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忆(5)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5)

　　他和《大公报》约定好，他视需要到中国的西北省份去旅行，像自由作家一样自订行程，自己润饰文章。这些特稿很快打响了作者的声名。直到当时为止，很少中国人知道那一大片领域发生了什么事。年轻的特派员骑着马旅行，向沿海城市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沿线早已残破不堪；儿童没有裤子穿，在寒风中发抖；税负又高又混乱；到处可见鸦片的种植；负债的佃农半年内要付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高利率。在长江揭发的沉痛故事中，穿插着诗歌、动人的掌故和个人的冒险，之后集结成书，畅销全国。《中国的西北角》在第一年就再版七次。

　　后来发生了一件有利长江的事。共产党进行长征，让他随意漫游的地区一夜之间成为国际注目焦点。他拜访负责征讨的国民党将领，鼓励他们和共产党将领友善来往。当时在国民党的指示之下，报章杂志必须称共产党领袖为“毛匪泽东”或“朱匪德”。范在特稿中首次揭露，年轻的国民党军官事实上对交战的敌人怀着很深的尊敬与欣赏，称他们为徐向前或彭德怀将军。全国正疲于内战，急着和日本摊牌，对这些文章反应热烈，毕竟作者是如此知名的记者，又刊登在如此有影响力的报纸上。范长江和《大公报》对促成联合阵线的贡献，当时并没有被充分认知。特派员也到达他生涯的高点，他专栏中提到的国民党将领，纷纷在一夕间成为全国的英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范担任了一阵子的战地记者。问题在于，国民党军队不断撤退，有时还损失惨重，很难产生足以振奋人心的新闻。然而范仍然运用中国杰出记者的特权，登出了一篇文章《刘汝明该被枪毙！》。刘汝明是西北军阀派系中的一位师长，因为提早自前线撤退，严重危及其他部队。这是发生在中国北部的事。蒋介石当时没有能力处理，他只能处理情节最重大的例子，例如在山东当省主席的军阀根本断然拒绝出兵，而必须要靠战地特派员用民意来审判刘。

　　我在长沙遇见范时，战争已进行第二年，汉口成为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范有个伟大理念：如果所有的报纸从业人员都能团结一致，将战争的讯息视为庞大的圣战，而且人人和他一样仗义执言，单是报纸就可以对我们的战地工作产生重大的贡献。因此从这个想法诞生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这不是新闻公会，不谈工作和民生问题，当时也不打算替任何政党党纲背书，组织理论上是无党无派的，爱国心和良知才是组织仅有的两项目标。所谓学术，就是指联谊会将散发简讯，举办座谈会，提高成员的工作素质，同时提振士气。长沙分会成立时，无党无派的我负责整理成员名单。分会选出的会长陈育胜（音译）是国民党员。在登记加入会员的三十多人中，多年后我只记得我的室友兼同事廖沫沙是共产党员。在全国的组织中，会长范长江无党无派，秘书长陈侬非是共产党员。我们可算是联合阵线的一部分。

　　但我整理完会员名册后，必须申请退出。应该由别人来接管名册，因为我即将离开报纸的工作，进入军校。范长江要我去他在长沙YMCA的房间里见他，希望说服我放弃军事生涯。二十年后，回忆仍然很鲜明。这个人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我从图书馆的六楼窗户往外看，安亚堡的春天来得很晚，大楼间高耸树木的枝枒间，只有一些黄绿色的花苞，空气十分潮湿。我翻阅报纸时，似乎看到1938年闷热夏天的长沙市内任意扩张的黑色屋顶。空间的转换已压缩了时间。

　　范长江很容易激动，干燥的头发略显凌乱。不论别人提议去附近的面店吃面，或是油印一份传单，他赞成时习惯拍桌子。“好，”他会说：“就这么办吧！”那次单独见我时，他却只顾说话，没有用动作来加强他的语气。不过，他的话仍然又急又快。他多多少少预测我的从军生涯是失败。小老弟，不用试了。他是过来人。他曾经亲身尝试过，最后却是幻灭一场。我不过爱做白日梦，不如他务实。

　　但话题谈到如何对战地工作有所贡献时，我们的立场就逆转了。对他来说，虽然接近神秘却很合理的是，有一种听不见的呼唤在吩咐他，这是人人都要听从的声音。他替我分析局势：战争的短程结果很明白，日军会继续挺进，汉口会沦陷。西安和长沙将成为自由中国的两大“基地”，一在中国西北，一在中国内陆的南方，两大战略中心的命运对战争未来的进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既然如此，我没有理由“舍弃”我的“岗位”，这两大中心之一是我的故乡，我又已在城里素负盛名的一家报社中做出一番成果。他希望我继续留着，同时持续在学会分会的工作。依他的说法，似乎一切都有必然关系，因此我必须肩负人类的命运。

　　我吓了一跳，只能采取防卫的立场。我嗫嚅着说，进入军校不是舍弃，而是尽全力付出。但我不能说，如果能从军队安全生还，名声及财富将是成功军事生涯的合法奖赏。不论是形式、态度、风格、个性、习惯或风俗，都不可以如此毫无羞耻地谋求私利，更不能对只认识几天的人直言个人的野心。我也不能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我的心意已决，没有讨论的余地。在此之前，没有人教我这样说，我也不曾听别人对我如此直接坦白。就我当时所知，有教养的中国人绝对不能如此冒昧，不管是开明派、进步派、军人或革命党人。此外，我们的地位并不相当。他是名人，我只是大学的辍学生，不过是游手好闲之徒，我无法说他想利用我。

　　我已崇拜了他一阵子。经过二十分钟的讨论后，我更相信他的诚意。否则，其后二十天所发生的事也足以证明，为了推广学会，他忽略自己的地位和工作稳定。其后二十个月所发生的事，更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不需要等二十年才能评估我的朋友范长江的为人。

　　他的好友称他为“范孩儿”，这绝无贬损之意，因为后来我听到这个外号时，他的新娘也在场，就是沈谱小姐。虽然范孩儿表面上是范小傻子之意，但说时语气亲密，实际上是指他直截了当，心地单纯，而且还多多少少嘲弄他是“大号的婴儿”。天真事实上是范长江的特质之一，他对同伴始终如一的信心更是难能可贵，更何况他曾经历及克服过许许多多的挫折艰辛。

　　不过，我不能否认，他的行事多少有些出于自负。成功已经模糊他的视野，刘汝明事件更加强他的信心。他私下对我透露这件事时，仍掩不住兴奋的口吻。他说，文章刊登后，刘将军大为震撼，甚至愿意提供一笔为数不详的金钱，要求作者在将出版的文集中删掉这篇文章。范当然加以拒绝，他还宣布，没有一个字会被更动。不过，据说他透过刘将军的特使保证，未来他还会去刘的前线观察，如果英雄事迹足以弥补过去的错，他一定不吝赞美推崇。范长江不曾再去刘的前线。但这位战地特派员从此更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就某一方面来说，他做到了蒋介石做不到的事。

　　然而，范长江从来不曾想过利用这种权力谋求私利。他并没有膨胀自我，反而希望能让自己成为起点，建立全国的自觉心。他希望能借着学会，团结西方新闻记者所说的“运作的媒体”。这样就没有竞争，而且也没有利益的冲突，因为新闻从业人员、管理阶层和读者全都团结一致，目标在赢得战争，我们之间的小小差异可以借友善的对话来排除。这种共同努力还应该继续维持，延续到抗战胜利后的重建期。

　　二十岁时的我，理当是处在最佳时机，来想像他构想中不切实际的乐观。否则，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但当时我全心想着自己的个人冒险计划，甚至担心战争很快就结束，以致自己无用武之地。不过，范长江和他那群开明派的记者仍然使我着迷。我们在汉口参加军校的入学考试时，我常花很多下午待在学会租来做总部的公寓，自愿打杂跑腿。我也因此结识学会的秘书长陈侬非。

　　陈是公认的共产党，下狱的时期和田汉差不多，他遭受国民党特务的虐待，以致出狱很久后双腿还很痛。我稍早在长沙见过他，当时他正要去香港求医。在他身上，我看到共产党无名英雄的最佳特质。他总是微笑，对于身体的不适毫无怨言。在办公室里，他处理绝大部分的文书工作，让范长江得以有空参加社交活动，和外界接触。这种谢绝镁光灯和头条新闻的习惯，一辈子跟着他。陈侬非牺牲多年，终于看到他的党当权，但自始至终他仍然是无名英雄。

　　在汉口，这个乐天的人再度付出牺牲的代价。他在香港时，在当地报社找到战地特派员的工作。但由于学会的责任，他到前线的频率不能符合编辑期望。我们到汉口前不久，他写信到香港，希望留在汉口，因为武汉三镇显然是一个战区。回信说，他的支薪资格已经终止，但报纸仍会登出他的文章，当成是自由作家的投稿。一星期后，更坏的消息发生在范长江身上，他被《大公报》开除，既无警告，也无解释。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一定令他震惊不已。“我被《大公报》解雇、扫地出门、开除了！”他大声宣扬。因此，才不过数天的光景，学会的两位高阶成员失去了战地特派员的工作，而此时汉口已准备迎战，每个街角都堆满了沙包。

　　多年后，我把所有消息拼凑在一起后，才知道局势为何非得如此发展不可。

　　范孩儿的问题和我在军中的挫折有同样的源头，我们都进入了一个很广阔的地带，代表上层的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权威，下层则是农民阶级。这个广大地带的社会资源很少，无法让我们据以将理想付诸实现，不论左派或右派都没什么差别。就外表来看，中国的报业已经成熟。长沙这个人口只有三十万的城市，号称有五家规模完整的报纸，以及我们《抗战日报》这家半开大的小报。但谁拥有这些报纸呢？无非是前军阀、政客和国民党的党政组织。只有一家规模完整的报纸和我们这家报纸勉强算是独立的，但我们却有严重的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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