地方实在很奇怪。学院的内门又厚又宽,石阶因为多年使用而出现了细槽纹。整座学院半像修道院,半像现代化的商业办公室。K-1还有一个小房间,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一张宽不及三英尺的床当额外的书桌使用,置放一些新书和期刊的抽印本,空间还没填满。卧榻和周遭环境显示,早期修道士在此起居时,过着简陋的生活。在另一边,面临国王大道的楼面设有承溜口,承接屋顶的雨水,避免直接流到墙壁上。在屋顶上飘扬着凯思学院的院旗,旗上有黄、绿、黑三色的盾徽。但越过K-1后,走到院自治会秘书办公室中,可以看到电动打字机、对讲机和复印机。从建筑的一侧走到另一侧时,有时会觉得石阶仿佛带我穿越数百年。

  有人会说,将对比加以混合就是剑桥的特色所在。就我的观察,此地炫耀招摇的明显迹象首推学院的晚宴。集合在食物之前,是所有人类社会的重要社交功能,剑桥恣意强调此一功能。在凯思的每一学年,每位研究员至少要有一次受邀参加院长的自助餐宴,他们的妻子也在受邀之列。每位大学生则在求学期间要被邀请一次。有时李约瑟博士和夫人花很长时间做最后的润色,将外来的访客列入来宾名单中,人数想必超过两百名。他对我解释,学院款待宾客的预算相当充分。自助餐宴每学期都办一次。

  此外,院长还举行正式的夜间派对,欢迎来访嘉宾。无论是自助餐宴或正式晚宴,食物都属一流。餐具全都纯银打造,餐盘印着学院徽章,金边闪闪发光。桌布刚浆洗过。葡萄酒的供应源源不绝,让我想起早年在东京的外交使节团。院长的管家同样穿着正式,像木头般笔直站着,宣布“晚餐已就绪”时,让人觉得一切都是为了完美的演出。

  剑桥的气氛在黄昏时最容易感受到。教堂钟声响起,穿戴方帽长袍的研究员和大学生穿梭在巷弄中,急着赶路赴约,中世纪的氛围在薄暮时刻完全显露无遗。要欣赏剑桥的风格和水准,你还可以观察任何学院的门房。他们总是穿戴深蓝色的厚重哔叽西装,胡子刮得一干二净,全身修饰得一丝不苟,皮鞋闪闪发亮,简直就是自成一格。他们显得如此尊严气派,让你不禁迟疑,不敢开口请他们替你提行李或叫出租车。

  但剑桥也有另一面。凯思学院有一名特别研究员,而且还相当资深,平日以小摩托车当交通工具。他到达学院时,头戴安全帽,脸上架着护目镜,工作手套直抵手肘,裤脚反折,让人很容易颠倒他的职位,把他当成仆役。我们把K-1和K-2纯粹当研究室使用时,也有人把类似设计的房间当套房用,吃住、工作和召见学生都在同一个地方。在观光客看不到的走道上,有时可以看到脏的床单和枕头套,等待女佣拿去送洗,有时则是空的咖啡壶、装着碎面包屑和蛋黄痕迹的盘子,等着被送回厨房。

  即使摆阔,剑桥事实上还是受到不景气的冲击。教职人员的薪水和津贴无法随着通膨的速度调高。我们眼见教授穿着磨损的衣服,衬衫的领口都磨坏了。我们和任教职的邻居聊天,他们设法了解美国和加拿大的就业情况。有些学者已经搬走,他们并不是急着舍弃工作,以追求更高的薪水,而是在英国很难让他们达到收支平衡,尤其子女还就读私立学校。

  如果这一切都显得矛盾混淆,我们还没探究到背后的组织架构呢。我们像许多外国游客一样,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何谓学院,何谓大学,两者有何关系等等。我刚到剑桥不久,就问过李约瑟博士:“学院是什么?”

  “基本上来说,”院长只是简单回答:“学院是宿舍。”

  但这个答案只对了部分。学院不只是宿舍,还是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学院是自治体中的小自治体,拥有不动产及股票,研究员(有些还是终身任命)有权领取收入的“分红”。研究员是导师、是研究人员、也是行政人员,他们是大学的“主要劳力”。顶尖的人员则被称为“特别研究员”。学生并不是由大学给予入学许可,而是由学院筛选、面试和认可。许多相关资料都见于《剑桥大学手册》,我们到时已印行第六十二版。但印在纸上的一行铅字照例不会留下深刻印象。在凯思学院,我必须亲眼见到学生在办公室外等待面试的紧张模样,才了解实际的运作情况。

  另一方面,就整合的机构而言,大学简直不存在。大学本身甚至没有大礼堂,大聚会就使用国王学院的礼拜堂。大学任命教授、设立学系、充实实验设备、举办综合演讲,以及管理图书馆和博物馆,但所有人员和单位都散置在大学城的各个角落。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持一致的标准。学生可以经由和导师的讨论,选择大学开设的任何研究主题,但只有大学能决定学生是否能毕业。学生获得学位前,必须先通过大学主办的“优等考试”,内容和所选课程息息相关。所有课程和学分规定的问题就此定案。

  如果游客多花一些时间研究剑桥的历史,就会发现,学院初设时,事实上无异于托钵修道会。有时学生穷到必须上街乞讨食物。但后来学生也一度非常富有,连当他们家教的特别研究员都因此很有钱。方帽长袍是今日学界的制服,但事实上代表的是现代改革,希望恢复古代修道会时的风格,因为其间学生曾蓄须、带长剑、穿军服,不一而足。剑桥也不是始终如此保守。它的现址是怀抱远见和雄心的人所创设的,其中包括亨利六世。工程的执行本身就是动人的故事。亨利六世在15世纪下令整修国王学院的用地时,无数房屋被拆除,干道要重新定位,通到剑河的路要重新规划,让商人可以在新指定的地点装货卸货。年轻有为的创办人主持破土大典后才八年,国王学院礼拜堂就已完工,目前仍然是栋崇高的建筑,发挥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还无法加以取代。后代的学者必须接受早期建筑设计的左右,因为先人宏观的视野难以轻易抹杀。

  我于1972年到1973年卜居剑桥期间,三个学院——克莱尔(Clare)、国王(King's)及丘吉尔(Churchill)——已经决定让男女同班。这是比乍听之下更具革命性的举动,因为正如李约瑟博士所定义的,学院“基本上来说是宿舍”。在此之前,另外三个学院——葛顿(Girton)、纽翰(Newham)和新堂(New Hall)——已经决定只招收女生(现在仍是)。凯思学院投票决定仍只收男生。但在李约瑟博士担任院长的期间,院自治会开始有学生代表,是数百年来的空前创举。“我很担心,”院长对我透露改革后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他们也许有不当的举止。但后来一切顺利,他们穿戴方帽长袍,相当自制。”这个一度被视为极端分子和左翼分子的人,居然说出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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