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英国(8)

剑桥，英国(8)

　　即使在70年代的英国，社会阶级仍不容轻忽。我的房东太太说英国经济很原始时，只是开玩笑，毕竟英国制造全世界最好的航空引擎、跑车和各种电子产品。英国也生产许多一流品质的消费品，包括羊毛衣饰、威士忌、烟草、饼干和糖果等。伦敦仍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黄金市场和保险业获利惊人。乡间有许多宅邸和公园，由于维修得当，仍然壮观气派，不过有些因为经济考量而交由公众信托。问题在于财富的分配，依20世纪的大量生产标准来看，这个问题益形严重。由于英国人工充足又廉价，个人服务仍然很便宜，美国游客因而享受到种种便利。另外一项衡量社会不平等的标准是教育制度。

　　大多数的英国有钱家庭会把子女送到私立学校或请家教，以准备人生的重大考试。这项“十一岁特考”是十一岁生日以后考的试，以决定儿童未来要念的学校。GCE（一般教育证书）考试分成普通（O）、进阶（A）及奖学金（S）三个层次。除非青少年能通过这些关卡，否则绝对进不了大学。公立学校分成“两派”，文法学校调教精英，“中等现代”学校则教导十多岁的青少年学习职业技巧。改革派人士建议废除这种二分法，却引发抗议风潮。反对者在全国性的大报上主张，如果所有的儿童都“过度教育”，国家将欠缺劳动力。这些议题和主张不会让知识分子心安，他们可能寻求激烈的解决之道。结果，英国的左派分子和其他国家的激进分子可能大不相同。依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比较像是现在的费边派社会主义分子。

　　然而，李约瑟博士虽然喜欢谈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本身却不是马克思信徒。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感也许比多数人想像的复杂。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认可所有的作为，而且有时很不高兴别人的论断。这些人认为，一旦李约瑟替中国说话，立场就应该始终一致，甚至应该替红卫兵的行为辩护。在他的演说和文章中，有两点很明显：他认为中国人是值得尊敬的民族，应该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他还坚信，中国为求脱离停滞状态而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路线不但是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办法。关于第一点，很少人不同意。但他很早宣布第二点时，当时并没有太多人具备宽阔的视野，可以分享他的智慧。我们花了好些时间才了解个中因由。

　　我无法说院长和我每次意见都相同，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由衷的情感和期许。他在著作中宣称，共产党的接管是个幸运事件，因为新中国也许可以避免西方在工业革命初期所犯的所有错误。在19世纪初，小女孩被绑在大箱里到地底运送煤矿；小男孩超时工作，导致眼力受损，身体变形；据马克思说，伦敦的面包师傅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一思及此，你或许想同意他的说法。但我虽已勉强承认，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军事上的成就，我的思考方式却不相同。我认为，在20世纪中叶，我们应该可以表现得更好。

　　然而，我和院长共事，发现良心负担大为减轻，因而觉得欣慰不已。能亲近如此杰出的人物，真是一项殊荣。在我一生中，我第一次觉得，不论我做什么，成果都很正面、很有建设性。回忆数年前，我必须和学生讨论共产党占据中国时，心中不免进退维谷。如果指控共产党靠诈欺诡计获胜，无异畏首畏尾，掩饰自己逃离战场的怯懦，隐瞒自己寻求现代舒适生活的自私。但如果照本宣科，称赞毛泽东的胜利纯粹是正义战胜邪恶，又觉得像生吞金鱼，而且还保证余生的每天都要多吞一尾。身为皇家学院院士、英国学士院院士、虔诚基督教徒的李约瑟能肯定我的想法，让我既喜悦又兴奋。我认为，我们可以强调历史事件在技术上的必然性。中国今日实施的集体主义有其历史根源，其形式或性格可能略有不同，其名称可能是马克思派、激进或其他，但就其本质来说，事件的过程已由历史决定，早已超越我们的肯定或否定。

　　众所皆知，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乡村组织历史久远。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无论哪个年代，整个乡间的组织结构都是为了配合中央集权的官僚式管理。每十户人家组成一个小单位，每十个小单位再组成一个村落。这些单位领袖的产生方式不能算是任命，也不能算选举。他们被迫当差，无法也无能执行逾越传统的任务。他们代表人民，因此不能伸张自己的权利，甚至也不能要求平反冤屈。领导的原则在于集体负责，也就是说，不管是他们自己，或是被管辖的人，只要有逃漏税或怠忽职守的情事，这些领袖都必须向政府官吏负责。整个安排是为了符合管理的方便，没有永久的法源依据。

　　所征收的税因此不能太多，更说明地方政府缺乏深度，在个别案件中可能很高压，但大体来说软弱无能。如果称这些为“封建制度”可以说是名称错误，颠倒事实真相。明显的是，如果这些单位领袖像地方长官或地主管家一样能干又有效率，具有权威及实权，现代中国历史绝对会有不同的风貌。事实上，中国的体系将自己局限在最简单的官僚式管理，鼓励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但对谁都没有太多好处。我在税制书稿中强调此一特色，认为这是中国普遍贫穷的主要原因。我很高兴院长赞同这一点，这番了解埋下日后我们合写文章的基础。

　　在威廉·辛顿的《翻身》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运动针对这种局势。这不能形容成“夺权”，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只能说是在情势允许之下在乡村创造权力基础。打击一些小地主和中级佃农，可以被视为分裂中国广大农民的手段，以便打开空间，让共产党的再造得以启动。这项计划既然已经过非常努力，又已牺牲到相当程度，外加知识青年在情感冲击下而参与，就不能再画地自限为短暂的解决方案，而应定位为持久的成就。身为前国民党军官的我认为，我们毫无争辩余地，因为对毛的计划我们无法予以阻止或修正，也提不出另外的可行方案。这本书对李约瑟博士的现代中国观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也影响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因此我还要再探讨一次。

　　在国共内战期间，两个美国人密切注意时事的进展，得以写出相当于现场报道的书籍。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中国撼动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和当时美国记者的许多特稿没有太大差异，观察层面尚未脱离情感面。作者对国民党诸多抱怨，包括蒋介石的军队有一次将骑兵当步兵使用。每个美国大学生都说错在蒋介石，但贝尔登并没有提出可信的解释，说明蒋为何犯下许多无意义而奇怪的错误。由于我的国民党背景，我的解释显然是不可信的辩白。幸好，我们从辛顿的著作看到敌对阵营内部人士的观点。

　　但《翻身》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美国读者读到“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几次后就觉得受够了，他们并不了解，本书见证如何在向来原始管理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建立下层结构，在这方面的价值就无可比拟。如果置之不理，讨论“共产党占据中国”时就会像大傻瓜，好比不知军用航空的存在就妄言现代战事一样。书内的资料对我的工作尤其有用，因为触及我想探讨的社会经济背景。

　　我们可以从1947年底的长弓谈起，当时地方仍然由社会渣滓控制。但在过去几个月内，共产党的内部阵线面临挫败，由村民的不满即可见一斑。财富充公已殃及中级佃农，没有更多的斗争成果来满足贪得无厌的穷人。村民已厌倦开会。村落干部透过“翻身”而成为大人物，却不知检点自己的行为。他们占用没收来的财产和税负，骚扰村民，有时还对妇女为所欲为。

　　但幕后的共产党不曾放松警戒。1947年年底，包括四个省的邻近区域当局召开会议，讨论和土地改革相关的议题，参加代表达一千七百人，会期长达八十五天。没错，一千七百人和八十五天！会后党组织派访问团到村落。至于长弓所在的县内，有十一个村落受到抽查。在本书第一段，我们得知作者参加的访问团就是十一个之一。华北大学是长弓附近最机动的单位，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访问团中，还包括代表当地人口的干部，但村落中的干部不在其中。这个访问团有权力管理村落事务，让一切上轨道。

　　访问团抵达后不久，迅速逮捕数名村落干部。包括村支部在内的所有现行组织一律停止运作。在过渡期间，访问团本身就充当村政府兼监察机构，监视进一步的斗争和改造。

　　团员有三大要务。首先是完成和矫正土地改革。村落中的地主心态已连根拔起，无法复原。但整个农民人口仍应区分成富、中及贫的等级，被指定的富农应将部分田产分给贫农。其次是组织永久的村落政府。三是训练及检讨当地支部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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