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5)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5)

　　也因此，中国思想家开始强调下列数点：

　　首先是对所有人进行伦理诉求，要求大家降低自我，减少个人及地区利益，支持全国的普遍利益。国家最关心的是所有民众最低限度的生存，而不是较高的生活水准。对同胞的责任比自己的权利重要。因此管理的基础虽然广大，但同质性相当高。

　　其次是将社会习俗当成自然法来遵行。几乎在所有阶段的帝制时期中，男性优越、尊敬长者、平民敬重读书人等都写入法规中，其优点就是地位有别得到普遍的认同，社会的赞同更强化王朝的统治。今日仍可感受到残存的效果。

　　第三点是强调以概要的手法处理大问题。如果将同样的管理模式应用到美国，密西根可以被视为另一个长方形的州，地图上的海岸线可能被画成直线，就和怀俄明州的边界一样直。从加州和蒙大拿州到华府的距离同样被规定为两千英里，威斯康辛和密苏里到华府则是一千英里。土地和人口资料都不是以确切数字登记，而是可以分类编组的一般概念。由简单算术公式导出的预设计划可以放入法规中，强迫人口和当地社群去调适，就像穿上统一设计、尺寸选择有限的成衣一样。李约瑟博士比较东西方数学时得到如下结论：欧洲的数学强调几何，中国的数学以算术和代数为主。此处也许需要稍做说明。我们今日掌握的几何知识是源于古埃及人。每年尼罗河泛滥以后，古埃及人都必须重新计算不动产的位置，因此必须非常注重精确的细节，但中国官僚却不必讲究精确。相反地，这些官僚面对问题时，是以抽象来思考庞大的数字，根据他们处理事务的特殊方式，只要沉思默想即可，不一定要具体描述。

　　中国政治哲学的第四个特点，和伪装能力有关。这个要素不但对西方观察家是绊脚石，对成长于这个文化传统下的我们也是一大困扰，因此有必要稍微解释。

　　在帝制时期，中国官僚的问题沉重到似乎无法负担，但他们却有一个独享的优势，是其他地方管理人员所没有的：中国的地位不具竞争力，不论内在或外在而言。当政治体成为天下独大的整体，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就会成为美学和神学问题，不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因此，只要经过共识同意成为真的内容，就等于真实，没有必要引进客观标准。这个信念引入政治时，因人心的狡猾层面而大为兴盛。就本质上来说，通常处理大范围的人类事务时，在真实与激励观众相信的内容之间，很难划出清楚的界线。因此，牵涉仪式、神话、诉诸意志力、依据古人典范而立誓、铭记在心的国家崇拜信念、迷信和合理化机制等一连串教训和惯例，全保留在帝制中国的传统中，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在中国丧失非竞争性的地位之前，不能轻忽这种治国之道的半宗教性质。这样的环境无疑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吓阻追求绝对真理的努力。正如利玛窦在16世纪的观察：中国有学问的人必须容忍大众信仰的虚假。在一张写实的画作中，明代的宫廷画家将皇帝画成近臣的两倍大。即使是今日的中国，也无法完全摆脱各式各样的虚伪。

　　此处的解释最无法说服西方的读者大众。“务实派”的学者有兴趣研究法规、人口资料和食物价格等，却常完全漠视思想史。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认为不相干的事，对本身的研究领域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事先就拒绝相信，更可能产生很大的风险。相反地，这些学者的批评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可能批评中国在某些方面失败，但实情却是中国无意踏入此一领域，或甚至蓄意规避。采行另一极端也有危险。在目前学院的分科情况下，中国思想家被归入哲学的范畴。为达到深度的要求，讨论通常都超越思想家着墨的实际议题。如果脱离社会甚至语言学的背景，很容易在荀子中读出柏拉图，从王阳明中看出尼采。但这种学术研究的价值非常令人怀疑。读者如果想借此掌握中国历史的本质，将会被严重误导。

　　现代中国成长与发展迟缓，官僚管理要负最多责任

　　严格来说，我们无法简单直接比较中国文官管理和西方政府，因为前者已实施两千年，后者的现代化才只是晚近的事。李约瑟博士开始着手分析时，必须始于中国官僚的双重性格，因为对科学的发展同时产生激励与禁止的作用。举例来说，7世纪初期的盛唐是中国历史最光辉璀璨的朝代，而欧洲仍然处在最近仍被称为“黑暗时期”的阶段。雕版印刷不但是官僚沟通和传播思想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有利于凝聚一大群文官的共识，在东方的使用还比西方早一千年，说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从孟子以来的政治经济范围狭小，但不见得显得落伍，尤其和欧洲文艺复兴前的封闭思潮相比。

　　但我们如果想用今日的观点来严格审视中国文化，就无法避免以下的问题：在战争与和平的艺术上，中国竟然落后西欧。说来讽刺，失败的源头来自明显的成功。中国政府和社会无法适应环境这一特点，必须往上追溯自很早就完成统一大业。帝制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不同于希腊各城邦、罗马帝国、封建时代的欧洲或甚至德川时代的日本。中国过度强调中央集体与单一的管理，地方机构和民间管理少有发展及成熟的机会。最后中国就像是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巨大的官僚体制，底下则是庞大的农民人口，组织结构毫不复杂，无法与本身的规模相称。

　　虽然有相反的批评，但官吏对民生的关怀不能说不是真心诚意。在帝制历史中，我们看到积极而持续地提倡农业，几乎已成为永久的政策。在每一个朝代开国之初，帝制政府总是忙着从事农业重建工作。土地、种子及牲口都分配给流离失所的人民。新的灌溉工程动工，鼓励人民开垦。有时政府还倡导特殊的农耕技术和改进的农具。但毫无例外的是，目标都是扶持小自耕农，因为他们才构成帝制时代的同质经济基础。保护他们家园的努力有时成功，有时不然。同样的，廉价货币以铜币的形式出现，从纪元前就已开始，一直使用到20世纪。在宋代，每年通常铸印二十到三十亿枚硬币，有一次还创下五十亿枚的记录。但最后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太多持久的商业技巧，也没有太多重要的商业法。无法累积资本持续成为趋势，再加上机制的缺乏，是中国人生活水准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赖文化凝聚力来维持政治稳定，本身无法成为在本质上扩展国家经济的工具。我们不需要魏复古博士提出“管理效益递减法则”，二十四史中已有许多记载。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在英国研究中国历史有何意义。我认为搬到剑桥完全是就事论事的安排。有时我发现周遭的稀奇古怪很是可爱有趣。但我不曾察觉，这个有趣的地方不但修正我的史观，而且因此修正我的人生之路。

　　我记得，1972年初遇李约瑟博士时，他带我去吃晚餐。餐后抽抽雪茄的他带我参观院长室，我们谈了一回后，转到K-1研究室，他给我一串钥匙，简介他的归档方式和书籍在书架上的排列方式。等到谈话告一段落，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他陪我去市场坡等公车。我们互道晚安，我自然而然伸出手来想握手感谢他，但他却显得不太自在。

　　“我们这里一年只握一次手，”他嘟囔着道歉的话：“剑桥显得很正式，但其实一点也不正式，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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