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7)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7)

　　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何种结论？这许多矛盾背后有何逻辑可言？为了概述局势起见，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和美国的大学院校相比，剑桥的自主程度高很多。剑桥历史悠久，因此有权追求大半由自己决定的方向，当然也不能过度强调这种理想状况，因为剑桥本身毕竟仍面临严重的问题，起因于规模的膨胀和财务吃紧。但其不成文法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规则在没有修改前一律有效。这种双重性质让剑桥可以务实到极点。过夜的游客将发现，我们在历史书中读过的许多文化因素全保留在此处，包括维多利亚时期的纪律，爱德华时期对阶级的自觉，有时又穿插着费边学社的社会主义路线。时期更早但无伤大雅的是许多中世纪的流风遗绪，马克思主义分子无疑会称之为封建残余，事实上也没错。

　　但英国的保守主义并没有一套严格的外框，反而存在于社群生活的关节纽带之间。保守主义之影响触及社群生活的外表，使其色调更为鲜明活泼。保守主义成为价值观的宝库，推动过渡时期圆满顺利。在这样的气氛下，学者所享有的行动自由相当充分，有时还大于美国的同行。这些规则即使显得随心所欲，但数量却少得出奇，而且通常对个人的影响并不大。剑桥的各学院还有一大优势：公共任务大都由大学来执行，各学院就可以发展各自的特色。由于有二十三个学院和更多的科系，无论有意无意，都不太可能达成任何形式的稳固控制，因此地方分权得以确保。不过，深思熟虑的观察家却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各学院必须维持一定的古老形式，才不会发生认同危机。

　　抱怨无可避免会常出现。如果特别研究员身兼政府或产业的顾问，可能被批评为出售学术地位。如果他们不关心钱的问题，又会被指为生活在象牙塔中。但整体来说，英国学界设法让他们的研究单位像知识分子的共同辖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美国大学通常比较像工厂，太注重大量生产、规格化和创造可以交换的零件。英国的汉学家人数不及美国，但却没有公然表示关切：学习亚洲语言只是为了亚洲的战略价值、中国历史一定要依有利政府政策的方向去诠释。崔瑞德在剑桥担任中文教授时，他就成为整个领域的权威。他可以对大学生开讲语言课程，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博士班学生。即使他自己被公认为中国中古时期的专家，但他可以指导清代社会史的论文，甚至民初时期的军阀现象。教授是终身职，即使他的领域只有几名学生，也不必担心地位会岌岌可危。只要大学生能设法通过优等考试，就不必被迫听教授上课。就美国的观点而言，李约瑟博士的例子一定显得非比寻常。他接受的是生化学家的训练，大半辈子却忙着写中国历史的书。事实上，就我所知，还是20世纪单一个人所进行的最庞大工程。而他却从来不曾担任过剑桥的教授，也不曾待过剑桥的东方学系。

　　于今回顾，客居剑桥的这一年间，李约瑟的大胆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事实上其中毫无秘密可言。他的性格部分解释剑桥本身的矛盾：一个具有如此保守背景的大学城，居然可以产生如此多具备原创力的思想家。原因相当简单：学者照理应当加强自己的纪律，而且毫无疑问是属于传统类型的纪律，这样他们才能熟悉最基础的工夫，直到熟透为止，就可以逐渐发展不合常规的作为，借此打破传统，设定自己的标准，展望未来能有所突破。相对于美国汉学家的惯例而言，英国学者有遥遥领先的优势。美国学者虽开口闭口谈学术自由，但在大西洋这一岸的我们却深深觉得，绝对不能尝试前人没试过的事。在英国的制度中，你几乎可以尝试任何事，但不能与传统对立。不过，如果你言之有物，传统是可以修改的。

　　在剑桥研究历史的另一项微妙优势是，这个大学城本身就住在历史中。正如柏克（Burke）所说的，“一个由短暂零件组成的永恒实体”，这个大学社群比较愿意考虑时间的纵深。我后来向此地的几位朋友提到，中国两千年帝制时期可以当成一个单位来处理，没有人大吃一惊。李约瑟博士就已做过类似的事。他研究中国科技的各种层面，时间从公元前绵延到最近数百年，并已来回往复推究数次。他自己的二十四史中夹了各种颜色的纸片，是数十年来的钻研成果。

　　1972年冬，靠近年底的某一天，我们在剑河散步时，我终于向他建议，为了总结最后一卷的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他或许应该研究主要参考资料。我犹豫了一阵子才提出建议，因为多少有些冒进。到当时为止，我们一直处理次要参考资料，包括相关主题的一些已出版资料，以及他的朋友和同事提供的“线索”及建议。想法相当多，但没有一些包含足够的资料，足以证明中国数千年来为何和世界其他地区有如此大的差异。但我提到我们应重读二十四史时，他非常高兴。“那是唯一可以找到资料的地方，”他表示同意。

　　多年后，我才了解，这个决定影响我有多深。

　　中国的帝制时期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可以说是由八或九个主要朝代、数十个小朝代所组成。二十四史并不是一本论二十四个朝代的书，而是二十四本不同的著作，有些将数个朝代合并讨论，有些彼此间的年代重叠。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并没有包括在内。这些作者大体上受限于在现代之前的观点，但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由于本书是已经编辑过的主要资料的合集，因此向来被中国历史学家视为基础中的基础。书的总厚度大到令人生畏。李约瑟的殿本可以塞满一辆轿车。我回美国后，买了一套现代重印版，共七万六千八百一十五页，分成两百三十三册。

　　我还没有从头到尾读毕二十四史，也不建议现代学者如此做。在早期史书中收纳天文学和数学的基本知识，但只强调现在很难站得住脚的主张：历史应该广纳所有知识（就技术上来说，现在绝对不可能做到）。史书中对无数贞洁妇女的描述，只会对研究特殊层面的社会历史学家有意义。史书中的词汇、参考书目和时间表呈现古代中国学者特别形态的有条不紊。对我们来说，这些材料只适合参考，不能研读。也就是说，相当部分的页数应该撕掉。

　　运用这一大堆资料时，还有另一条捷径。我常用的方式是将现代中西方学者的论文和摘要当成参考指南，其中通常会涵盖一两个朝代。他们的引文常常是很好的索引，带我进入二十四史的原文。我对明代的知识也让我保留一些自己的判断。我希望借此方式在绵延不断的海岸线上建立一些滩头堡，逐渐将据点相连结，持续往内陆推进。

　　此外，二十四史中还有十二篇所谓的《食货志》，指点出影响民众生计的政府财政。这些食货志的水准不一，其中还包括很多错误的描述。但据我所知，唯一研究这十二篇食货志的中国学者李剑农教授，曾出版一本选集，共分三册。他的方法是老派作风，没有系统，不过对后来的学者来说，仍可以省下不少功夫。在这十二篇食货志中，经过注释翻译的部分包括英文的四篇、法文的一篇及日文的一篇，崔瑞德教授的唐代管理专书算是其中之一，我自己的税制专书也可以算是属于这一类别，涵盖的明代刚好有和田清（Wada Sei）教授的日本翻译注译。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仿佛在茂密的森林中开出一条小径，只要把现有的地点和路径相连即可。

　　在剑桥的其后八个月，我就进行这两件事：将滩头堡连成一线，并且在丛林中开出一条小径。研究报告放在李约瑟的档案中。但我回美国后，也重新检视对二十四史的研究发现，试着简化观察所得，以便将讯息传递给一般读者。我的心得包括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中国由于很早就统一，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佃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两千多年。研究中国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看出背后的强制性因素。然而，缺乏实质的中间阶层向来是根本上的弱点。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义、沉湎于伪装等现象，都肇因于在数字上无法管理的局势。如果没有掌握这一点，我们也很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在接下来的八到十页，我将依帝制各朝代顺序解释此一立论。由于我的个人经验（见下两章）及在《纽约时报》读到艾德温·麦克道威尔（Edwin McDowell）的《新闻检查可能采取间接的形式》（Censorship Can Take Indirect Forms），我必须和读者共同破除一些错误的念头，才能推广以上的概念，原因不只是在于意识形态，也在于技术层次。我的方式是直接引述古籍以建立主题，这已经引发许多汉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坚守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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