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忆(7)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7)

　　在提出这个问题后，又隔了数千里的空间和多年的时间，我开始有了解答：中国的现实面落后理论层次的理想面。精确来说，中国并没有准备好迎接议会制度。顾名思义，自由派必须引进渐进的立法，以扩大公民权，或是让弱势者也享有经济的特权。因此必须要有选民存在，能够支持这些计划，并且能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来加以施行。这又必须牵涉到可以测量和协调的数字图表。只要中国有一点点可能足以发展这样的机制，内战就绝对不会发生。当我说到社会因素不足时，我不必太努力就可以找到证据。

　　读者这时一定受够了落后五码的唐，但田汉的南国艺术学院和范长江的国新社呢？如果有足以管理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他们得用自己的钱空手创造自己的关系呢？为什么田伯伯必须放弃现代剧场，转而接触帮派和地下组织呢？为什么怀着民族主义立场的《大公报》要在租界港口和香港殖民地维持财务的基地呢？为什么所有的省报都是由政客、前军阀或国民党自己所操纵呢？为什么林彪能在军队里顺利清除都市的影响力呢？更令人好奇的是，共产党的逃亡者面临普天之下的各种选择时，为何向国民党将领朋友寻求庇护呢？

　　说来奇怪，到安亚堡我才初次读到，列宁有一次形容孙中山“天真如处子”。这故事如果在中国刊登，未免失之唐突无礼。但该评语确切揭露，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由派分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像范长江一样，相信自己的劝说能力足以填补本质上的组织漏洞。

　　同样地，在1957年的一个下雨天，我在密西根的远东图书馆发现，毛泽东政府的林业部长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分子。罗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数年前积极主张国民党的自由派改革，结果被当成左派。当时民主同盟被视为进步的组织，被美国媒体厚赞为中国的希望。民主同盟名声大噪，部分原因在于两名成员的牺牲。这两名西南联大的教授由于立场倾向共产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派出的刺客枪杀于昆明。杜鲁门因此很激动，认为蒋介石本人应该负责。在一片刺激和混乱中，中国的内战更被视为道德的竞赛。很少人注意到，多克·巴内特（Doak Barnett）博士曾警告，民主同盟令人失望。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理想色彩浓厚、诚心诚意的人，虽然怨气冲天，但毫无解决问题的逻辑。在巴内特博士访问的成员中，没有一位能对问题提出前后一致的解决之道。

　　原来民主同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结盟，没有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被谋杀的教授之一是诗人闻一多，他和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一样，都在美国受教育，念过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学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学术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们的背景使然，特别讨好那些以概念方法来了解中国的美国观察家。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在这些不幸的中国学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说来矛盾，这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因此许多国民党官员受够他们的偏心和嘲讽，称他们是“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

　　对于为言论自由已付出惨痛代价的不幸个人，为什么我还如此忍心苛责呢？原因还是我们在讨论历史的全面真实。如果把罗隆基和闻一多的故事放在适当的历史角度来看时，我们必须说，他们的鼓吹提供不干预政策的道德借口，因此会得到美国的欣赏，但对中国的奋斗并没有太大的贡献。林彪征召农民为军队，对于那些以同样方式在东北平原对抗林彪的人来说，这些人的影响是负面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以为民主联盟或其他次级团体是内战之外的选择，这样的错觉必须被消除。他们并不是。同情言论自由的烈士是一回事，严肃检验他们的言论内容又是另一回事。除非把其间差异弄清楚，我们将无法看清中国内战残酷无情的性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暴力的内战。

　　了解这点后，我才能继续证实，在加入国共争斗的人士中，只有少数人视之为有利可图的良机，或是以自愿的热情投入。令人产生严重幻觉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选择似乎操在我们手中。但大门砰地关上时，个人只能默默接受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而多数人是由个性和偶然际遇来决定站在哪一边。在通常的情况下，全然投入后才会产生意识形态的修辞，“主义”永远可以被操纵和延伸。个人走投无路及面临控告时，其信念才会加强。共同的主题就是无路可逃。在我所认识的共产党人中，只有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喜欢战争行为。1938年，他常在傍晚到《抗战日报》的办公室，讨论共产党在江西的初期进展。他描述共产党如何处决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张辉瓒将军时，眉飞色舞，脸上浮现满意的微笑。除此之外，我还没碰到不和我们一样关怀人类的共产党员。

　　以我的室友廖沫沙为例，在政治议题上，他有时非常顽固好斗。我从军校毕业后，我们又重逢，话题转到我在军校学到什么。我说，为了要攻陷有壕沟保护的位置，步兵营必须给自己三个小时的时间：步兵班必须克服敌军轻型武器的有效射程，也就是两千码的距离，而意外情况可能随时发生，拖延是无法避免的，从敌军抢来的地点必须重新安排以利我方守卫，军队要休息和补充装备。如果上述种种作业无法在白天内完成，情况将令人不安。他不为所动。但我谈到作战时太重视程序，好像照着食谱做菜。“太有破坏力了，”沫沙说：“几千名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居然用多年的时间来学这些东西。“我那一刻就了解，他先是个人道主义者，才是革命分子。

　　我不需要哲乐将军来提醒我，内战会拆散家庭。沫沙的岳父熊觐玎先生是《新华日报》的经理部长，也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儿子，也就是沫沙的妻舅熊笑三少将，则效忠国民党。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统率蒋介石第两百师的精锐部队。

　　个人转换政党的例子不计其数。我向十四师报到时，我们的参谋长梁铁豹上校就曾经是共产党人士。陈烈中将也是，十四师就隶属于他率领的五十四军之下。我到印度时，驻印军的委员是盛岳少校。他不只是前共产党员，还是所谓的“二十八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其中之一。这一小群学生曾在苏联受训，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

　　即使是对特务产生僵化印象（让人想到德国的盖世太保），也不能道尽所有相关人员的特色。在新四军事件后，我曾见过一些特务佩服和尊敬他们所监视的共产党人士。他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有个性、有毅力的人物。

　　将这些因素都纳入考量后，我们不禁好奇：为何会如此呢？为何会发生处决囚犯、活埋囚犯、无数的折磨与报复、当街暗杀异议人士、驱使无数的农民兵到机关枪射程内的野蛮战术呢？

　　对于内战时的滔天大罪，我们可能无法辩解、合理化、补偿或甚至道歉。如果假装一切都没发生，就怠忽了历史学家的职责。历史学家只能想像，在野蛮残暴的背后，是下级官吏的恐惧、害怕、愤怒和紧张，他们必须执行或回应劳力密集型态的革命。这是人类社会的彻底重整，是空前的经验。

　　不过，就技术层次来看，不难将内战相关事件解释为正在成形的历史。如果去除情感的牵绊，我们可以轻易看出，历史出现了僵局，而内战正是突破。一切都已形诸文字，念历史的学生只要摆脱传统架构，例如以二十年为小循环，一个朝代为大循环，经济和法律分开的学科区隔等等。内战是大熔炉，本质上一定有一些长期因素在背景运作，而这些相冲突的因素并没有刚好落在我们的学院分工之中。有了这个概念后，我慢慢发展出自己解读历史的方法。多年后，我和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合作时，我们开始标示出中国历史的“技术诠释”论。

　　中国在20世纪初面临的问题太过复杂，还涉及太多层面，无法一项一项列举并比，等待一套综合的解决方案。通尼（R.H.Tawney）在半世纪前（1932年）综合许多当代学者的意见，提出这些问题令人困扰的面向。首先，前端的需求非常惊人。人口必须加以控制，必须提倡公众卫生和大众教育，以免工业化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制造出一群身心皆病的贫民。在正常的情况下，农业发展将强迫人民储蓄，成为工业化的财源。但在中国，农业人口本身就面临很大的压力。通尼检视过这个事实：在中国，一块土地有承租者及拥有者，因此就分成优先权与殿后权。如果一律将承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并不是实际的解决方案，因为忽略了佃农问题的地区差异和内在复杂程度。资金的缺乏更是扰人的问题，农地信用需求只能靠政府资金来纾解，但中国政府没钱。新兴产业必须依赖政府扶持，没有能力提供多余的收入去服务腹地。外国人也帮不上忙。替中国着想，并不是外资银行和制造商的设立前提，这些机构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弱点才成立的。地理问题更使得中国的困境雪上加霜，沿海区域和外国贸易的好处远大于和遥远内陆交易。

　　反过来说，现代运输工具无法及于内陆，原因是无利可图。无论如何，商业只有利于社会的现代层面，后者也是强势的一方。商人如果有较充裕的资本，消息较灵通，组织较严密，那么较不开发地区的佃农生产者受害更大。在其他国家，产业劳工的生产力提高，可以拉高农人的工资。在中国，农业劳工的收入微薄，产业劳工的薪水连带遭殃。经济欠缺突破，政治又不稳定。总之，这些问题和工业化的努力相关，但反而造成工业化的失败，甚至完全避开工业化。问题盘根错节，即使协调呼应的大计划也无能为力，还没有一套经济法则可以适用于所有区域的所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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