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英国(7)

剑桥，英国(7)

　　但一旦完成破坏的工作，重获自由的国家必须面对实际的问题，也就是重新改造自己，以适应今日的世界。基本的困难在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弹性到随心所欲改变自己。特定的背景基础因素如气候、地理、人口密度、土地生产力、贸易路线等等，再加上人民顺应这些状况的生活习惯，构成我们泛称的“文化”，无法轻易妥协。“协调一致的改变”只不过是模糊概念。上层结构移动而下层无法因应时，其断裂就会引发暴力。必须经过相当时日的尝试错误，才能达成最后的解决之道。以17世纪的英国为例，查理国王被处决后，不确定的时期长达四十年。法国在大革命以后，也经历数十年的拿破仑战争、波旁王朝和拿破仑家族的复辟、共和国和公社阶段。

　　在这方面，这些国家在追求国家重建的路上，并没有从李约瑟的作品中找到立即的建议，学到何者该做，何者不该做。但李约瑟强调，科技的发展需要特定的有利社会环境，就长期的历史观点而言，有些社会经济状况使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影响力也更先进，在某些时期特别明显。由此观之，他所处理的又是共通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认为，领先的国家不应自满于自己的地位，情况可能改变。毋庸赘述的是，在今日一些比较开发的国家，科技的好处基本上回馈到经济，两者的进步一旦变成强制性的地步，可能离人性愈来愈远，正如通尼曾提出的警告，我们可能在过程中沦为奴隶，不再是主人。如何驾驭此一变化，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李约瑟建议，人人都应该仔细研究中国仍在领先局面时的经验。

　　对许多读者来说，中国人被认定发明丝、纸、火药、指南针、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这份名单上，李约瑟博士又增添了弩、马镫、水钟、纵舵、节块施工拱桥、防漏水的舱壁、纵帆式的航海技术、生铁、鼓风炉等等。只要《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作者继续扩充，名单也就愈来愈长。近年来，他的惊人发现已让若干西方学者感到不安。更何况李约瑟博士的文风炫丽华艳，他的书一点都不枯燥无聊。他讨论郑和到非洲时，想像这个宦官出身的舰队司令从船舱凝视大海的场景。在严肃探究自然科学时，他会忍不住在注释中加进个人的回忆，甚至问候失散多年的朋友。书评家虽然畏于其广博，惊于其原创，却不免怀疑起作者的方法论，尤其是将应用科技与科学混为一谈时。

　　其实这些批评家并没有整体评估院长的作品。如果我们综合考量他的所有著作，不禁想像出一个威严的巨灵挥舞学术纪律，作为必要工具，但不打算用来画地自限。思想家李约瑟借此扩大哲学和科学的定义。他一直认为，在有机会听取其他民族的意见前，不应将传统西方标准视为最终标杆。除了他自己投注诸多心血的中国领域以外，他强烈觉得应该有人对其他领域也下类似的工夫，印度文明就是很好的起点。

　　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人或印度人是一切的权威。正好相反，李约瑟会批评中国事务，有时还非常严格。他曾批评，中国传统派论断历史时坚守不变的标准，也就是加以“褒贬”。他认为原因出在中国人没有一套学术标准去区分伦理与物理（他认为这是自然法和自然规律之间的分际），科学因而停留在中世纪阶段，和西方的现代科学大不相同。至于《易经》这部今日西方人仍相当着迷的占卜经典，他认为是“自然珍奇的归档系统”，因为此书将特定属性归诸一些类型的象征之下，借长短相间、正负交错和阴阳组合衍生出归类系统，但两套变数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太多科学基础，就像把active归成A，把zealous归成Z一样。

　　此书的迷人之处在于，其中引用的抽象概念就其附着、传播、分裂和突破的层次来看，显示有一种普遍力量会随周期而移动，可以设计出一套宇宙体系来监测。这些在在提醒我们，无论我们采取什么动作，时机很重要。这位研究科学的历史学家虽然给予本书极高的评价，却没有停止批评分析，还指出中国诗意心灵造成文字方面的限制。李约瑟博士认为，朱熹的二元论与其说是不正确，不如说像是依照爱因斯坦的理论而架构出世界观，却不了解牛顿地心引力和星球运动的研究，因此缺乏数学假设。但他推测，透过莱布尼兹的介绍，朱熹的思考方式可能会影响西方的思想家。

　　李约瑟呈现中国的发明时，运用许多考古证据及从古书复制的插画。他的私人图书馆现在改隶东亚科学史信托（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是他以一人之力，倾数十年心血而成的独特收藏。批评家忽略强调一项特色：《中国科学与文明》这套书不仅文字明白流畅，插图也颇为可观。作者以木刻插图显示钓竿卷轮、火药地雷、现代桥梁的伸缩缝（像两个反转的L钩在一起）、将回转运动改为简谐运动的装置（像活塞杆原理的逆转）等，在历史记载运用于西方之前千百年，已在中国使用。但他同意，近视眼镜可能是从意大利传到中国。他最大胆的主张是，欧洲药剂学到19世纪末期才赶上中国。无论是否有如此大胆的声明，部分批评家仍不肯退让。自然科学知识经验如此丰富的民族，为何在近代的经济生活和公共事务的表现如此之差？实际应用和理论融和之间，为何产生如此巨大的鸿沟？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和作者建立私人交情。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科学可以说从系统性怀疑的习惯演变而来。李约瑟五年来写给我的信显示，他对上述的矛盾也同样困惑。借着自问贴切的问题，他已准备好要提出自己的解答。

　　李约瑟生于1900年。我见到他本人时，他已七十一岁，刚被凯思学院票选连任院长。他原先是生化学家，在1936年遇见鲁桂珍及她父亲前，早已靠一部包含许多册的胚胎学著作建立名声，也荣获皇家学院的院士。多年后，他的妻子桃乐西也因研究肌肉收缩而获得院士的头衔。但他兴趣之所以转移到中国事务，鲁氏父女有决定性的影响。他靠自修学会说中文、阅读中文古籍。1942年，外交家兼日本史学家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爵士建议英国政府，派遣科学使节团到中国，以鼓舞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气。李约瑟博士在皇家学院提名下率领使节团。后来他成为英国大使馆在重庆时期的科学参赞，成为中国陆军军医署及其他单位的顾问，积极参与他们的事务，并曾多次搭卡车旅行，车上还载运散置的活塞环和弯曲的连杆。和靠演绎法起家的汉学家相比，经历过这些情况的合格自然科学家有无比的优势。

　　李约瑟不受限于任何预设的想法，也没有选择性的视野，可以在行程中看到许多精巧的发明，不但中国政府官员看不到，而且一心模仿西方的现代科学家也无从得知。经过长期观察，社会能否适应科学的问题因此浮现。在李约瑟的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认为中国的官僚式管理既是奇迹，也是耻辱。他一再提到，中国从来没有城邦的历史经验。城邦制度的特色在于商人掌权，因此首脑和人手、劳心和劳力、管理者和工匠间的距离就会缩短。我读到这些段落时，感到非常高兴。就我自己的观察，中国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没有足够的“连结环扣”来串连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我的观察正符合院长的立论。

　　至于李约瑟博士身为“左派分子”，必须稍作解释。首先，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对社会阶级抱持正统的维多利亚观点。当我抵达凯思学院时，他父亲的照片仍放在K-2研究室壁炉架上，身着英国红十字的制服，职位相当于上校，以麻醉专家的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虽然李约瑟博士十分孝顺，但父子间的代沟非常深。只有体会两次大战间英国的社会气氛，才能更了解这一切。此外，剑桥无时不自觉到身为自由主义和社会良知堡垒的地位。我决定到剑桥时，告诉一位牛津毕业的英国学者，这位友人以半嘲讽的语气说：“那也不错，是次佳的选择！”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两所大学自古以来的彼此竞争，竟然持续到今日。

　　牛津可说是王室的城镇，剑桥却意识到自己和议会的历史渊源。剑桥也自傲于历史上的杰出校友，例如培根、哈维、牛顿、达尔文、凯恩斯和罗素，全都具备创新精神，不然也有一定程度的不随流俗。李约瑟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长大。在30年代，他们家和一群活跃于政治的科学家时有往来。我非常怀疑他们是否曾相信“科学至上”。科学是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在这方面取得领导地位的顶尖科学家，当然可以就公众事务发表议论。李约瑟也不曾选择保持缄默。我第一次见到院长本人时，他对帝国主义仍然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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