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英国(9)

剑桥，英国(9)

　　理论上，这次任务应该相当简单。事实上，一石似乎不但可以击中二鸟，而且应该可以击中三鸟。访问团只要将村中的一些人家指定成贫农，组成“贫穷联盟”的核心，只有成员拥有投票的特权。其他人必须到小组前陈情，当然无不希望被归成赤贫，因为贫穷已经被视为美德、荣誉和特权。如果有一户被列为“贫农”，就可以成为联盟的一员，所推举的代表有权参加小组会议，听取其他人家的陈情。但联盟原始核心自然希望成员人数愈少愈好。不过，访问团对小组的决定也有相当的影响。案子就这样由“普罗独裁”和“民主中央集权”共同决定。

　　一旦完成分类，贫农联盟就成为核心，和其他农民家庭共同组成农民联会，形成村代表会议的基础。农民联会和村代表会议都有机会重审农民联会完成的分类，之后村代表会议就可以选出一个永久的村政府。这时共产党首开政党政治的先例，将党员交由全村人口来评断。每一个支部的党员必须出现在村民的公开大会上，而且不只一次，必须出席三次。除非这名党员被大众投票肯定，否则就会被党开除。党员举止如果受到村民的质疑，就可能被送到感化所去。整个过程完成后，必须向县级的大会报告，由党书记决定认可与否。党中央当局无法接受的行动路线一定会被批评成“左派极端主义”或“右派机会主义”。

　　实际上，财产的最后分配依照“科学公式”。村民已全是自耕农，开始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每一户人家要算出剥削所得（例如雇用短期帮手所产生的利润）占总收入的比重，如果到达一定的百分比，这户人家就被归类成富农，财产充公。这种削平财产的举动仍然遵照着阶级斗争的教义。幸运的是，1948年7月，也就是《翻身》一书结尾时，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已经在望。华北大学的相关人员撤离长弓。共产党的政策不再是“对剥削阶级施予无情的重击”，而是疗伤及强化体质，追求更有效的生产，“极端贫农路线”已被扬弃。夏天时，党报刊登专文，毛泽东表示要修正“偏差左派”。

　　在长弓，管理体系产生新领袖。这位新领袖的家人在早期土地改革中备受攻击，兄弟也被打死。他实施“爱、保护、教育和团结”的政策，多分一些土地给不足以谋生的家庭，劝无法充分有效运用土地的家庭缴出盈余。农业合作社和公社尚未成立，但过渡期间的工作可以先从互助合作队着手。在局势有所转变之下，辛顿先生可以用乐观的语气替他的书做结论：被动而无知的中国农民也可以受到鼓舞，成为主动打造新世界的推动力量。

　　辛顿先生鲜明的狂热为我所不及，我只希望能有他忍受“主义”的能耐，因为我最多只能接受应该为事实的情况。但是我有和书中不同类型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因此我可以说，除了上述两点以外，作者的描述并无不可置信或扭曲之处。如此的解决之道也许并非我们所愿，但在特定情势下却显得很合理。我从学术研究观点证实，毛泽东的计划已够格成为重大突破，将文化导向的社会转成可以在经济上管理的社会，即使如辛顿所说，任务尚未完成。

　　至于本书描写过程中的道德责任，显然我们的意见大不相同。此处的关键在于，只要一触及人类生活和人性，就不再是社会问题，而是神学问题，因此会牵涉我们的良知。虽然说不破则不立，不打破蛋就不能煎蛋卷，这种话说来容易，但当你视受害者为个人，他们是你的同胞，脸上有痣或眉毛倒竖，呆滞悲哀的眼神偶尔会瞥向你，这时你就无法明确下结论。这一定很难受，否则辛顿为何花上六百多页描述村落里的事件，又引用马克·吐温和法国大革命呢？在我的任教班级，我建议学生除了将《翻身》视为中国现代史的教材外，也可以视为20世纪人类道德处境的教材。

　　中国三十多年前爆发内战时，许多思想家开始思考，事件应被视为偶然的发展？或是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种种情况清楚显示，我们只能以扩大的纵深加以观察。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一切视为历史的技术调适，而且已在中国进行一百多年。我想我们不必坚守内战时好战分子的论调，他们必须加强教义上的偏见，才能捍卫自己的行动路线，因此只能采取短打的做法。也就是说，翻身在中国并不是普通的阶级斗争，而是填补真空的笨拙手法，或说是弥补中国文化传承严重不足之处所投注的艰辛努力。

　　更难的是评断毛泽东的人格。传统中国史家的“褒贬”手法此处无法适用，因为他有许多生涯。历史学家还必须记住，他的妹妹、两个弟弟、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都因为他而横死，更不用说另一个妻子还在狱中。（按：黄仁宇开始写回忆录时，江青还在狱中。）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毛泽东是个伟人，有超强的行动能力和远大的视野。但我不确定他是好人或坏人，是慈悲还是奸诈。就好像我们看古代的名将一样，例如恺撒和拿破仑，我们可能崇拜他，也可能替他难过，但绝不可能视他为普遍的榜样。他是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极端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

　　我抵达剑桥不久后，向李约瑟博士透露部分的感想。“不用担心，”他向我保证：“我们的看法相去不远。”

　　但李约瑟的情绪起起落落。他在不同的场合对我说：“我只希望还有五十年！”他显得不快乐，有些郁郁寡欢。我这辈子已浪费很多时间，累积可观的失败纪录，因此对我而言，他的不满足完全没有必要。在李约瑟七十一年的生命中，他已成为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备受敬重的社会科学家、伟大的历史学家、环游世界的旅行家，而且还是外国奇异文化的诠释家，起先是名副其实的“参赞”，后来是亲善大使，最后更登峰造极，称霸这个领域。他在求学时代甚至没有学中文，现在却是研究中国领域最多产的作家，他没有理由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甚至没有人预期到他会有目前的成就。

　　但李约瑟停不下来。

　　他从1948年开始就投入《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计划。因此，当我1972年出现在他的研究室时，这项计划已进行快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正如鲁桂珍博士告诉我：“我们还只做了一半。”

　　当这项计划宣布时，内容简介指出，全系列共七卷。这个承诺仍然有效。前三卷出版时，完全符合简介的描述，每一卷就是一本书。但第四卷付梓时，由于超过两千页，必须分成三本书，最后一本更厚达九百多页。更复杂的是正在进行中的第五卷，很可能需要印成六本书，才能容纳所有材料。作者必须向读者致歉，说他的作品“成某种形式的等比级数扩增”。但故事还没完。在将印成第五卷的六部分中，第二部分已付印，紧接着的三个部分也在着手中。但第一部分和第六部分却还在最初的计划阶段。也就是说，第五卷的出书顺序颠倒。作者宣称，紧要关头顾不得逻辑，他再度请读者接受他“道家自然的散漫和惊喜”。

　　但随遇而安的诉求却不能用在作者身上，有时他显得不够安静沉着。在此同时，还有一些书评家怀疑，李约瑟博士是否能在生前完成这项计划。事实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如果李约瑟愿意，他大可以把工作交给别人，自己可以放松，享受他的黄金岁月。但对他来说，这项计划是享受，也是放松。虽然偶尔也会有焦虑的时刻，但并不常发生，而且为期也不长。就好像他担任凯思学院的院长一样。他必须主持院务会议，参加仪礼宴会，花去不少宝贵时间，有时他不免抱怨两句，但他显然乐在其中。李约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善于社交的人之一，他喜欢与人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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