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英国(6)

剑桥，英国(6)

　　念过这么多莎士比亚和亨利八世故乡的事迹后，还是有必要到这里来认识寻常百姓。他们一再为天气道歉，似乎错在他们。他们算零钱时算到半便士。他们的外食是炸鱼和薯条。他们安静悠闲，粗鲁似乎与多礼的个性不合。我们担心异国通婚的我们会受到歧视，但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许多老太太原本不苟言笑，但看到小杰夫这个美亚混血儿后自然笑逐颜开，尤其是他学会用英国腔要“冰淇淋”或“巧克力”时。

　　这一切的背后是个不可解的问题：这么一个文明守秩序、亲切善良的民族怎么可能被煽动去征服大半个地球，羞辱一半以上的种族，直到英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同义词为止？

　　对于这个大问题，即使尝试解答也会引发诸多争议。但是，由于问题有很多种回答方法，让人有机会扩展胸襟或是加重偏见。如果你想强调英国是侵略好战的民族，有很多证据可以举证。伦敦本身可以说是战争博物馆，你可以看到纳尔逊的锚和威灵顿的锻铁门栏，还有特拉法加广场和滑铁卢桥，有圣堂骑士修道院和海军拱门。每场战争结束后的确都设置纪念碑。如果你仔细阅读观光指南，还可以找到朝鲜战争纪念碑。

　　身为外国人的我们很难记得，在现代之前，英国常受到国外势力的侵略。我们也很难想到，从宗教改革以来，英国一直担心邻国的入侵：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英国是个以贸易维生的岛国，很难保持孤立，迟早会卷入欧陆事务，或在海外与欧陆强权起冲突。在两次世界大战时，英国起先都希望能维持现状，保持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最后都为求生存而作战。伦敦这个战争博物馆也是盟军中最常被轰炸的城市。

　　然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称霸长达两个世纪，是世界史上特殊的案例。虽然令人心醉神迷，但这样的丰功伟业不太可能再重演。我只能推断，英国结束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后，在斯图亚特王朝的末期无意间开启通向现代发展的秘密之门，这一切纯属碰巧，而非刻意。一般认为，在光荣革命与紧接的王位继承法案之后，宗教议题不再成为争论焦点，而英格兰银行设立与国家债务形成，更使国王无法任意课税。但不只如此，1692年的土地税更是重要的财政改革。1693年矿业皇家法案施行，矿区挖到贵重金属时，所有权不再属于王室，对矿业是个重大的鼓励，而今回顾，这更是对工业革命重要地区的必要法规。此外，约翰·霍特（John Holt）被任命为法院院长，他把用于商业惯例的衡平法应用到习惯法的法庭上。

　　在背景因素方面，英国的土地持有权已逐渐现代化，因此英国早期累积的资本就可以直接承载土地财富，也就是羊毛这个向来是外销项目的主要商品。农业因此能和货币经济同步。更多的圈地法案、收费公路的兴建、依地区不同而栽种商业作物等等，一切都上轨道。这些步骤及对外贸易共同推动一致而强大的运动。英国富商没有理由和欧陆富商一样成为城市中的精英阶级，他们成功融入拥有土地的乡绅阶级，财富得以交换。即使社会阶级因写作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归类方式，但就整体来说可以分成上层的上流社会、下层的守法公民，及中间一群靠自己本事享受有限流动性的冒险家——官吏。整个国家已转换成一个大企业，其简约及扎实足以构成有效率的城邦，但又有相当规模的土地经济和丰富的中古传统做后盾。陆军和海军的威望空前提高，不仅是因为国家需要武装部队，也因为他们的结构能融入新社会。英国因而长期超越对手，其他国家无法达成英国的组织整合状态。

　　英国人建造帝国时，也曾遭遇一些小意外，但他们记取教训，精益求精，却没有扬弃基本的形态。两个世纪以来，一切运作都很顺畅完美。海外扩张增加贸易量，国内改革又适时增加社会接纳累积财富的能力。把这种前所未有的状态称作“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只能说对了一部分。这些泛泛的标签无法涵盖英国人的独特性格：信仰英国国教、土地与海洋并重、对身份很敏感、具备创新能力又服膺传统、有能力采取大胆举动但大致能按部就班和坚忍不拔，因此能把信仰苏格兰长老教派的兄弟一起拖进冒险中，连风笛也没忘记。

　　英国人靠风笛和炮艇征服世界。但英国人不像日本人必须发明“共荣圈”，也不像德国人必须想出“生存空间”才能进行扩张计划，他们打造帝国的过程并没有事先规划，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起初英国人必须为生存而奋斗。以贸易立国的英国人迅速发现，在激烈的竞争中，设立海外前哨站对他们有利，从这个基础出发后，加上英国人具备一流的组织能力，又能掌握科技的优势，因此能压倒贸易路线上的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组织不足以形成有效的抵抗，甚至因结构问题而无法快速适应现代的挑战。结果就是世界地图上产生许多大块和小块的粉红地区，但整个过程缓慢而渐进，即使在扩张的极盛时期，大多数的英国人仍深信自己只是服从国际法。他们的行为一点都不好战，只不过是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中寻求正义的必要方法。英国殖民地管辖者处理当地居民事务时，不也是以人道关怀的精神秉公处理吗？在许多方面不是胜过本土的印度土王、埃及军司令官或满清官吏吗？这种态度屡见于英国的国会辩论中，后来就出现“鲜明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蛊惑说法。

　　然而，这种论调却不能说服地图上粉红色地区的人民，所谓的世界秩序并没有他们的参与。当然，历史向来偏袒组织较好、较能适应现代科技的一方，无关正义。艾佛森警官下令开枪时，就和印度安瑞萨尔（Amritsar）戴尔（Dyer）将军的命令一样，都宣示大英帝国已达到最高水准。在大众传播的时代，被压迫的民族如果还没有掌握足以反击的科技，总是可以诉诸意识形态。这也是今日的世界局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丘吉尔爵士拒绝成为“将国王陛下之帝国加以清算的首相”，但有人愿意。大不列颠应该感谢艾德礼先生，他使英国子民免于承受法国在越南与阿尔及利亚、荷兰在东印度的痛苦经验。丘吉尔的传人艾登却不幸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扮演违背潮流的角色，最后烧到自己。

　　但是，1972年的英国仍然苦恼不堪，需要重新调适，走出过去的殖民时代。报纸报道，爱尔兰共和军抗议英军在伦敦德瑞（Londonderry）一带枪杀天主教徒，还扬言报复。曾在殖民地陆军里官拜中士的阿敏，要求英国“取回”在殖民时期进入乌干达的数千名亚洲人。冰岛单方面宣布领海离海岸五十英里，英国拖网船进入该海域，冰岛海岸防卫船执行命令，剪掉英国船的渔网，嘲笑英国炮艇。在英国，争辩最激烈的话题当然首推是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市场。就我们的观点来看，如果你必须从意大利进口水果，向丹麦买腌熏肉，加入组织当然对你有利。但许多英国人遥想当年光荣的孤立时代，担心会因此丧失独特的认同感。有些人还担心，隆隆作响的欧陆笨重卡车将横行英国安静的街道上。

　　今日，奠基于“白人负担”和“鲜明命运”的世界秩序已一去不复返，但世界仍然分裂，东方与西方之间形成清楚的界线。有的拥有一切，有的一无所有。国家被分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归类成已开发及开发中。换个不同的说法，有些国家组织已调适完毕，可以掌握现代科技的优势，但有些国家则还没做到。对后者而言，意识形态是动员的最有效方法。缺点在于，意识形态只是一套哲学，某种一般的概念，通常只不过是一个牵涉到许多包装的口号，初期可以用来动员革命分子执行任务，如解除外来的枷锁，或推翻古老政权。其一般性和模糊化正可以确保最广泛的参与层次，足以进行破坏工作，不需要精确详细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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