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安亚堡，密西根(8)

安亚堡，密西根(8)

　　朱将军和我从叶山回东京时，也正是我们闲聊的时刻。如果他要在乡间招待朋友和贵客，通常会在前一天晚上抵达。有时代表团成员的妻子会担任女主人，她与先生也会先到。我必须带领司机开车去接客人，载他们到会场。回程时多半是周日午后，我会坐朱将军的车子，和他聊个数小时。他已经当了二十年将军，却代表一个即将流亡的软弱政府。我想他一定觉得生不逢时，浪费才干。就我所知，蒋介石的长期新闻官董显光就有同样的感受。他们最难忍受的是，被才识远不及的人侮辱耻笑。有一次，我对朱将军说，我可以完全体会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已当了七年的上尉。第二天，他颁布命令，令我十分尴尬：他将我的薪水调高成少校等级，也就是每个月多出五十美元的津贴。

　　但我要强调的重点在于，个人的优点无法和命运的安排作对，这和《天空中的赌场》主旨相去不远。我举了参战的朋友、同学和相识的人为例，我还告诉将军日本人在东北的情况，他们一度是天堂的选民，但一夜间发现一切化为乌有。我看到他们在沈阳空寂的街道上辛苦跋涉，推着装载微薄家当的小车，向收容所报到，车上挂着白色的小旗，标示着军团和目的地。每个人身上只要有超过十五美元的物品，就会被没收。他们悲哀的脸显示出幻灭的梦想和消散的野心。后来我听说，有些人想到还要回到已成瓦砾的故乡时，不禁悲从中来，于是翻过遣送船的栏杆，自沉于黄海。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要向日本人学习的地方。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强的使命感，才能领导一个颓废丧志、士气荡然的民族呢？大部分旁观者自然而然会站在胜利者的一边，不去理会失败者。即使到1949年，这样的势利仍然盛行于日本。有一次，代表团收到日本童子军全国协会的邀请，到日比谷公园参观童子军全国大会，办公室里没有人要去。我邀请一位成员的女儿同去，看童子军比赛搭帐篷、挖坑洞、快速生火煮饭。但我们被安排在大出意料之外的位置，被指引到两位日本绅士的旁边，正如我次日向朱将军报告的，他们穿着“急需干洗的燕尾服”。

　　显然地，在邀请函被送往外交圈后，美国陆军只派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前来与我们为伍。我们又发现，离我们不到十五英尺远的主帐篷内，坐着天皇和皇后。在我们右边的另一个帐篷内，只坐着两位穿着学校制服的男童。我的同伴忽然想到：我们应该请他们在我们的节目表上签名。不过说得一口好英文的皇宫内臣说，天皇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传统。不过，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引见我们晋见天皇夫妇，也许天皇愿意和我们握手。那时我们仍然想说服他，说天皇非常勇敢，已经打破许多传统，如果内臣愿意一试，也许天皇会同意。这位内臣一定觉得我们无可理喻，于是就走开了。

　　最后我们错失了晋见天皇、和他握手的机会。不过，我们的确取得其他人的签名。希望邵海伦至今还保有明仁皇太子的签名，因为他显然就是下任天皇。至于李亲王，我只能说他觊觎朝鲜的王位。至于那两位衣着陈旧却正式的绅士，原来就是松平康昌侯爵和幣原喜重郎男爵，连朱将军也大吃一惊。他们看起来穷困却不失尊严，符合克难时期领袖的角色。但是在请他们签名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何方人物。所以绝不能靠衣裳来判断人。也绝不能随便丢弃童子军活动的邀请函。

　　不过，朱世明将军并非不了解现实。他对我透露，如果我们的国民党（那时他和我都不是国民党员）政府既软弱又没效率，却可以维持二十年的政权，那么共产党至少也可以再掌权二十年。至于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如果他们不要发表不切实际的主张，安安静静待个三五年，也许还有希望，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将是关键所在。可惜的是，国民党支持以色列，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敌意，幸好拉丁美洲集团可以平衡他们的票。国际情势如此复杂，美国的立场还是很重要。

　　朱将军虽然不失智慧或勇气，却缺乏纪律和耐心。他认定波旁威士忌是“用马铃薯，不是用小麦”酿的，作为纵饮的借口。他一激动，就决定有话直说。有时他把朋友变成中立人士，把中立人士变成敌人。如果美国人听从官方指示，对国民党政府很不客气，他就非常瞧不起那些人。可是如果是出于信念而诚实发表意见，他反而会尊敬。有一次他邀请一群美国记者吃晚餐。上咖啡时，他训了他们一顿：“如果敦克尔克大撤退后，你们一直讲英国完了，英国的确会完蛋！”但他身为国民党的外交官，却犯了一个无可原谅的罪，居然说毛泽东是军事天才。他指出，毛泽东从不曾放弃中共军委主席的头衔。别人说朱将军很像金日成时，他总是显得很高兴，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像。

　　接近1949年年底时，我们已经知道无法摆脱“叶山会议”的风波。这时我已设法拼凑出所有消息，不过多少还是要靠猜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人员宣布转移效忠对象，引发轩然大波。这时朱将军和代表团的资深官员在乡间开会，彼此交换不寻常的意见。我无法相信那些官员亲共产党，但对美国的愤怒却是一致的，起先是针对杜鲁门—马歇尔政府的态度，其次是美国媒体不断诋毁中国的领导资格。就朱将军的立场来看，所有的人不过是表达个人情绪，因此他从来不曾承认有过“叶山会议”。不过，谣言盛传，驻日代表团要学法国大使馆叛变，提出主张的人据说是法律顾问吴文藻。

　　就常识来说，在东京麦克阿瑟的军事政权之下，要变节根本不可能。吴文藻和他妻子——著名的女作家谢冰心——都是在美国受教育，但他们却毫不掩藏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他们就读东京美国学校的子女对同学说，他们家会回中国大陆去住（他们一年内做到了）。驻日代表团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朱将军因为不在东京而没有与会。一名团员的妻子据说告诉一名外国特派员：“今年我们最后一次庆祝双十节，明年就庆祝10月1日了！”这句话随后登在东京的报纸上，无论是英文或日文。

　　类似这样的消息最后融入叶山会议的故事中，一起传到台北去。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身为职业外交官的副团长沈觐鼎扮演了何种角色。但至少对朱将军来说，沈是告密者，于是撤消他在代表团中的特权，以为报复。官方报告不再送到他的桌上。将军无法参加盟军驻日代表团的会议时，身为大使的沈理论上应代理职务。但朱将军反而指派一个位阶很小的官员去，甚至在外交官名单上都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沈氏夫妇不再获邀参加社交活动。代表团军官俱乐部举办新年宴会时，他们出席，独自坐着，没人理会。我请朱将军不要对副团长如此恶劣，他听了很是生气，差一点当场开除我的随从副官职位。

　　到了1月，台北当局开始认真追究叶山事件，派了调查团到东京一探究竟。更复杂的是，团长是何世礼中将，也就是何东爵士的儿子。何中将和朱将军是雷温乌兹的同班同学，因此同样受教于威洛比。威洛比将军很值得一提：他是德国人，原名是卡尔·维登巴哈（Karl Widenbach），虽然担任麦克阿瑟的情报官达十年之久，但他最骄傲的事却非关军事，而是侦破共产党间谍网。对我来说，他身旁的副官看起来不像军官，反而比较像特务。几天前我才参加他主办的一个鸡尾酒会。我自我介绍，并说朱将军遗憾不能到场，他就告诉每个人：“朱身体不好，派年轻的副官代表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说。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的话提醒我，我不是我自己，而只是别人的影子，而这个影子又是别人的影子。

　　何将军在东京接受一连串的款待，包括朱将军发起的盛大宴会。没有人提起他的来访牵涉到怀疑代表团不轨。但威洛比举办午宴，介绍何将军给情报单位的同事时，却没有邀请朱将军。这种情况非比寻常，尤其想到朱将军的职位和他们之间的私交。

　　朱将军就这样发现自己处境为难。代表蒋介石送生日礼物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是他，不仅如此，当国民党空军侦测到定海岛的共产党军队配有苏联喷气式飞机时，将情报传给麦克阿瑟的也是他。起初麦克阿瑟不肯相信。“绝不是喷气式飞机。”他的口气很权威。朱将军拿出空照图后，他才相信。然而朱将军却被自己的政府调查，当然会被盟军当局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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