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安亚堡，密西根(9)

安亚堡，密西根(9)

　　到那时为止，朱将军已得罪很多在台北的人士。对他来说，外交部长叶公超（乔治·叶）是“小孩子”。即使是CC系位高权重的陈立夫，都曾经从他那里“得到教训”。更不要说汤恩伯，“我管浙江时，他是我属下。”他如此说。事实上，他大可对其他人等闲视之。他们也许认为他古怪高傲，很不合群，可能乐意见他丢官，但他们都不是他的死敌。然而，汤恩伯将军恨他入骨，简直可以吸他的血。

　　这个汤将军，就是曾在上海统帅第三方面军的那个汤恩伯将军。汤仍是下级军官时，受到陈仪将军的提拔和栽培。抗日胜利后，陈仪成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管理失当，对台湾人民残暴，因此下台。共产党军队席卷中国大陆时，国民党政府正要撤退到台湾，陈仪显然毫无未来可言。但国共在沿海对决的最后阶段时，汤还率领数个师。有军阀观念的陈仪想，为何不劝汤放弃无望的挣扎呢？如果劝汤加入共产党军队，他率领的数个师可以毫发无损，在新政权下取得一席地位。陈仪于是写了一封“亲爱的小老弟”的信给汤，坦呈他的计划。汤果然是个叛徒，将信交给国民党高层。陈仪因此被捕，后来被枪决。这封被照相存档的信，后来登在台北的报纸上。

　　汤恩伯对国民党的效忠受到肯定，但他还是要建立战功，才能获得权力。他已丧失他统领的几个师。只有一个方法：征召日本的志愿军。那时国民党深信日本人是良好的战士。如果汤能征募到前日本皇军的资深兵力，加以训练后，和国民党军队在离岛并肩作战，一旦成功，发起人铁定可以获得晋升。在1949年和1950年年初，小群的日本兵偷偷搭小船离开家乡，有些被日本海岸巡逻队拦截，但其他人设法偷渡成功。这不仅违反日本法令，而且也触犯了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策划组织这起行动的人士，和驻日代表团里的某些人声气相通。如果是特务、结党和其他秘密活动，即使是团长也无法完全控制。

　　然而，朱将军破坏了汤的计谋。他正式否认雇用日本国民的政策，事实上等于揭穿了偷渡计划。他如何警告牵涉其中的团员，我无从得知，不过从他们被叫来关起门来开会，我想他无意坐视这件事。在这件案子里，他也和威洛比的C 2保持联系。汤将军所以愤愤不平之处在于，当代表团依照惯例，请麦克阿瑟总部批准汤受中国政府之命访问日本时，事实上反而造成总部拒绝。最后总部来函表示，在目前的情势下，汤将军不宜来访，主要是我们的意见使然。汤已经持有机票，不肯相信有这回事。他还是硬搭上飞机，赌东京的美国人不敢驱逐他出境。飞机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停留了三个小时。在这起小小的国际危机中，无线通讯往往返返，最后这位粗鲁的将军被劝下飞机。但是他极力想摧毁同情共产党的朱世明。如果他为了报复而摧毁他的恩师，他当然不会同情二十年前的长官，而且他现在的官阶并没有低一等。

　　朱将军仍然拒绝接受叶山事件的阴谋论，深信何世礼的报告可以还他清白。春天时，他似乎找到让攻击者哑口无言的好方法。蒋介石已正式复职为总统，希望打破国民党在台湾的外交孤立困境。陈诚将军和吴铁城将军都是由老将转为外交官，被派到东亚各国，谋求成立反共联盟之类的组织。吴铁城到东京时，朱说服他带领我们——他自己、另外一位团员和我——和他的幕僚一起行动。他在台湾的敌人怎么可以指控他同情共产党呢？他在国际反共前线上奋力作战，而且直接在国民党杰出大佬下工作。

　　4月，我们在汉城停留两夜。这次拜访没有具体结论，但我们被飨以国宴，还参观阅兵仪式。令我惊讶的是，数名南韩高阶军官竟然是我的旧识，他们用不同名字加入国民党军队，成为野战级的军官。他们在中国时，我们想都没想过他们是韩国人。汉城的主人盛大欢迎我们，却抱歉这回被迫简陋招待，保证未来“统一后取得北韩时”，一定更花心思来款待我们。两个多月后，北韩的坦克把他们全都赶出汉城。

　　我们的下一站按理说是马尼拉。我们访问菲律宾已获许可，但这时从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紧急电话，要吴铁城和朱世明立刻到台北报到。因为这通电话，我无缘见到“东方之珠”。但在1950年5月，还有比错失观光良机更重要的大事。到台北后，我才了解朱将军案子的严重程度。有一家报纸如此报道：“但既然朱世明敢回来，他一定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多种刊物都提到叶山会议，但没有一家给予明确定义。一家杂志社以朱将军的案子和数年前山口淑子（中国称为李香兰）案并列，让读者更觉复杂。总之，朱将军的媒体关系并不好。

　　我最好不要过度膨胀想象力，来重建朱世明和蒋介石会面的情况。蒋介石和访客的对谈，都已由曹圣芬详细记录。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办公室内数量庞大的记录，包括蒋介石的手谕（接令者只能抄下来但不能保存原件），以及数千份属下必须缴交的自传，将来都可能让史学家吃惊。我想在此建议的是，许多西方人都有错误印象，以为他是独裁者。在朱将军的例子中，结果绝非由蒋一人决定。朱必须和不同部门局处主管面谈，其中包括控告他的人，之后才能达成共识，做出处置。因此我们在台北停留了十二天，到最后一刻才了解最后的安排。

　　不过，我能作证的是朱世明将军的人格。如果错不在他，他绝绝对对不会勉强自己道歉或招认，以求快速开释。相反地，他让那些想判决他的人慢慢等，他凭着信念直言无讳，绝不屈服于任何官阶或影响力。他到外交部低阶官员的拥挤住处时，才真正能放轻松。在整趟台北之行中，他和汤将军的对质最为精彩。

　　两人的会面，是在徐学禹先生主办的晚宴上，地点是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内。徐先生是招商局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两人都认识的友人。他邀请两位将军在公共场合见面，希望借由他的调停，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汤将军肯来，就是好兆头。不过，在晚宴时，依习俗要有一个人当主客，汤依礼婉拒，朱就毫不客气地坐在主位上。徐的助理想介绍两位将军，其实没有必要，他们之前已见过面。两人间的对话如下：

　　朱：事实上，我们在浙江时，你还受我管辖，即使时间很短。

　　汤（语气柔和）：没错。

　　朱：但实际上，你是一个大将军，我怎敢指挥你？

　　在众人怂恿之下，他们互相敬酒，纪念过去的时光。但在鸡肝冷盘和嫩炸猪肉之间，气氛一直很僵硬。徐是这方面的老手，想到一个方法。一桌十来人中刚好有一个相士，在第二道菜上来后，他自动展现他的技艺。他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CC系人，“这个人的脸，”他说，“看起来如槁木死灰，但心里如牡丹花盛开。”这个技巧混合了侮辱与赞美。最后他的性格分析转为人要宽大为怀的道德教训。根据他的看法，汤恩伯不只是位勇敢的将军，而且很有组织长才。朱世明才华洋溢，却不知如何自制，他太受西方侠士风格的影响，对女士比对同袍有礼貌，并不善长中国固有的谦虚之道。等到鱼这道菜上桌时，一切都整理清楚了。彼此间的争议不过是大误解而已，没有人心存怨怼。如果有冲突，也只是性格的差异使然。

　　有一阵子我对徐先生的巧思赞佩不已，他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停战。但我现在认为，在缺乏正式法律管道的环境下，在其他国家可能动用军事法庭或国会调查，在中国一定要在酒菜之前以具约束力的仲裁来解决。相士事实上诉诸自然法则。否则，一个人如果面如槁木死灰，心如盛开牡丹，相士如何能预知他的可能作为呢？就面相学来说，不必提及叶山会议或征召日军。而且人格评断还让汤将军多少获得道德胜利，或多或少弥补他被日本拒绝入境、从飞机上被拉下来的丢脸处境。

　　我们起飞前三十小时，才知道朱世明获准离开，但并非全身而退。他回东京后必须递出辞呈，其他就不予追究。我们要出发到机场的那天早上，出乎人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电话，蒋介石想见朱世明。在此之前，朱将军一直很镇静。最后关头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引起了相当的震撼，他的额头和耳后冒出了几滴汗珠。难道解决方案被推翻了吗？难道在蒋介石办公室有更凶险的消息等着他？比被迫辞职还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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