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忆(6)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6)

　　经济，事实上，左右我们的命运。所有的这些报纸都是“便宜报”，除了少数住家及机关订报以外，其他报份都是由报童在街上兜售，每份三分钱。即使读者群重叠，每家报纸也不过只卖出几千份，营收还不够支付员工的薪资，也不够负担从国外进口的油墨纸张。至于广告也只局限于网球鞋、手电筒和一堆分类广告，产生的收入还不足以让报纸的营运商业化。长沙的市民采买杂货和民生用品时，还没有养成参考报纸的习惯。任何游客只要花上半天时间在城里的巷弄走上一回，就可以知道原因。这个省会的商业和工业仍然以手工业为主。在一条专卖木梳的街上，店主、师父和学徒全都在店里，制造和贩卖商品全都一手包，个别的消费者和乡下的小贩挨家挨户讨价还价，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生产纸伞和雨鞋的其他行业。也就是说，沿海城市里制造手电筒和网球鞋的现代产业，对当地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后者基本上以农为主，和外界隔绝。

　　由于经济背景使然，长沙的新闻从业人员是少数的一群。顶层的极少数人收入还不错，其中有些发行人和主要编辑领的还是政府的薪水。在这些人之下，记者和采访主任所得的敬意不及其职务，薪水也比不上工作的价值。在本质上，所有六家日报的全国新闻来源，都是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供应，而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和塔斯社等外电也是透过中央通讯社取得。

　　每家报社还有自己的新闻管道，从而写出让出资者称心满意的故事。除此之外，报纸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恰巧是功能上最不重要的部分：一群穿着长袍的年轻人，其中部分只有最基本的文学技巧，绝大多数是自由作家，尽量把故事卖给愈多家报纸愈好。他们每天穿梭在鸦片窟和妓院之间，不时到政府机关找朋友，看是否能从桌上偷窥到可以刊登的资料。他们最可能屈服于压力和诱惑，有时还用手中的消息作为勒索的工具。范长江认为，找齐这些素质不一的人，要他们保证遵照我们的榜样，这样还不够，我们应该主动接触他们，对他们施行再教育。

　　采取这种做法时，他并没有预见其他人的反应。他自己的报纸《大公报》之所以能赢得学界认可和商业成功，主要因素是总编辑胡政之（也就是胡霖）精明干练。1938年夏天，胡到香港指挥香港版的发行，当时上海版才结束，汉口版交给主编张季鸾。两个人都是军阀时期的政客——新闻记者，看尽军阀的起起落落。在政治上，他们属于政学派，这个精英团体是由在日本念法律和经济的留学生组成的，偏向老派的国民党。但他们希望《大公报》能免除党派的纠葛。他们必须如此，毕竟该报和相关的新闻周刊、通讯社的总报份超过十万份，而且也相当赚钱。当时香港的营运可赚进广告收入，内陆版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大公报》达成中文印刷品从未有过的独特地位，没有理由不持续。

　　过去报社许可范长江写的一切，因为编辑群正确解读当时的政治风向，知道大众要求联合阵线存在。但此时范长江开始质疑个人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检视我们的动员能力，他已经远远逾越战地特派员的角色。不说别的，编辑群可不能把编辑定位的工作交给他。范全力推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更是违反报纸不结党的政策。范插手所有的事，告诉所有记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等于是重整整个新闻处理的产业。他一定要被铲除，而且愈快愈好。胡政之写给张季鸾一封信，就此定案。不过范仍拿到六个月的遣散费，算是财务充裕的《大公报》的慷慨之举。

　　回想起来，管理阶层的举动并不令人意外。比较吃惊的是，推动圣战的记者，本身竟忽略了他行动的广大内涵。对他来说，合理思考就足以达成重大改革。但他除了名声和读者外，并没有其他的政治资本，而这两者都是《大公报》给他的。胡政之和张季鸾不再支持他时，他成为没有喇叭的喇叭手，甚至没有机会向读者告别。他已经被发现和共产党员来往密切，成为党员只是迟早的事。

　　但他至少试了两年当独立人士。他的财务状况不容许他成立新报社，他倾其所有成立国新社（全国新闻通讯社），事实上就是卖特稿的通讯社，陈侬非仍然当他的经理。为了符合联合阵线的精神，他们找来刘尊棋当副社长。刘当时还领中央通讯社的薪水，战后他在USIS当费正清教授的助理。

　　国新社在重庆、桂林和香港设办公室，就像连锁的公社一样。范长江等资深记者辅导新进人员，战地由新成员集体采访。文章誊写在复写纸上，或是用手重抄，卖给各省的报纸及一些海外的中文刊物。幸运的是，在联合阵线期间，国民党的国际通讯服务社和中央通讯社产生利益冲突，因此大力支持国新社成为中央通讯社的对手，并且付出颇高的费用。但即使如此，国新社在内陆每个办公室的成打人员，全都过得艰苦无比。月复一月，他们卷铺盖席地而睡，餐餐无肉已成常态，每个月的津贴只够剪头发和买邮票写信给亲友。联合阵线瓦解时，他们的财源也告终止。各省报纸所付的微薄费用，无法支撑国新社。

　　此外，在新四军事件前，国新社就面临第一宗战争受害者的例子。有一位名叫李亨（音译）的特派员，被活埋在国民党广西地区的冲突区。干下这起令人发指恶行的士兵如果指控他是间谍，我一点也不感意外。当时陈侬非前往新四军占有的地区。新婚不久的范长江则到香港执行共产党的任务，和廖沫沙一起替党报《华商报》工作，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为止。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42年年初，当时我回湖南埋葬父亲。他和妻子都已逃离香港，取道桂林前往共产军地区。

　　我们这回见面自然不比早年的欢乐气氛，就某方面来说，我们都丧失了年轻时的纯真。这个人之前对联合阵线的形成有无比的贡献，现在自己却卷入党内的斗争。我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制服为他送行。我们见面时，虽然我对他保证不想参与内战，但也只能限于我尽量避开冲突区。如前所述，在东北时，我发现自己涉入内战，不论喜不喜欢。1946年初，有一天黄昏我运送三卡车弹药给一二五师。当时走在迎风的路上，在薄暮时分，草木皆兵，敌军不无可能架设路障突击我们、从山丘上丢下手榴弹或是展开扫射。我坐在卡车里，手持冲锋枪，差一点就要扣扳机。当时忽然闪过一个怪异的念头：包围我们的部队，可能正在朋友和同班同学的指挥下，要不然就是曾接受他们的训练和教导。

　　我当时并不知道，在国共和谈时，范长江是周恩来的新闻官，一度待在南京和上海。他满意在共产党内的职务吗？没有理由不满。但身为朋友和读者的我，还是会替他觉得遗憾。在当权政党中高居显位，忙着处理文告和传单的范长江，再也不曾出版像《中国的西北角》那样充满力与美的作品。事实上，在加入共产党的阵营后，他就再也不曾出版任何重要作品。不过，对范孩儿了解够多的我知道，对他来说，文学成就或甚至自我表达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传递讯息的工具而已。对他来说，那个讯息就是中国的解放。如果目的可以达成，不论是透过无名的团体努力或署名的个人，其实都没有差别。无论如何，他的署名是长江，背后的那个作家不一定非得是范希天。

　　我多次想到他时，都觉得他的道德情操比我高尚。同样的形容也可以放在田伯伯、廖沫沙和陈侬非身上。他们都是给予者，不是接受者。每当大我的运动需要集体努力时，他们就立刻去做，很少考虑个人问题。当共产党员一定是在实践他们自身的信仰。他们把我当成年轻的小辈和弟弟，对我慷慨大方。我必须谦虚承认，他们远非我能力所能及。

　　但为求道德上的毫无瑕疵，一定要当烈士才行吗？如果我诚心认为，我个人的小小希望绝对不会伤害公众的利益，又会如何呢？毕竟在十年的国民党军旅生涯，我已几乎身无长物，即使是现在的流亡身份，更是一点都不值得他们羡慕妒忌。如果那些小小的希望对他们并不重要，对我却很重要，又会如何呢？毕竟这些小希望会影响我的情绪感觉，就像恋爱或发笑一样无法抵挡。不成，我无法掩饰我和他们之间的歧异。无论他们怎么想，我很不乐意见到中国自绝于西方的民主体制，只为了随着苏联团团转。在东北的回忆仍然困扰着我，我认为林彪绝对不可能以德服人。

　　我愈想到这一点，就愈觉得道德的有无并非划分两大敌对政党的因素。如果提到道德，原因不过是因为有两套道德标准，个人很难从中选择。每个政党都有其黑暗面，被该党本身极尽淡化，以为不过是危机时不可避免的小缺失，但敌对阵营却认定是蓄意的恶毒。总之，这就是内战前夕的典型心态。

　　密西根有时会突然变天，有一年4月下了暴风雪，还有一年到5月下旬还飘着雪。生活照例会有一些无法预测的因素，可能带来一些不便，因此，我们最好能准备好去迎接。当时我白天轮流当着绘图员和洗碗工，晚上念杰伯·史图亚特（Jeb Stuart）和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待在安亚堡的我，其实正在享受大多数人无法想像的自由。FBI干员不曾再来找我。我没有在任何领域内成功，所以也没有恒产，不过我仍然不做任何承诺。我没有过去纪录可辩护。我取得永久居留权后，并没有申请公民权。在技术上来说，我没有国家。这种无所依归的状态有时让人觉得非常寂寞，然而，超然的态度却让我多少能客观检视自己的生命，希望这种客观将来能让我有资格成为当代中国的史学家。

　　我逐渐明白，中国的内战就像17世纪的英国内战和19世纪的美国内战一样，在第一声枪响出现前，命运就早已决定了。中国的内战不同于美国，比较像英国，因为在20世纪的前半段，中国受到空前的外国压力，同时内在的问题是出在社会结构或体质，无法用中庸之道来解决。

　　为什么不行呢？这是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问过的问题，也是我们扪心自问的问题。就常理来说，蒋介石最在意自己的领袖角色，如果去除党内贪污反动的势力，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一方面，共产党如果可以置身更高的利益之上，就应该减少自己的极端色彩。第三势力就可以受邀来“扩大政府的基础”——借用马歇尔的话。也就是说，中国大可以在自由派的根基上迈向战后重建的道路，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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